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

每读这四句诗，都会产生一种悲壮复悲凉的感受。少壮之时理想高远，豪气干云，以为青紫可拾，功业易就，于是将身许国，全力以赴，杜绝了一切犹豫徬徨、畏缩怯懦，也不再考虑后路，准备为唐王朝的中兴轰轰烈烈地干上一番事业；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极其严酷的政治打击，顷刻间便粉碎了他人生的所有希望，一身去国，万死投荒，从此便开始了他那如同被抛弃、被拘囚般的贬谪命运，开始了他在遥远空间和漫长时间双重折磨下的无尽等待和煎熬。这是柳宗元的主要行迹，这四句诗也就成了他心态乃至生存状态的典型写照。因而，解读柳宗元，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人生悲剧，不能不首先解读他的悲剧性的心路历程。

从永贞元年（805）到元和十四年（819），从三十三岁到四十七岁，柳宗元在荒远僻陋的永州和柳州整整呆了十四年时间，直至葬身于斯。在这十四年时间中，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从国家的政治局势看，那位曾经对柳宗元等革新派成员严酷打击、痛下杀手的唐宪宗李纯，继位伊始，即将主要精力用于强化中央皇权，以武力扫平藩镇。先是在元和初年相继平定了西川刘辟以及夏绥杨惠琳、浙西李锜的数次叛乱，嗣后又于元和十二年冬一举扫平了为患甚剧的淮西叛镇，使得其他藩镇“降者相继”（《通鉴》卷二四〇），“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新唐书》卷七）。

从文坛的形势看，柳宗元的友人韩愈先后在长安和洛阳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大张旗鼓地从事古文创作和诗歌创新，使得古文所占领地日渐扩大，诗歌也怪奇生新，戛戛独造，“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而白居易、元稹等人则从杜甫开创的写实一路入手，以平易通俗的笔法，创作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讽谕诗和张扬风情的感伤诗、艳体诗，以致“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然而，面对如此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政治、文化场景，柳宗元与同时被贬的刘禹锡等人却只能置身遥远的贬所望洋兴叹。作为被整个社会群体和所属文化圈子抛弃了的一批“罪人”，他们在远离社会文化中心的一个偏僻角落，饱尝忧患的磨难，很少有人记得起他们。他们对社会来说，似乎已失去了用处；社会对他们来说，则犹如一个逐渐陌生了的世界。当此之际，他们怎能不深深体验到那被抛弃后的无限痛苦呢？

除此之外，柳宗元等人受到的另一重精神折磨，便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由于柳、刘二人的主要参政实践是永贞元年进行的革新活动，而要革弊图新，势必会触动不少人的既得利益，并因不能满足一些人的不合理请求而得罪他们。所以在柳、刘被贬之后，墙倒众人推，各种流言、诽谤纷纷而起，大有“世人皆欲杀”之势。柳宗元在《答问》中借问者之口描述自己被贬后的情状说：“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薮泽。”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他进一步说道：“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这些叙说，清晰地反映了柳宗元被贬后为人诽谤、攻击乃至冷落、歧视的情形。

这是一种凝聚着孤独、屈辱、悲伤和近乎绝望的苦闷。如果说恶劣的自然环境曾给他的躯体以直接侵袭，落后的文化环境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但尽管如此，还有治愈的希望和习惯的可能，那么来自社会的歧视和舆论的压力，便给其精神带来了更为惨重的打击，并在其心灵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痕。如果说在此惨重打击下，柳宗元所受到的人格凌辱还只是表层现象，那么在此人格凌辱的背后，则分明呈现出他对混浊人世无比愤恨而欲尽早摆脱生活之累的绝望之感来。“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哭连州凌员外司马》）、“鸣玉机全息，怀沙事不忘！”（《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假如内心苦闷没有到达极点，性格坚强的柳宗元绝难产生一死的念头；尽管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在浮谤如川的舆论压力下，在艰难百端的谪居环境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但经受着日益沉沦的生命磨难，这种活不是愈发加剧了他的苦闷程度么？怀着这种苦闷，柳宗元愤怒地发问：“吾缧囚也，逃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答问》）

当然，在长达十余年的废弃生涯中，柳宗元也感受过乐趣，展示出一些希望归田终老的欲念和借佛理、山水以排遣苦闷的倾向。但问题的关键是，柳宗元本质上是一个执著型的士人，他性格中刚直峻切、固执信念的成分过重，因而即使想超然也难以超然得成。以其出游山水为例，即可看到，他往往是“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与李翰林建书》），在“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那“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构法华寺西亭》）；刚刚领略到了一点“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的乐趣，马上又被牵拽到了“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南涧中题》）那永久的现实悲患之中。苏轼认为柳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事实上，在柳宗元那里，乐只是暂时的，忧却是永恒的，在他身上似乎总有一种无形而巨大的牵拽力量，时时刻刻在发挥作用，将他拖向苦闷的深渊。大凡他独游山水的时候，便是他最孤独的时候，他宣称人生无谓的时候，便是他被弃感、被拘囚感和生命荒废感最沉重的时候，而他寄身佛理、盼望归田的时候，则是他心灰意冷最感绝望的时候。正由于柳宗元从根本上做不到超然解脱，所以他才在遥遥无期的谪居生涯中，经受了比一般人剧烈得多的精神折磨，并由此一步步导致了他的性格变异。心理学告诉我们，刺激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递减的，也就是说，当刺激已达到其阈限的时候，此后的刺激便难以产生初次刺激那样明显的心理反应；但从另一面看，这种递减只是对刺激强度之反应的递减，而并非受刺激者对刺激之感知深度的递减。事实上，由于刺激的反复作用，由于时间的沉潜力量，被刺激者极易形成一种固定化了的、潜意识的心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性格特征。柳宗元的情况便是如此。一方面，接连不断的政治打击使他对自己被抛弃、被拘囚和生命荒废的感受特别敏锐、特别深刻，另一方面，长期谪居所经历的各种忧患磨难又使他对外界刺激产生了一种适应性，在感受上相对迟钝和冷漠；一方面，他确实想摆脱樊笼的拘囚，并为此作过多种努力，另一方面，他也因希望渺茫而不得不将巨大悲苦沉潜于心底，以沉默寡言、反视内省的态度来应付并漠视外界的事变。在《与萧翰林俛书》中，他这样说道：“自料居此，尚复几何？岂可更不知止，言长说短，重为一世非笑哉？读《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往复益喜，曰：‘嗟乎！余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诟益甚耳。’用是更乐喑默，思与木石为徒，不复致意。”很明显，柳宗元这种自甘喑默、思与木石为徒的态度，既可以谓之为一种心理防卫的方式，也可以说是由时间推移和刺激重复所造成的性格变异。在诗中他曾一再申言：“远弃甘幽独”（《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寂寞固所欲”（《夏初雨后寻愚溪》）、“岁月杀忧慄，慵疏寡将迎”（《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这些诗句，无不展示出诗人性格向忧郁、冷漠变化的轨迹。由于长期处于被抛弃、被拘囚般的环境，处于忧郁苦闷、不与世接的冷漠状态，因而不能不使他一变昔日外向型的激切心性为内向型的自甘喑默，而且也不能不使他因旷日持久的外在压抑和自我压抑遭受到严重的“时间的损伤”。从实质上看，这种损伤与对象的缺乏，亦即人与外在世界的强迫性疏远紧相关联；而作为其结果，则表现为一种集苦闷、悲伤、忧愤于一体而又难以言状的精神空落感。用他在《对贺者》中的话说，就是“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

柳宗元这样一种苦闷、悲凉的心态和日趋忧郁、冷漠的性格，直接影响到了他的诗文创作，使其文学作品总体上呈现一种哀怨、沉重、冷峭的格调。与韩愈、白居易等人多将关注视线投向社会政治有所不同，柳宗元更多地将关注视线投射到自我身上。前者是外扩的，后者是内敛的；前者注重的是所作诗文的政治针对性和社会影响力，后者注重的则是文学作品抒悲泻怨、自我慰藉的功能；前者的取法对象主要是盛唐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后者的取法对象则主要是六朝的陶、谢尤其是上古的屈原。正如《旧唐书·柳宗元传》所指出的那样：“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流辈咸推之。……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可以说，解读柳宗元诗文最应注意的，当是其“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所内含的强烈的骚怨精神和悲凉气韵。

不过，柳诗与柳文的特色又是颇有不同的，即使同为诗歌，其风格也有幽怨峭厉和淡泊古雅之别。这种情况的形成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柳宗元无罪被贬，强烈的悲愤哀怨使他不能不借助最易表达情感的诗歌来抒发，并为其作品染上同样的感情基调。周昂《读柳诗》云：“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便是他读柳诗的最深感受。另一方面，柳宗元面对自身所难以克服的忧患，只好借游山水、读佛书来排遣，尽力淡化自己早先过于激切外露的心性，并在艺术创造中有意追求一种萧散简远的意趣，于是，他的不少诗作，外貌便颇类六朝的陶渊明、谢灵运和前辈诗人韦应物。对此，前人曾一再评说，认为“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中唐韦苏州、柳柳州，一则雅澹幽静，一则恬适安闲。汉魏六朝诸人而后，能嗣响古诗正音者，韦、柳也”（《古欢堂集·杂著》）。从风格的淡泊、古朴一点上看，部分柳诗与陶、韦诗确有近似之处，亦即都能以其接近自然、不事藻绘的风貌给人以清新闲雅之感。然而，若细加体味，他们的诗风又是颇有差异的：陶诗淡泊而近自然，最能反映心境的平和旷远；韦诗淡泊而近清丽，令人读后怡悦自得；而柳诗则于淡泊中寓忧怨，见峭厉。尽管诗人曾有意识地将此忧怨淡化，但痕迹却未能全然抹去，加上诗人在遣词造意上多所经营，致使很多诗作仍于隐显明暗之间传达出冷峭的信息。对这一情况，前人亦曾屡加指明：“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引蔡绦语）“宋人又多以韦、柳并称，余细观其诗，亦甚相悬。韦无造作之烦，柳极锻炼之力；韦真有旷达之怀，柳终带排遣之意。诗为心声，自不可强。”（《载酒园诗话又编》）将这里的“森严”、“锻炼”、“排遣”综合起来，便足可看出柳与陶、韦的区别，看出柳之为柳的关键所在了。

至于柳文，传统看法多认为胜过柳诗。柳宗元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唐代与韩愈并称，其对古文的开拓之功和所作贡献，得到了后人的公认。如晚唐诗人杜牧即曾说道：“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樊川文集》卷一《冬至日寄小侄阿宜》）宋人王禹偁也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小畜集》卷十《赠朱严》）均将柳、韩之文放到与李、杜之诗并驾齐驱的高度。然而，从风格上看，柳文与韩文却还是很有些差异的。韩文情感充沛，以气领文，表达方式往往直白无隐，一泻无余，滔滔汩汩，莫之能御，具有一种放浪壮美、浩乎沛然的气势；柳文的情感虽颇为愤激，但总体而言则相对内敛，深婉含蓄，或直接象征，或间接表现，使得意余言外，别有寄寓，由此形成其严谨冷隽、劲气内敛的骨力。在用字、炼意和构思上，柳文与韩文也存在明显的不同，韩文用词造句新颖奇特却平易自然，立意巧妙又壮浪恣肆，柳文则字词精审而细密峭拔，行文谨严而雄深雅健。对这种不同，前人曾有过诸多评说，或谓韩文如海，柳文如泉；或谓韩文如水，柳文如山：均见仁见智，得其一隅。钱钟书先生非常欣赏的一个比喻是：“韩柳之别，则犹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人田地；退之则惟意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初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隐居通议》卷十七《艾轩先生跋韩柳苏黄集》）由此看来，就开拓的气魄和胆略言，柳不如韩；而就布局的精深和严整言，则韩不及柳。

作为中唐时期的古文大家，柳、韩二人可谓各具特色，不一定非要分出一个高下来；而就思想的深度和对某些文体如寓言、山水游记的开掘来说，柳宗元无疑已达到其所处时代的最前沿，很少有人能与之比并。谪居永州期间，柳宗元“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读书》），对诸多历史、现实问题深入思考，这使他具有了一种高屋建瓴的哲学眼光，这种眼光也时时在他的文学性散文中展示出来，从而形成一种超越凡俗的深度。他的寓言讽刺文，大都短小精悍而笔锋犀利，寄托深远，在准确抓取对象某一方面特征的基础上，赋予其深刻的象征意义和讽谕内涵，具有独特的冲击力和穿透力。至于其山水游记，更是一枝独秀，凌厉古今。他的写山水，不是纯客观地再现自然，而是于中融入自己的身世遭际和抑郁情怀；或借“弃地”表现自己虽才华卓荦却不为世用、被远弃遐荒的悲剧命运，具有“借题感慨”（《古文析义》初编卷五）的特点；或将表现与再现两种手法结合起来，既重自然景物的真实描摹，又将主体情感不露痕迹地注入其中，令人于意会中领略作者的情感指向。他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的小景物，经过一丝不苟的精心刻画，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用他的话说，就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即通过文学家的发掘、加工和再创造，将那些罕见的胜境传给世人，以免“贻林涧之愧”（《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在他笔下，自然山水是那么纯净，那么奇特，那么多彩多姿，那么富于灵性，“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艺概·文概》）。而他在山水记中使用的语言，也极为省净准确，可谓“清莹秀澈，锵鸣金石”（《愚溪诗序》）。由此，他既上承郦道元《水经注》，使山水记在写法上得到了突破性的提高，又以孤独的精神和寂寥的心境，借对山水的传神写照表现出一种永恒的宇宙情怀，创造出专属于柳氏的如雪天琼枝般的清冷晶莹之美来。所以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中极力称道，说柳氏“山水诸记，穷桂海之殊相，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昌黎偶记山水，亦不能与之追逐。古人避短推长，昌黎于此固让柳州出一头地矣”。

由于柳宗元的后半生全在荒僻之地度过，所以在文化信息、人际交往、创作视野、文学影响诸方面，都不具备置身政治文化中心长安的诸多文人所具有的优势，然而，长达十四年的投闲置散，却也为他赢得了反视内省、深入思考的时间，赢得了宁神壹志、专力创作的条件，使他在政治家做不成时，转而向哲学家、文学家的路途迅进。从总体看，柳宗元是一位兼具政治家才干、哲学家眼光和文学家情性的人，尽管他的初衷不是去做文学家和哲学家，而是欲做政治家，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哲学和文学成全了他的不朽声名。如果说，政治是他的追求目标，哲学是他的思想基础，那么文学便是他的生命表征，是他超越桎梏而进行自由的、美的追求的工具。宋人欧阳修指出：

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彼四人者，犹不能于两得，况其下者乎？（《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四《薛简肃公文集序》）

元人虞集进一步说：

苏州学诗于憔悴之余，子厚精思于窜谪之文，然后世虑销歇，得发其过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宽闲寂寞之地，盖有惩创困绝而后至于斯也。（《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一《杨叔能诗序》）

这两段评议，都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贬谪厄运对柳宗元的另一种“赐予”，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柳宗元及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柳宗元诗、文均兼备众体：其诗以五言为主，尤擅五古，他如五、七言律、绝也精妙异常，备受后人称赏。其文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别，一类属哲学、历史、政治论文，多以识见敏锐、思理深刻见称；另一类属文学创作，包括游记、寓言、骚赋、骈文、传记、赠序、书启、铭诔等文体，多以情感深厚、艺术性强取胜。这些诗文大部分作于其谪居期间，柳宗元卒后，好友刘禹锡为编《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其他馆藏或影印宋元古本有《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河东先生集》等数种。今人整理本有吴文治等《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45卷，外集2卷及外集补遗，搜辑较为完备；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排印本）4卷，对作品均予编年，后附诸家评论辑要，较便阅读；尹占华、韩文奇《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则是目前最为全备的柳集校注本，颇为实用。柳宗元的生平事迹，有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五本传，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予以记载或专论。本书即在此基础上，精选柳宗元文学性较强的诗文六十余篇，大致按时代先后、前诗后文的顺序编排、评说，其中吸纳、融汇前修时贤多方面的成果，未能一一注明，谨致谢忱；而因编撰时间较为紧迫和个人能力所限，书中错误或属难免，亦盼方家读者不吝教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