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三良[1]
束带值明后[2]，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3]。款款效忠信[4]，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5]？壮躯闭幽隧[6]，猛志填黄肠[7]。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8]。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9]。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10]。
[1]三良：春秋时秦国三位被殉葬的贤士。《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按：即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从诗意看，柳宗元认为让三良殉葬的实为穆公之子康公。
[2]束带：穿着整肃，借指为官于朝。《论语·公冶长》：“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明后：明君，指秦穆公。
[3]鼎列：使秦强盛，与列国鼎足而立。
[4]款款：诚恳、忠实。
[5]生时二句：谓君臣关系密切，生时如同一体，死亦不分离。亮，诚、实在。分张，分离。
[6]幽隧：墓道。
[7]黄肠：葬具。古代以柏木黄心密置于棺外，故称黄肠。
[8]霸基二句：穆公卒后，秦国一度衰弱不振，楚庄王成为霸主，故云。张皇，张大。
[9]疾病二句：《左传》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武子子）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章，章法、道理。
[10]从邪二句：谓秦康公以三良为殉，陷其父于不义，故欲讨之。彼狂，指康公。
诗是心灵的窗口，真正震撼人心的诗作必定具备强烈的批判意识，真正深刻的历史观照也应反映人的现实精神。将强烈的孤愤融入对历史的观照、反思之中，既使得咏史具有浓郁的主观色彩，又赋予史事以丰厚的现实内蕴和情感深度，这是柳宗元为数不多的咏史之作的一大特点。
《咏史》一诗以战国时期的名将乐毅为歌咏对象，而又暗自关合诗人及参与永贞革新诸人的身世遭际：乐毅先事燕昭王，颇受重用，为燕拔齐七十余城，立下卓越战功，这就有如诗人与王叔文等人为顺宗信用，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使得“市里欢呼”、“人情大悦”（《顺宗实录》卷一、卷二）；乐毅在燕昭王卒后，备受燕惠王猜忌排挤，不得已而降赵，流落异国，就如同诗人等革新派成员在顺宗刚退位后即遭宪宗打击，被贬荒远。历史的相似性是惊人的，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的命运的相似。乐毅之被逼离燕，即因齐田单所行反间计成，无端被猜，流言纷纭；柳宗元被贬后，墙倒众人推，各种流言、诽谤更是纷纷而起，大有“世人皆欲杀”之势。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宗元自述道：“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相比之下，柳宗元、王叔文等人与乐毅的命运确有内在的相似性。而当这相似的命运在历史上一再出现，并由后人自觉观照前人同一命运的时候，怎能不使他慨然有动于中？“风波欻潜构，遗恨意纷纭”，这是何等深切的历史经验总结！又是何等沉痛的自我心声表露！联系到诗人在《吊乐毅文》中所说：“谅遭时之不然兮，匪谋虑之不长。跽陈辞以陨涕兮，仰视天之茫茫。苟媮世之谓何兮，言余心之不臧！”不难看出，这既是对乐毅有功而不见知、因谗流亡之遭际的深深同情，又是对自身政治悲剧和忧怨心态的痛切陈辞。设若没有生命沉沦的苦难遭际，没有“怅望千秋一洒泪”的孤愤情怀，柳宗元决不会反复在诗、文中致意于乐毅，也决说不出这等沉痛的话来。章士钊谓此诗“全为吊王叔文而作”（《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二），不为无理，但将子厚本人的遭际和感受排除在外，似不够准确。
同样的情形更突出地表现在《咏三良》中。三良即春秋时代秦国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左传》文公六年载有秦伯任好卒、三良皆被殉葬的事件，《咏三良》即取材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故事本极简略，但到了柳宗元手下却得到了情感上的渲染和丰富：“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诗的前半部分从具体参政到殉死身亡，写得有声有色，情感激荡澎湃，极具现实意味，若非有切身参政经验如柳氏者，便很难写得出来。联系到柳宗元在《冉溪》中所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则此“一心在陈力”数语，岂不正是诗人对其理想追求和自我遭际的表白？如果再联系到革新派首领王叔文被赐死，成员王伾、凌准相继贬死的事件，那么，此处对三良殉死的咏叹，又何尝不可视作是对王叔文等惨死的悲悼？
更进一步，秦穆公以三良为殉一事在历史上是颇受非议的，但诗人在此却一反传统看法，移花接木，将穆公开脱出来。一方面，曰“明后”，曰“恩义皎如霜”，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在在表现出君主之贤明与君臣关系之紧密；另一方面，又郑重指出：“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那么，这让三良殉死者究系何人？从下文来看，实非穆公，而是穆公之子康公。为了说明这一点，诗人进一步引用《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载魏武子卒，遗命令嬖妾殉死而其子颗改其命的故事，说道：“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意思是说，魏武子之子之所以不从父命，以人为殉，是因为已认识到其父被疾病搞糊涂了，遗命不需要遵从；由此引申开来，秦穆公死以三良为殉，又何尝不是这种情形的复现？既然秦穆公也是“疾病命固乱”，则其子康公即不应遵从父命，而应像魏武子之子颗那样去做；可是，康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坚持了“礼所非”的殉葬制度，而且所殉之人竟是三良，这岂不是罪上加罪？因而，诗人对此行径不能不义愤填膺，以至公开宣称：“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柳集孙注云：“彼狂，谓穆公子康公也。”这话虽然不错，但还只是就史论史之言，实际上，柳宗元在此早已跳出了单纯的咏史层面，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实了。他欲讨伐康公，实乃鞭挞宪宗；他为穆公开脱，实欲为顺宗张目；他称赞三良与穆公的生时同体、死不分张，实指王叔文等与顺宗同归于尽，借以慰藉忠魂；他咏叹三良的被殉而死，实即痛悼王叔文等革新志士的悲剧命运，借以抒发孤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柳宗元为何一再选取历史上父子相悖的事件（如燕昭王父子、秦穆公父子、魏武子父子）为歌咏题材？他为什么会为一历史事件而大动肝火，竟至于去“讨彼狂”？为什么他不去声讨史家一再批评的令人从死的秦穆公（参见《史记·秦本纪》），而要去声讨那个几乎无人提及的秦康公？为什么他的咏叹对象又都是与自己身世遭际相类似的乐毅、三良之流？
在咏史诗中，历史往往即是现实，对史事的怀想即是对今事的思考，而为古人鸣冤也就是为今人叫屈。清人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二有言：“己有怀抱，借古人事以抒写之，斯为千秋绝唱。”就此而言，柳宗元的上述作品诚可当之。至于前人指出《咏史》“炼意尽深妙，但太涉议论，颇乏圆活之致”，而《咏三良》“后半评论多，翻觉板拙，似史断不似诗”（孙鑛《评点柳柳州集》卷四三），则说明此二诗在艺术表现上还有不够成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