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转宦州县（1047—1054）

庆历六年（1046）春，王安石结束了签书判官的任期，离扬州赴京师等候新职。不久，他被调任为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庆历七年七月，他到达鄞县上任。从庆历七年（1047）到至和元年（1054）的这八年，是王安石两任地方官、转宦州县的时期。

鄞县地处东南沿海，地理位置重要，为明州治所。王安石在鄞县三年，政绩十分突出。史载他在鄞县兴办学校，荐举人才；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宋史》本传）。王安石到鄞县后不久，了解到当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百姓一遭旱灾就无法可施的情况，就向上司建议趁当年百姓丰收之余暇，“大浚治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上杜学士言开河书》），并跑遍鄞县境内的十四个乡，劝督农民疏浚河渠，修建堤堰等水利设施。为了让经济困难的农户也能及时耕种，而不受豪强的重利盘剥，王安石决定在第二年春季，将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这些农户；约定到秋收之后，让他们加纳少量利息赴县偿还。这样，县府粮仓的存粮也得到了以新换旧。王安石的这些措施，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与称赞。鄞县农民鉴于连年频繁的旱灾，都乐意听从王安石的劝督去兴修水利，使鄞县的水利设施有了很大的改观。

在鄞县期间，王安石还与心仪已久的改革派领袖范仲淹见了面。皇祐元年（1049）正月，年过六旬的范仲淹出知杭州。王安石闻讯后十分高兴，他依例先上了一状求见：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乐郊，引舟将次于近圻，敛板即趋于前屏。瞻望麾戟，下情无任。（《上范资政先状》）

范仲淹对王安石的文名和政绩也有所了解，他会见了王安石。从王安石所说的“矧鄙不肖，辱公知尤”（《祭范颍州文》），可以想见两人见面时相知相得的情形。这次会见，对王安石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为此先后写了《上杭州范资政启》、《谢范资政启》。在这两启中，王安石对范仲淹的道德声望作了极高的颂扬，有“伏惟某官，道宗当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庙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还大政，以泽含生”（《谢范资政启》）之语；并对自己能有机会得到范仲淹的关照觉得非常荣幸。几年后，当听到范仲淹于皇祐四年（1052）五月在调至颍州途中卒于徐州的消息时，时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的王安石十分悲痛，满怀激情写下了《祭范颍州文》。祭文用四言韵文的形式行之，长达448字，是王安石所作祭文中最长的一篇。王安石在文中对范仲淹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祭文以强烈的感叹起笔：“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以“一世之师”、“名节无疵”对范仲淹的地位和一生行事加以评定，并成为全文的基调。随后，文章循着范仲淹的生活轨迹，对他在各个时期不同职位上的政绩作了精炼的概括和热情的褒扬。对于范仲淹未能尽其才干于政事，王安石深表惋惜，认为他的逝世是国家的巨大损失：“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王安石坚信范仲淹的精神会永垂不朽：“其传其详，以法永久。”范仲淹的人格理想及其倡导的庆历新政，给王安石以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十几年后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就是继承和发展了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的改革精神。在王安石一生所写的众多祭文中，本文是为后人评价很高的一篇。文章将叙事和抒情融为一体，既概括了范仲淹的一生事迹，又褒扬了他的政绩品行，并寄托了自己的沉痛悼念之情，言辞激昂，感情沉郁。明人茅坤评曰：“荆公为人多气岸，不妄交，所交者皆天下名贤。故于其殁而祭也，其文多奇崛之气，悲怆之思，令人读之不能以不掩卷而涕洟。”又曰：“范公为一代殊绝人物，而荆公祭文亦极力摹写，涕洟呜咽，可为两绝矣。”（《唐宋八大家文钞》）

皇祐二年（1050）春，王安石鄞县任满，再次回临川。对于生活了三年的鄞县，王安石充满了留恋之情，其《铁幢浦》诗云：

忆昨初为海上行，日斜来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东山和南湖是鄞县的名胜之地。几年后，王安石还在诗中回忆旧游之地：

最思东山春树霭，更忆南湖秋水波。三年飘忽如梦寐，万事感激徒悲歌。（《忆鄞县东吴太白山水》）

在鄞县期间，王安石还有过一个女儿，他称之为“鄞女”。早在庆历四年（1044），王安石扬州签判任上时曾回过临川，与表妹吴氏结婚。吴氏生有三子二女，除一子一女早夭外，尚存长子王雱、次子王旁和后来分别嫁给吴安持和蔡卞的两个女儿。早夭的一女就是“鄞女”。鄞女聪敏伶俐，很得父亲的喜爱。不料，出生才十四个月，鄞女便于庆历八年六月因病夭折了。王安石将女儿葬在鄞县，含悲写了《鄞女墓志》一文。离鄞前，他再次去祭扫了女儿墓，并含泪写下了《别鄞女》一诗：

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

王安石年方三十，却觉得自己已像一个衰弱的老翁，充满了忧伤。他深感自己事业未成，故屡有叹老之语。今夜一别，从此与爱女各在东西，难有再见的时日。这不尽的悲痛，都体现在“死生从此各西东”七字之中。这首小诗，充分展现了王安石深于情的一面。

在临川住了一阵后，王安石于皇祐三年（1051）春再次赴京等候差遣。按旧例，在进士考试中名列前茅的人，做满一任官职后，可以用呈献文章的形式向朝廷申请参加馆职考试。馆职是“馆阁职事”的简称，指在中央的“史馆”、“昭文馆”、“秘阁”等机构中担任的职务。这是当时被人引为荣耀的清要之职，是通向上层权力机构的捷径。从唐代以来，士大夫做官一直重内轻外。王安石却不这样认为，而是恬然自守，愿意做地方官，办点实事。早在淮南签判任满时，他就没有申请参加馆职考试，这次鄞县任满后依然如此。由于他在鄞县的政绩，他已经为上层统治者所注意。这年五月，宰相文彦博向宋仁宗推荐王安石，称“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麟台故事》）。仁宗于是令安石留京等待考试后授予官职。王安石考虑到当时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滞留京师开销较大，还是以家贫亲老为辞，乞求外任。在王安石的一再请求下，朝廷同意他免试任舒州通判。

舒州辖境即今安徽安庆一带，治所在今安徽省潜山县。州西北是天柱山，旧称霍山、潜山，又称皖山、皖公山，海拔在1500米以上，为安徽长江以北的第一高峰。天柱山群峰兀立，危崖罗列，怪石嵯峨，是著名的风景胜地。王安石来到舒州后，并没有为这里的风景名胜而陶醉，而是为当地百姓生活的贫困程度而感到震惊。当时，舒州正逢旱灾，农民对此束手无策，生活十分艰难；而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兼并土地；官僚则依然向百姓勒逼苛捐杂税。因此，这片昔日以肥沃著称的土地，如今沦为了“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发廪》）的重灾区。王安石目睹此景，愤而写下了“火耕又见无遗种，肉食何妨有厚颜”（《舒州七月十七日雨》）的诗句，痛斥了为富不仁的地主和尸位素餐的官吏们。作为知州副职的通判，王安石在三年任职期间，尽可能地给灾民以帮助。他到任后不久，就派人去灾区调查灾民的生活状况，以制订救济措施。他还下令从那些囤积居奇并出售高价粮食的财主家征集余粮，分配给受灾的贫民，以救燃眉之急。尽管做了这一切，仍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贫民的生活，“三年佐荒郡，市有弃饿婴”（《发廪》），这不能不引起王安石对社会现实作深层的思考，他为此写下了《兼并》、《发廪》、《感事》等诗文，揭露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并提出了改革现状的要求。作为一个地方官，王安石对自己无力改变现状常常深感愧疚。在《感事》一诗中，他回忆起少年时代随父亲流转各地时见到的那一幕幕难忘的情景：

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取资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

而今这一幕幕情景又化成严酷的现实，王安石不由百感交集：

朅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正是这种对人民的同情心和勇于自责的精神，使王安石在地方官任上力图有所作为，也是促使他产生改革思想的重要原因。

至和元年（1054）秋，王安石结束了在舒州的任期，离开舒州，再次前往京师等候新职。自从进士及第步入仕途以来，他至此已做了三任地方官。长期的地方官生活，尤其是鄞县和舒州任上的经历，使王安石对北宋王朝的内外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真切的体验。十余年的地方官生活，也锻炼了王安石的才干，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为日后执政推行新法积累了经验。

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也相当活跃，与前一时期一样，题材还是相当广泛，内容依然相当丰富。揭露现实黑暗，要求改革弊政，仍是这一时期诗文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诗文，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其诗多为古体，偏重白描和议论，已出现了以文为诗的倾向，如《省兵》、《兼并》、《寓言十五首》等诗表达作者对现实的看法，议论虽颇深刻，却欠涵蓄，风格显得峭直但乏韵味。不过，这一时期的上乘之作也有不少，如《壬辰寒食》抒写客思之情，“风神跌宕，笔势清雄”（《唐宋诗举要》）；《和平甫望九华山四十韵》二首，描绘九华山雄奇的景色，极铺陈排比之能事，熔写景、抒情和议论于一炉，风格上力摹杜甫、韩愈，显示出作者驾驭题材的能力，代表了他这一时期诗作所达到的成就。其散文偏重议论，叙事简略，文字朴素，说理透辟，风格上与其诗相近，显得峭直简洁。《游褒禅山记》是他这一时期所写的一篇名作。作者写游山感受，记游中寄托人生哲理，简洁自然，充分表现出长于议论的特点。同时，王安石为文依经立论、博引史实的特点，在这时所作的散文中已有所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