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1034—1043）

景祐元年（1034）三月，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满，怀着对嵩山、伊水的无限依恋之情离开洛阳。五月，回京待命。其时，曾当面顶撞过枢密使王曙，但还是被推荐召试学士院。六月，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镇南军节度掌书记、任馆阁校勘。馆阁校勘的职责是校核、整理馆藏的皇家图书，落实到欧阳修身上，就是仿效唐开元四部（经、史、子、集）预修详细书目。乍看起来，整理古籍无关宏旨，实则“因其校雠，得以考阅，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上执政谢馆职启》）。欧阳修被选入馆，在学术上得到了深造的机会，《新五代史》的拟意编纂也始于此时。但在生活上，他却连遭不幸：景祐二年七月，妹夫张龟正病死襄城，九月续弦杨氏又以疾卒。屡受打击，使他“心衰面老”、“瘦骨清如冰”，但他并没有一头栽倒在故纸堆里，而是仍然执着地注视现实，遇有不合理的事情，总是挺身而出，直陈己见。这年冬天，御史石介上书触怒仁宗，幸亏枢密使王曾从容解救，才幸免于难。欧阳修不知就里，贸然上书责怪御史中丞杜衍不敢仗义执言。信的内容思辨缜密，恳切感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守正刚直的个性。

石介的旋辟旋罢，在那个风云瞬息骤变的政治舞台上还仅仅是一段小插曲，北宋朝廷两派政治力量角逐的大幕正徐徐拉开。一边是以吕夷简为首领的守旧派，一边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革新派。如果说明道二年围绕郭皇后的废留，他们之间的冲突已揭开了序幕的话，那么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向皇帝进献百官图，则可算是他与吕夷简之间的第一次正面较量。

先是，范仲淹刚从苏州应召入京，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旋知开封府。鉴于当时官吏进用多出吕夷简私门。仲淹干脆呈献百官图，指出百官进退“不宜全委宰相”。吕夷简于是怀恨在心，后来利用仁宗征求迁都问题的机会，诬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又对他所进“帝王好尚”等四论恼羞成怒，当着仁宗的面污蔑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但仁宗最后还是倒向了吕夷简一边，范仲淹被谗落职，贬知饶州；同时又采纳侍御史韩渎的建议，把范仲淹“朋党”、“越职”等“罪”张榜朝堂，以警百官。十天之内，范仲淹、余靖、尹洙接二连三遭到贬黜。右司谏高若讷也随波逐流、推波助澜，非但一言不发，反而私下诋毁范仲淹“狂言自取谴辱，岂得谓之非辜”。这就触怒了嫉恶如仇的欧阳修。他全然不顾朝廷“戒百官越职言事”的诏令，写下了传诵千古的《与高司谏书》。高若讷读过后，就将信交给仁宗。仁宗盛怒之下将欧阳修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令。短短十二天之内，四位朝臣相继被逐，朝廷上下，一时阴霾弥天。唯独西京留守推官蔡襄写了《四贤一不肖诗》，赞许范仲淹等四位贤者，直斥高若讷不肖。欧阳修在《与尹师鲁第一书》里写道：“盖已知其（高若讷）非君子，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可见这时欧阳修已不再是倒冠落佩的洛阳才子，而成了以古文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斗争的干将了。

范仲淹、欧阳修等与吕夷简一伙的首次较量是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宋王朝政治生活中一个重大事件。它是“庆历党议”的前奏。

贬谪夷陵，时值大暑。欧阳修带着老母寡妹匆匆离京，沿汴水，渡淮河，溯江而上，赶赴贬地。他在《初出真州泛大江作》诗里记述了旅途的艰辛。在这场主持正义的政治斗争中落得如此结局，心情当然无法平静。当他读到李翱《幽怀赋》时，不禁“置书而叹”，把自己读后所激起的忧国愤世的激情写入了《读李翱文》里。由开封登舟前往贬所，一路上先后受到石介、田况、余靖、杨察、许元、滕宗谅以及异母兄欧阳等亲朋故旧的盛情款待。尽管如此，抵达江陵建宁县时，欧阳修收到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殷勤致意的来信；将入峡州境时，知事朱庆基又率僚属“远郊迓之”。这一切都使他喜出望外，“遂无逐臣之色”。

到了贬所，他就给难友尹师鲁写了一封信。信中特意道及与余靖相见时的一席谈话：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之戚戚文。师鲁察修此语，则处之之心又可知矣。

对韩愈被贬后的患得患失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并以此自诫，与友人互励。作者宁折不弯的骨气，由此灼然可见。

夷陵因西北有夷山而得名，滨临大江。地僻民贫，古称荆蛮，仅有一二千户，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蛮乡言语不通华”，住房条件极差，与繁华富庶的汴京和洛阳相比，真有霄壤之别。好在时任知州的朱庆基来此后，经过一年悉心整治，城市环境已稍有改观；且对忠而见谤、被逐到此的欧阳修深表同情，日相劳慰，不时燕集，同时还特意为欧阳修在官舍旁盖了高敞明朗的居所。为此，欧阳修写了《夷陵县至喜堂记》，刻石藏之于壁，以表谢意。身处逆境的欧阳修勤于职守，谨慎办事。公余之暇，取架间陈年公案反复观看，发现其中枉直乖错不可胜数。其地文化落后，诤讼甚多，田契不明，官书无簿籍，吏曹不识字，简直不像是官府衙门，因而深感有整饬吏治的必要。他进而清醒地意识到“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以后，他与学者谈话的侧重点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先前“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转而为“多数人吏事”（《能改斋漫录》）。这种经历对欧阳修日后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的目光也因此由统治集团上层投向了地方以至民生疾苦。

在夷陵期间，与欧阳修过从最密的有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推官朱处仁以及不求闻达、以博学孝义著名的何参处士。与他仍保持书信往来、诗歌唱和的，则有许州（今河南许昌）法曹参军谢伯初，一次从远道送来一方古瓦砚及近著诗文三轴，欧阳修有诗、信答谢外，还为谢伯初的妹妹希孟写了《谢氏诗序》，又在《古瓦砚》诗里借题发挥，表达了他对选拔人才宜重实用的看法，并流露出对朝廷当时用人徒务虚名的不满。

上司的关切、远近新知旧雨的照看给他带来了温暖和快慰；夷陵宜人的山水景色，更为枯燥的贬谪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欧阳修在此期间一共写出了20多首记游诗，其中有《夷陵九咏》、《戏答元珍》等名篇。当然，此时心境与在洛阳时已大不相同。“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西陵长官头已白，憔悴穷愁愧相识”（《代赠田文初》），字里行间都不免流露出一些人生的伤感。然而作为政治家，欧阳修毕竟胸襟开阔，目光敏锐深邃，总能找到某种慰藉来驱散心中的郁闷：“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即景抒情、托物言志之作时或有之。《至喜堂新开轩手植楠木两株走笔呈元珍表臣》诗云：“不向芳菲趁开落，直须霜雪见青葱。”歌颂楠木，也体现了诗人自己不趋时争胜、坚贞不渝的品格与节操。它如《黄杨树子赋》的弦外之音，也很耐人品味。

景祐四年年底，欧阳修由夷陵移光化军乾德令。谪居夷陵首尾才一年多。时间虽不长，收获却不小。“经年迁谪厌荆蛮，唯有江山兴未阑”（《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所作诗文或展示夷陵民情风物，或倾注对夷陵依恋之情，或抒发迁谪之感，约有四五十篇，为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探索经旨方面，他先后写了《易童子问》、《易或问》、《春秋论》、《春秋或问》、《诗解》等。本着“务究大本”、“不过求圣人之意自立异论”的原则，大胆地提出“一人之见”，遂开“舍传求经”的一代新风。根据《春秋》褒贬义例编纂《新五代史》，也从景祐四年元旦开始启动。由此看来“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随园诗话》引庄有恭诗句）。这话是很切合实际的。

乾德（今湖北老河口）离京师稍近。第二年三月，欧阳修离开山城到任。与夷陵相比，这里饮食医药条件优越得多，但自然景观和文化氛围却差多了。因此，心情并不舒畅。明年春，梅尧臣离京出任襄城县令，刚好谢绛要到邓州赴任，于是两人相约先到邓州与欧阳修相会。乾德去邓州只有百来里的路程，三人如约，在邓州、乾德之间的清风镇会面，一起“乘馀闲，奉樽俎，泛览水竹，登临高明，欢然之适，无异京洛之旧”（《与谢舍人书》二）。可惜十天之后三人就各奔前程了。

六月，欧阳修复旧官、权武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明年（1040）春，作者由襄城到达滑州（今属河南）任所。先是，西夏主元昊称帝，与宋、辽争衡，宋军兵败延州三川口，西部边庭告急。仁宗迫不得已，任命范仲淹为龙图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担负起指挥对西夏作战的重任。范仲淹想奏请欧阳修担任掌书记，不料被欧阳修拒绝，理由是不好四六，“惧无好辞以辱君命”。不过，他对范仲淹所肩负的重任还是关切备至，在答书中特别提醒范仲淹要广罗人才。

事隔不久，欧阳修应召回京，恢复馆阁校勘职务，重操旧业，编纂《崇文总目》。这时恰好梅尧臣也正滞留在京，两人曾有短暂的相聚。虽然曾有越职言事、得罪权贵、贬谪外放的经历，欧阳修回京后指陈时弊的勇气和锐气却仍不减当年。他抓住朝廷当时“尽除越职之禁”、广开言路的机遇，呈递了长达四千余字的《通进司上书》，从分析西部边事入手，就改善和强化防御能力献计献策，提出“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项建议，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使西北边地的形势得以根本改观。

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崇文总目》编纂成书，改集贤校理。欧阳修居清要之职，他的非凡才干很快就被宋祁发现。宋祁递状向朝廷举荐，由欧阳修知制诰，接替自己。可是当时吕夷简仍权倾朝野，此议未能付诸实施。

庆历二年（1042）五月甲寅，仁宗下诏三馆臣僚上封言事及听请对，欧阳修递呈《准诏言事上书》，面对“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危难局势，条陈内外交困的根源乃在于“三弊”、“五事”的严重存在，并提出解决的唯一办法在于皇权独揽、朝纲独断，矛头直指吕夷简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这份奏议与随后范仲淹他们提出的庆历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前人有评：“通达国体，洞悉事机，于汉可方贾谊、晁错，于唐可近魏徵、陆贽。”（《欧阳文忠公文选》引顾雪畴评）茅坤说：“欧公经略已具见其概矣。”（《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九）只是当时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视。这份奏疏所表述的政治、军事主张，实为其所作《论按察官吏札子》、《论按察官吏第二状》、《再论按察官吏状》、《论军中选将札子》、《言西边事宜第一状》等文的最初张本。与前此所作，如评论西夏战事的《通进司上书》和揭橥诱民、兼并、力役三弊的《原弊》相比，论述更为全面。于此可见欧阳修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

原先，“吕夷简当国，人莫敢抗”。唯独右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富弼“论数事倾之”。于是，富弼被吕夷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这时宋王朝回击西夏进扰正处于相持阶段，吕夷简乘机打发富弼出使契丹议和。欧阳修洞察其奸，认为富弼是当朝重臣，不宜出使，并为此上书朝廷。结果与陈三弊五事一起，被大权独揽的吕夷简扣下不报。作者眼看在京无所作为，加之贫困所逼，乃自请外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