二、创制西夏文雕版印刷，开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先河

西夏重视本民族文化，在建国之初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西夏文，并用西夏文翻译、传播中原地区的经书、兵书、类书等著述，同时也记录了本国的历史、文化，翻译、刊刻了卷帙浩繁的佛经，繁荣了西夏文化。

西夏王朝在继承中原地区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开创了西夏文文献的印刷。现已发现的西夏文刻本有译自中原地区的经书《论语》，兵书《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史书《十二国》《经史杂抄》《贞观政要》，类书《类林》以及劝世集《德行集》等。

更重要的是西夏刻印了很多西夏王朝本身的西夏文文献，如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官阶封号表》，类书《圣立义海》，蒙书《三才杂字》，谚语《新集锦合谚语》，多种《诗歌集》，劝世文《贤智集》等。

刻印出版数量最多的是西夏文佛经，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维摩诘所说经》《大智度论》《慈悲道场忏法》《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圣大悟阴王随求皆得经》《大寒林经》《佛说圣佛母般若心经诵持要论》等。西夏刻印出版的佛教著作中有显宗经典，也有密宗经典；有的译自汉藏，有的译自藏文，有的还是西夏人自己编著的著作。

这些刻本西夏文文献，很多是西夏刻字司刻印，有明确的署名。例如，西夏文本《类林》在卷四末有题款“乾祐辛丑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刻字司印”。《圣立义海》题款记“乾祐壬寅十三年五月十日刻字司更新行刻印”。《西夏诗集》中《赋诗》《大诗》《月月娱诗》《道理诗》卷末题款记为“乾祐乙巳十六年刻字司头监……御史正番学士未奴文茂等、刻字司头监番三学院百法博士座主骨勒善源、执笔僧人刘法雨”，其中《月月娱诗》卷末记“乾祐乙巳十六年四月日刻字司属”。可知以上几种书都是刻字司刻印。又知前述刻本的刻工姓名与西夏文刻本《论语》《六韬》《三略》的刻工姓名互有相同，这些刻工大约都是属于刻字司的匠人，以上几种刻本书籍也应是刻字司刻印。《音同》跋文中有“遂设刻字司，以番学士为头监，雕版流行于世”，可知《音同》开始也是刻字司刻印。这些都是世俗著作。仁宗前期刊刻出版、由皇帝批准颁行的《天盛律令》是西夏官修重要法典，也应是官刻。宋代法律也是官修、官刻，不准私人刊印。估计《天盛律令》也是刻字司镂版印刷出版。

图版2 乾祐十二年刻字司刻印的西夏文《类林》

辽宋夏金时期，以契丹族为统治民族的辽朝创制了契丹文，以女真族为统治民族的金朝创制了女真文。后世也出土或发现了不少契丹文和女真文文献，但至今尚未见这两种民族文字的印刷品。西夏应用雕版印刷，不仅大大提高了西夏文文献的使用、传播的效用，还开了少数民族文字印刷的先河，使少数民族文字登上雕版印刷的舞台，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令人欣慰的是，西夏还保留下十分稀见的木雕版原件。早期雕版对印刷史研究有重大价值，印刷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早期雕版十分关注。因为雕版版片本身附加着特殊的重要信息，如雕刻、印制、补改、板框、栏线、质地、纹理等，具有更为特殊的学术和文物价值。

然而存世的早期木雕版寥若晨星，至今唐代的木雕版尚未发现一片，即便作为被学界视为雕版印刷繁荣时代宋朝的木雕版也如凤毛麟角，十分稀见。现存宋朝雕版仅存三片，皆为1919年出土于河北巨鹿淹城遗址。而其中真正的印刷文献的文字雕版仅有一件，今藏于美国纽约市国立图书馆的宋代佛经雕版，推断时间大约是宋大观二年（1108年）。同时出土的另两件木雕版入藏国家博物馆，皆为绘画雕版。

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文物中就有保存完整的木雕版6块，今藏俄罗斯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中4块是西夏文字雕版。这些都是西夏时期的木雕版，推断约为12世纪遗物。这4块西夏文雕版的发现使中国早期文字木雕版数量增加到5块，打破了河北巨鹿文字木雕版一枝独秀的局面，并且为12世纪文字木雕版增添了新的文种，而且在4块西夏文雕版中，有3块完整无损，一块保存过半，品相优良，系文字雕版的上乘之作。

图版3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木雕板《佛说长寿经》

更使人惊喜的是，1991年维修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时，在塔的天宫中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木雕版。在该天宫的槽室内散置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这些木雕版几乎全部过火炭化，变成残块。其中最大的两块是长13厘米、宽23.5厘米、厚2.2厘米；长10厘米、宽38.5厘米、厚1.5厘米。在一个宏佛塔的天宫内发现这样多西夏文的经版，反映出西夏雕版印刷的兴盛。

图版4 宁夏宏佛塔出土西夏文残雕版

这批残木雕版大多残损过甚，且为反字，更难以释读。现已知其中6块分别为《释摩诃衍论》卷第二、第三、第五、第八、第十。《释摩诃衍论》共10卷，推断西夏时期已从汉藏翻译并以西夏文雕版印刷了全部10卷。

西夏大量木雕版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亮点和重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