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小窗一夜听秋雨——重读杨绛《干校六记》
吴方
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家，多坐了时辰，朋友留饭，说是要请我尝尝他煮的鱼汤。不一会儿，鱼汤端上来，据说有他老家潮州的风味，名曰“乌梅鲤鱼汤”。一尝，果然别致，很清淡，有一点儿酸味，又说不出别的感觉，只能说“很鲜”。我说自己从未这样地吃鱼，我们吃鱼，或烧或蒸，总要加许多调料的，因此味道浓而不清。这可以说是不同的口味，不过，有了这一回的经验，觉得清淡也很好。我还想起“君子之交清淡如鱼汤”这句话可作这一餐纪念，只是自己却搞不来，可见又不仅仅是“清淡”而已。
浓郁更好，还是清淡更好，很难说。这也像写文章，读文章，各有各的风格、趣味。只是要好而又是清淡的好，似乎更不容易些。所以有人谈艺术：好的清淡，大抵浓而后淡。譬如写字，先临这临那，着意这样，琢磨那样，写到一定境界，烟火气少了，出之自然，当然也有功夫化在里面。另有一位朋友指点我看帖，我看有的字写得并不太美，近于拙，也似漫不经心，朋友却说好，好在没有烟火气、去掉痕迹了，却有内力。
打住闲扯，就说七八年前，读过的杨绛先生的一本散文小集《干校六记》。书很薄，也没写什么大事情，如果拿这个做理由，也可能解释掉何以印象不深。不过，这其实同口味浓而单调时的不认鱼汤，差不多。那时读书，自己总爱念叨狄德罗的一句名言——“请震撼我……”，未免把“载道”“言志”都看得过重些，也过于表面了一些。最近，趁闲时重翻了一回《干校六记》，却淡淡地起了些兴味，也许是头上又添了几根白发的缘故吧。
《干校六记》算不算得上正式的散文？好像作者、编辑者都未派定过。钱锺书先生的“小引”也没提这事，只是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注：搞运动）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另外，作者在结尾时也不过只说：“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此作六记。”话都说得十分安静。一个不过说，不妨把“六记”当作“大背景中的小点缀”来着，一个也不过讲，虽然经验难得，究竟还是从琐事中来的。这一份并不做意激扬文字来借以表达什么的心情，便在这“六记”里淡出淡入。其实并不一定是文章要怎样写才好的问题，更多地在于笔下所透出的风度。这一种“非正式”的散文，正如一些本不一定有意为文的“回忆录”“札记”“书信”“日记”，往往有特别的价值，有亦文亦史亦令人有所感兴，间接增加点儿经验、品品世事人生的价值。
这么一说，在刊物、报纸上专写专发的散文，却往往大部分带着做文章的痕迹了。文章未尝没有做得好的，但我觉得，似乎还是以不冠冕堂皇的散文——如《干校六记》——更得些散文的真谛。真山真水虽然不免平平常常，犹胜人工庭园一筹。我们看好的风景画，很少有画北京颐和园、北海一类的，便知道这并非偶然。
到今日，算起来已是回首二十年的事了。知识分子下“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们这一代人也都赶上了。那一股股旋风一样使人身不由己，茫茫然东西南北，如一场奇怪的、不知何来何往的“梦”，也只是现在回忆起来有如此的感受，而当时，如《干校六记》所记的，更多的则是“运动”中人的一种准机械状态。说是有“先知先觉”者来教育“后知后觉”者，而且是体脑并作的“再教育”，其实大多数人又处在“不知不觉”的状态里。《干校六记》写到“下放记别”，真是太平淡了，然而恐怕正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别无选择，也容不得想到什么选择，一切变得很自然，甚至反常与正常的区别也消失了，尽管“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她写道：“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忧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番’的‘滋味’。”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开车，先自走了。
下面又有一段“送别”，是送别人：
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注：俞平伯先生）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送别”，大约是文学作品中颇有文墨可施的一种情境。不过，我们只好说，在这儿没有“诗情”，实在是时代所特定的一种“送别”，虽然在一种“机械的确定性”中，人还是难免有感情，哪怕是被压抑着：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北京。
用句老掉牙的话形容，这么记，该是真实的，不仅用不着使假，也不用加油添醋，平实、平易。但也不是无味，叙述表面情境时，似乎内里有些难以言传的愁怀。譬如作者说她给已经先期下放的钱先生运床：“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一件小事的点缀，如果和大背景联系着，那么小事可能意味小事以外还有些什么，平实之中总有些蕴藉了。可惜这往往又不能解说清楚的。
把《干校六记》翻下来，还是觉得所记事情过于平常，尽管分别名之为“记劳”“记闲”“记情”“记幸”“记妄”等。那种日子无大意义，正是芸芸众生的际遇，有些小风波穿插，也不过“杯水风波”而已。正如作者自言自语：“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细的见闻，飘忽的随感。”
——我们收菜，“有一位老大娘带着女儿坐在我们窝棚前面，等着拣菜帮子。……”
“我就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
“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
“我见过他们的‘馍’是红棕色的，面糊也是红棕色；不知‘可好吃哩’的面糊是何滋味。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可好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
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偶见闲闻、风土人情。但有一件也确在淡淡述说中带着沉重。
——“我远远望着，刨坑的有三四人，动作都很迅速。有人跳下坑去挖土……后来，下坑的人只露出了脑袋和肩膀，坑已够深。他们就从苇席下抬出一个穿蓝色制服的尸体。我心里震惊，遥看他们把那死人埋了。”
“借铁锹的人来还我工具的时候，我问他死者是男是女，什么病死的。他告诉我，他们是某连，死者是自杀的，三十三岁，男。”
“冬天日短，他们拉着空车回去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荒凉的连片菜地里阒无一人。我慢慢儿跑到埋人的地方，只看见添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谁也不会注意到溪岸上多了这么一个新坟。”
死者的具体情况，死的原因、后果都没有说，也许根本就不能知道也无须考查，就那么连马革裹尸也没有就埋掉了拉倒。这种微不足道的死，如果说有些残酷无情的话，其残酷无情还在于人已失去对残酷无情的感觉，“无事的悲剧”总是比“有事的悲剧”更令人震惊，平静的叙述也总是比大声疾呼，更令人嗟叹。
平实地写，写平实而琐细的事，没有贯串的讲解、交代，也没有多少议论、感想，《干校六记》的这种风度，我想，大概本之于由一种比较特别的生活（后人也许将不会明白“干校”是怎么一回事）本色状态在文字中呈现，其效果与用文字来刻画、渲染生活远不一样。它使我们看见或者重新回味，普通人受环境和时代宰制的那种顺波沉浮的状态。在那种生活里，缺少中心，缺少有意义的冲突，甚至缺少有价值的奋斗牺牲、苦乐悲欢，但并不意味着人是自在自由的，是在田园牧歌里，相反，倒是一幅普通人无力改变其命运的写照。他们（按照《干校六记》的说法也可以叫“我们”，即在干校里待下去，又看不到出路的人们）克服不了他们的环境，只能无目的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命运在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悲剧，只是人生的讽刺。
“大背景的小点缀”，钱先生说得不错。想到这对闻名中外的学者夫妇，在干校里咫尺天涯，欣幸着“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那景象不禁令人莞尔。有家回不得，虽然这个“家”，过去能抛下（解放前夕许多人都往国外跑）而终不忍抛下，这个“家”的概念，在钱先生内心，又不仅是人情的、物质的、地理的——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书也好，像这一类的其他细节也好，都算是小点缀，但它们和大背景或者说整个的环境有着或浅或深或明或暗的联系。联系多为因果的，然而意图和结果之间，前景与背景之间却往往隐含着讽刺性的差距。《干校六记》是纪实的，却也因此而带有荒诞、反讽的意味了。
《凿井记劳》与《学圃记闲》都写了作者和同事们在干校的劳动生活，打井，种菜，条件很差，人却也不怕苦地干，总也奋斗了一个寒暑吧。可是——“过了年，清明那天，学部的干校迁往明港。动身前，我们菜园班全伙都回到旧菜园来，拆除所有的建筑。可拔的拔了，可拆的拆了。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临走我和默存偷空同往菜园看一眼告别。只见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连那个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只剩了满布坷垃的一片白地。”
这段记叙，让人想到，莫不是“局部的合逻辑，整体的不合逻辑”，“部分的有价值，整体的无价值”，“表面的有意义，实质的无意义”吗？人类生活常不免处处都有荒诞的土壤。
也许，曾经确定无疑的意识，在真实里却遭到嘲讽，也许，唯一确定无疑的正是在所谓真实里有许多东西不是确定无疑的。
《干校六记》写道：“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垄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一些读来略让人心酸的小故事，当局者可能是非曲直各有解说，但只有放在一个大背景中来看，才能从荒诞中有所理喻。《干校六记》中的《“小趋”记情》写得最有温润气息。那只小狗虽然不免有“吃屎以求生”的狗性，实在也最通人性，这样说，本身就有点儿荒诞。然而“小趋”的无可奈何被抛弃，还是引出了人的苦涩幽默：
默存和我想起小趋，常说：“小趋不知怎样了？”
默存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了一堆大粪了。”
我说：“给人吃了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
据说，被讽刺的人和事，往往是能力、意识却不如我们的人和事。这话恐怕只说对了一半。有时讽刺——如《干校六记》的讽刺倾向——却是不免要把“我们”也包括进去，也就是说，身临其境的话，我们又何尝能逃脱大环境的宰制，逃脱自我讽刺？据说，“干校”作为已逝的“新事物”其主要效果之一乃是提高了所在地方的物价水平。作者在离开干校时自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毕竟，这一份感慨也寄存在人生纠葛着的真实与荒诞里边，好像一种人生等式，加减乘除了一番，得数是零。
有人提出，中国的散文有“感伤”与“达观”两种传统类型。大致而言，一个有我一个无我，一个执着、进入，一个超脱、静观，一个浓郁一个清淡。这也是两种人生态度、审美态度。这么说，我们且不厚此薄彼，可说杨绛先生的散文是属于“达观”类型的了。《干校六记》的取材立意之不拘于微末、平常，已先给予初步的印象，更能说明其心理态度的，则是整个叙述的平静从容。尽管本可能引起“对反常的抗议”和“悲悯心”的地方，却也并不特别使力，都安静过去了。甚至记到女婿的自杀，也不过几行字，简略交代：“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不过，这只在我们不相干的人来看，是“冷静超脱”罢了。“悬想人情，遥体事态”，回到往昔那个大环境大气氛里，这一切又能怎样？正如钱氏夫妇在干校里所过的默默承受的日子，这一切说是达观也罢，总归意味着“回到生活的本来样子”。同时，平静里未始没有更深沉的抗议。
说到达观，也许同杨绛散文中的中和气氛有联系，也就是说记人述事，散散淡淡，没有极端的冲突或者说“戏剧化”的倾向，不是没有矛盾，没有戏剧性，但不到危机的严重程度。杨绛先生前年出版的小说《洗澡》，读了，也感到有这个模式，恕我不例举了。除了前面说过，生活可能本身就这个样子，没有多少戏剧高潮与英雄角色，还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是可以在潜台词中去寻找的，她不用都说出来。说得越多以至于太爱耳提面命，未必效果就一定好。
当然，由所谓“达观”，返回来看《干校六记》，也不觉会想到作者与其作品之间是否产生着某种“超脱”的人生态度，以面对纷纭世事与无常的命运。是否真的超脱了？怎样才算超脱？我都很难断定这一点，以及“看透”与仍然有所执着之间，同样不容易非此即彼地说清。积极还是消极，也难以以此来判断作者的心理态度。但是我觉得“阅历”即历史的学习和感受，是一个影响因素，爱好自然、人生以及了解它们的兴趣，还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情怀，也是影响因素。于是有“平常心”、有了悟。我这样看《干校六记》的静观人生，倒也不相信那已是一种出世的道风禅意。换句话说，态度的基点可能在于：尽管历史的局部往往是不合理的，而历史从整体上说又是合理的。这似乎是个矛盾的统一，既不悲观也不乐观。
正因为如此，也很难说《干校六记》这样的散文就一定是“达观型”的，它又何尝不有些感伤在里面——“我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一个孤寂的归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就是如此。”
平静里有着抗议，讽刺里有着同情，自慰中有着自嘲……都是有些矛盾的，然而也确非“达观”两字所可尽括无遗。这大约也正是《干校六记》这类散文很难给它归类入选的缘故吧。闲来多话，只能称为“不定式散文”。
杨绛先生比钱锺书先生小一岁，今年该望八十寿了。杜甫有云“老来渐于诗律细”，正是极美好的意思。希望着还有《干校六记》一类可记可观的文字，给我们读书之乐。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