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唐宋词史上，辛弃疾历来以豪放著称。而“豪放”既体现为由题材、意境、情感等有机结合所呈现的创作风格，又体现为一种放笔快意、摆脱束缚的创作个性。

首先，豪放是辛弃疾词作的主体风格。与报国的壮志、英雄的襟怀、军人的豪情这些宏大雄伟的题材内容相适应，他的笔下最常见的是弓刀、长剑、画戟、金戈、铁马、旌旗、画角、将军等军事物象，和惊湍、奔雷、骇浪、急雨、裂石、塞尘、西风、飞云等自然物象，在他奔放激越、瞬息万变的情感的涵摄下，构成沉雄开阔、壮丽动荡的艺术境界。如果说，苏轼词的豪放主要表现为在开阔高远的意境中展现参透世事的旷达与超然，那么辛弃疾词的豪放则主要表现为在奔腾耸峙、跌宕不羁的客观物象中寄寓永不消解的豪情与难以释怀的悲愤。因此，清代词评家陈廷焯说，苏轼“词极超旷而意极平和”，辛弃疾“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可见，苏、辛虽然同为豪放词风的代表词人，由于身世背景、性情修养等的不同，其区别仍是十分显明的。

不过，倘若从放笔快意、摆脱束缚的创作个性而言，苏、辛的豪放却自有其一脉相承的紧密关系。苏轼“以诗为词”，从题材、手法、风格、声律等多个方面冲破传统藩篱，开创革新词派。辛弃疾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达到诗词散文合一的境界。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从政治、哲理到田园风光、民俗人情，从朋友之情、恋人之思到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内容，皆被他揽入词中，极大地拓展了词的题材范围。与之相应，辛词的艺术风格亦呈现出无限丰富性，以豪放为主而又变化多端，有时缠绵细致，如《祝英台近》（宝钗分）；有时朴素清新，如《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有时诙谐幽默，如《沁园春》（杯汝来前）；有时自然散淡，如《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传统词作多用比兴，以情景二字为词料，至柳永、苏轼，渐将叙事、议论等表现手法引入词中。辛弃疾融会前人的艺术成就，综合运用抒情、写景、叙事、议论等多种手法，把词的表现功能发挥到极致。如《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寓抒情于议论，将难以言说的深沉愁绪写得馀韵悠长；《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借李广故事现身说法，夹叙夹议，抒写出古今同慨的沉郁悲凉。当然，辛弃疾最为人所称道的还是他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与发展。他将这种旨隐辞微、含蓄婉转、极富象征性的传统表现手法，与低徊郁抑的志士怀抱相结合，以雄豪之气驱使纤词丽句，把悲壮深沉的主旋律题材表现得千回百转，开拓和深化了婉约词的意境。上文所引《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即是此类经典之作。在语言上，辛弃疾也体现出前无古人的自由与解放，彻底突破传统词家的用语框限，广泛运用《论语》、《孟子》、《庄子》、《左传》、《史记》、《汉书》等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典故，同时兼收通俗朴拙的民间俗语，大量使用虚词、语气助词和散文句式，以及对话、问答乃至呼喝等独特语句，如“甚矣吾衰矣”（《沁园春》）直接移用《论语》中的感叹句，“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采用当时口语，“杯汝来前”（《沁园春》）以对话结构全篇，虽横放杰出，不拘绳墨，仍别有风味，不失美感。

辛弃疾在词体写作上如此全方位、大尺度的出位与突破，无怪乎时人评曰：“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徐釚《词苑丛谈》引）对此，我们该如何评价呢？一方面，“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故“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钱钟书语）。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为通行既久、已成习套的词体开出新境，使词的创作摆脱羁绊，进入自由的境界，从而带来了宋词繁荣发达、多姿多态的昌盛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词自有其不同于诗、文的本质规定性，以写诗作文的方法写词，还需保持词体婉曲多折的审美特性，“破体为文但不能摧毁其体，出位之思但不能完全脱离本位”（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苏轼、辛弃疾的名篇佳作，往往都能很好地把握这一分寸，这既得力于他们不凡的艺术功力，更取决于他们的人品、性情与境界。所以，王国维说：“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人间词话》）这些提示对于我们今天品读辛弃疾词作仍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2010年4月18日于同济三好坞

【编者按：此次出版，我们择要将辛弃疾词中的典故、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辛弃疾词的阅读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