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贬官与隐居（721—735）

才华早著、科场顺利的青年王维，在他入仕不久，就遭遇到第一次官场挫折。开元九年（721）及第后，他被委以太乐丞一职，当年，一些艺人表演了只能为皇帝表演的黄狮子舞，王维由此获罪，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不久就离开长安，到济州（今山东茌平西南）去赴任。关于这次贬谪，有的学者推测，背后有更深的原因。王维入长安以后，深受宁王、薛王等人的赏识，由于玄宗与宁、薛诸王的矛盾激化，王维也因此受到牵连。舞黄狮子一事，不过是个导火索。不管真实的原因究竟怎样，这次打击对王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王维离开长安后，在济州司仓参军的任上待了几年，开元十四年（726）离开济州，到长安等待新的任命，开元十五年，改官淇（淇水，在今河南北部，源出林县东南）上。在淇上为官不久，又弃官在当地隐居。从开元十七年到开元二十一年，他回到长安闲居；开元二十二年到洛阳请求张九龄汲引，不久就隐居嵩山。开元二十三年，张九龄推荐他出任右拾遗，他离开嵩山，到东都洛阳赴任，结束了这一段被贬的漂泊经历。关于王维贬谪隐居的这几年，我们主要介绍两个问题。

（一）政治上的成熟与古体诗的增多

王维离开长安时，内心是很颓唐的，他在赴任的路上写了不少诗，抒发内心的牢骚，如《被出济州》云：“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可见，他此时对前途看不到什么希望，慨叹自己这次离开长安，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在途经郑州时，他的心情更为暗淡，其《宿郑州》云：“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其中“孤客亲僮仆”写出了旅人的孤独，构思巧妙，又不失自然。

政治上的挫折，让王维开始看到盛世的繁华景象背后的问题。在长安时，他曾经热烈地赞美盛朝广纳英才的气象，对时代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了自信。在安慰綦毋潜落第失意的诗作中，他没有因朋友的落榜而陷入对时代的失望，而是高唱“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劝慰綦毋潜“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送綦毋潜校书落第归江东》）。然而在贬谪失意中，他开始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士人。在济州为官期间，他结交的崔录事，郑、霍二山人，成文学，都是身负才华，但不能为时所用的士人。盛世中存在的寒士屈抑问题，深深震撼了他，他为此写下的《济上四贤咏》就表达了内心的不平：

解印归田里，贤哉此丈夫。

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

遁世东山下，因家沧海隅。

已闻能狎鸟，余欲共乘桴。

（《崔录事》）

宝剑千金装，登君白玉堂。

身为平原客，家有邯郸娼。

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场。

中年不得志，谢病客游梁。

（《成文学》）

翩翩繁华子，多出金张门。

幸有先人业，早蒙明主恩。

童年且未学，肉食骛华轩。

岂乏中林士，无人献至尊。

郑公老泉石，霍子安丘樊。

卖药不二价，著书盈万言。

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

吾贱不及议，斯人竟谁论。

（《郑霍二山人》）

这三首诗，前两首以感叹为主，而《郑霍二山人》直接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当时依然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在这期间他还写过《寓言二首》，明确表达了他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满：

朱绂谁家子，无乃金张孙。

骊驹从白马，出入铜龙门。

问尔何功德，多承明主恩。

斗鸡平乐馆，射雉上林园。

曲陌车骑盛，高堂珠翠繁。

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

（其一）

君家御沟上，垂柳夹朱门。

列鼎会中贵，鸣珂朝至尊。

生死在八议，穷达由一言。

须识苦寒士，莫矜狐白温。

（其二）

只知斗鸡射雉的高门子弟，享受着荣华富贵，身负才艺的苦寒之士，命运却操纵在权贵手中，诗人对此表达了极大的不满。

在开元盛世背后所隐藏的这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王维在一帆风顺的年轻时代是不容易看到的。生活的波折使他的思想变得成熟起来，当然，不恰当的成熟往往使人消沉和世故，所幸王维并没有走到这种偏颇里。在这段贬谪漂泊的时间里，他更清楚了什么是清明的政治，什么是应当坚持的操守和公义。他济州为官时，在以刚正廉洁著称的裴耀卿属下工作，受到很深的影响。后来天宝二载（743），他写作了《裴耀卿济州遗爱碑》，热情赞颂了裴爱民如子的高尚品德以及“不阿意以侮法”的正直品格。王维其后在政治上坚持廉洁奉公，严于律己，遵守“不宝货，不耽乐，不弄法，不慢官，无侮老成人，无虐孤与幼”（《送郓州须昌冯少府赴任序》）的为官之道。这都和他贬官后的磨练有很大关系。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出任宰相，王维向他积极干谒，并且在政治上一直追随于张，这就体现了他在政治操守上积极而明确的追求。关于他与张九龄的关系，我们在后面还要更详细地介绍。

王维在这段贬谪漂泊期里，古体诗的写作明显增加。自初唐以来，近体诗的创作就是长安诗坛的主流。王维早年偏重近体，正是对诗坛流行趣尚的呼应。贬官离开长安之后，他写的古体诗增多了，像上面举出的《济上四贤咏》等作品都是其中的代表。古体诗注重咏怀的特色，使他遭受人生坎坷之后的感慨，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表达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古体的兴起，在开元中期以后是诗坛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李颀、储光羲、高适、王昌龄等著名诗人，都在开元中期以后用功于古体的创作（参见葛晓音《论开元诗坛》，《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第324—3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背后的原因也许和王维存在一定的接近之处，开元中期，这批诗人通过了科举，进入仕途，生活的阅历明显要超过初涉人世的早年，而政治上的坎坷，使他们真切地感受到盛世背后的社会问题，对现实的矛盾充满忧虑。当然，他们毕竟是被盛唐时代的开朗进取精神培养起来的士人，对时代的自信，对理想的执着，使他们即使碰到种种社会矛盾，也仍然不会像中晚唐士人那样流露出彻底的灰心失意。理想的光芒与现实的不平，在他们内心交织出激越的波澜，而这正是古体诗适合承担的表现内容。

王维虽然离开了诗坛中心长安，但他的人生轨迹，和诗艺变化的道路，带有开元诗人的共性。我们知道，盛唐诗歌昂扬进取的精神气质，是在积极继承建安风骨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建安风骨”，是指在汉魏之际，围绕在三曹父子周围的建安文人，在他们的诗作中展现出来的慷慨悲歌、乘时建功的刚健气骨。盛唐诗歌正是积极地继承了建安风骨，并益之以开阔的气象。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到盛唐诗坛，特别提出“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可见，在近体流行的初盛唐诗坛，诗歌风骨的形成，直接为诗国高潮的来临拉开了序幕。而开元中期，古体诗的复兴，以及古体咏怀精神的重新张大，则是诗歌风骨形成的重要表现。王维在贬谪漂泊期间的创作，正是开元诗坛声律、风骨始备的一部分。

（二）追慕陶潜与田园诗的写作

王维在对社会有了更清醒认识的同时，内心也产生了隐居以葆素志的愿望，他的《偶然作》组诗，一方面在抨击寒士屈抑的不合理现象（“赵女弹箜篌”），一方面则明确表达了他希望避世隐居的心愿。《偶然作》其三云：

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

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

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

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

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

孙登长啸台，松竹有遗处。

相去讵几许？故人在中路。

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

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

此时，陶渊明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的《偶然作》之四就写到陶渊明：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

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

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

中心窃自思，倘有人送否。

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

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

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

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

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

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诗中陶渊明兀傲的形象，正是王维在贬谪中心态的折射。

然而，王维并没有真正走上陶渊明那种躬耕垄亩的隐居道路。他从济州司仓参军的任上离职后，曾在淇上隐居；向张九龄干谒后，又到嵩山隐居了一段时间。然而无论哪一次，时间都不长，而且一直在等待新的出仕。就是后期过的半官半隐生活，也和陶渊明彻底的挂冠而去很不相同。

王维早年在长安的时候，很少写作田园诗，贬官后，这方面的写作开始增多，逐渐成为他创作中重要的内容。在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作为一种有着独特精神与审美内涵的诗体，发端于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创作，复经初唐王绩等人接续，在盛唐趋于流行，而王维的作品正是盛唐田园诗的代表。

田园生活的内容，最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而且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它一直是受到诗人关注的题材。但是，发端于陶渊明而流行于盛唐的田园诗，有其独特的内涵。它通过描绘田园生活的恬淡与宁静，寄托诗人返回自然、保持真淳的怀抱。这种精神旨趣，决定了它侧重从田园风光中创造一个和谐宁静的世界，而不是做农村生活的实录。《诗经·豳风·七月》写农人一年的辛劳，白居易的新乐府、《观刈麦》等作品写农家之苦，都不属于田园诗的范畴。王维贬官后，追慕陶渊明的归隐，他对陶诗所表现的田园生活之乐十分向往，笔下经常出现类似陶诗的描写，如《偶然作》之二：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门里。

有时农事闲，斗酒呼邻里。

喧聒茅檐下，或坐或复起。

短褐不为薄，园葵故足美。

动则长子孙，不曾向城市。

五帝与三王，古来称天子。

干戈将揖让，毕竟何者是？

得意苟为乐，野田安足鄙。

且当放怀去，行行没余齿。

陶诗在描写田园生活时所创造的许多艺术景象，对王维都有直接的影响，如他在天宝间隐居辋川时所写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其中“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的描写，就化用了陶诗的意境。陶渊明的田园诗，自东晋以至初唐，很长时间里是不太受诗坛重视的。初唐王绩的田园创作重新效法陶诗，这之后，继踵陶诗的盛唐诗人，就以王维为代表。

然而，由于王维和陶渊明彼此精神志趣上存在差异，两人的田园诗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田园对于陶渊明，是象征着他真淳理想的净土，为了守护这一片净土，他躬耕垄亩，以偿素志。对人生的出处穷达，对仕隐的抉择，陶渊明都有很深的思考，这些都反映在他的田园诗里。王维并没有做到陶渊明那样的隐居，无论是济州离职后在淇上、嵩山等地隐居，还是后期在长安过半官半隐的生活，他都没有彻底挂冠而去。田园对于他，是精神休憩的静地，是化解烦闷的乐土，但并没有充分地呈现出陶诗中那种作为精神净土的深刻意义。在陶渊明笔下，田园中的隐士，就是诗人的自我形象，他享受着田园的恬淡与快乐，同时也有躬耕垄亩的艰难，与不得不乞食的无奈。在他恬淡的背后，也埋藏着“贫富常交战”的精神痛苦。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陶诗中的这些诗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在王维的田园诗里，我们是很难看到这些内容的，他笔下的隐士高雅风流，出尘脱俗，或临泉酌酒，或倚松抚琴，或落花闲卧，或信步郊原，仿佛已经脱略了一切人间的烟火气息。

对田园生活的描写，陶渊明善于将自己对真淳理想的理解，和眼前的田园景象融会在一起，创造出许多富于寄托的田园景象，他笔下屡屡出现的松菊白云、归鸟孤村，都带有比兴的意味。它们既是田园中的景物，也是诗人怀抱品格的象征。他善于表达田园生活的感受，多以白描的笔法，精练地传达田园生活的氛围，形成内涵丰富的平淡诗风。王维的田园诗并不因循陶诗的平淡，同样是表现田园生活的恬淡和乐，他以更丰富的笔法，描绘出农村生活姿态万千的风光之美。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雨后郊原的爽朗明净，田野上江水的熠熠闪光；可以见到初春的柳绿桃红，故燕归巢，还可以远望青山下白鸟翻飞的轻盈。田园风光，既是如此丰富，又是那样清新生动，引人向往，令人流连。可以这样说，陶诗的动人在于平淡真淳，而王诗的魅力则在于绚烂高华。王维正是用他天才的艺术才能，把田园诗在表现田园生活之恬淡和乐上的独特审美追求，发挥到一种绚丽多姿的境界。当他在后期过上半官半隐的生活以后，别业生活又促使他将山水融进田园的描写。他与孟浩然一同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是绝非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