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三多将队伍改为“义和拳”

1897年4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乙卯日），梅花盛开的季节，在传统的“亮拳”之后，“十八魁”带领近2000人攻打了教堂，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梅花拳的弟子。在冲突中，一名保护教堂的教民被打死，梨园屯所有教民的家全部遭到洗劫。20多户教民全部逃离了梨园屯，“十八魁”将教堂捣毁，夺回了全部三亩地基。

山东巡抚衙门再一次被震惊了。此时的山东巡抚正是在甲午战争中与李鸿章作对的李秉衡。李秉衡很快做出批示，要求冠县县衙认真处理好此案，维护社会稳定。而冠县县衙一向是没什么主意的，现在他们看到镇民势力强大，又打算默许“十八魁”的夺地行动，但又不敢太得罪教会；考虑之下，冠县县衙发布告示：无论是镇民还是教会，地基都不能要，必须收归县衙所有，去盖一所义学，同时县衙负责为教会另外购买一块地修建教堂。

绕了一圈，玉皇庙土地的所有权又变了，这次干脆收为官府所有。维护稳定如果只是用临时救火这一招，看来是怎么样也稳定不了啊。

果然，在土地收归县衙所有后，县衙顶不住“十八魁”等梅花拳弟子的压力，又被迫允许在地基上修建新的玉皇庙。庙宇很快就修好了，竣工的那天，梅花拳的弟子们都把这当作对抗教会的重大胜利，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山东的主教又找到了各国驻北京的公使，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提出了四点要求：限定山东官府三日内拿办“十八魁”；赔偿教堂损失白银两万两；将亲自负责此事的东昌知府撤职；将负有领导责任的济东道道台调换。

与此同时，山东巨野县又发生了著名的“巨野教案”。1897年11月1日，两名原本在阳谷县和郓城县传教的德国籍传教士路过巨野磨盘张庄，天色已晚，他们便来到庄中的教堂里投宿。这座教堂本来住着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他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两位投宿者，自己则睡到仆人的房里，这一举动救了薛田资一命。

夜晚，十几个当地的庄民摸黑潜入了教堂。他们手里拿着大刀、火枪，准确摸到薛田资的卧室，把床上睡着的人当成了薛田资一顿猛砍，直到床上的两人断气，他们才发现可能杀错了。而庄子里的教民闻讯赶来了，这伙人只好趁黑离开。

隔壁的薛田资惊恐地目睹了这一切，他仓皇出逃。等到第二天，薛田资将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电告德国驻北京公使。

这到底是一起谋杀案还是抢财杀人案，到最后并没有定论，按照巨野官方的说法，当晚参与事件的人是听说了教堂里存有钱物，于是便“起意行窃”，结果导致传教士被害，财物被抢劫。

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裁定的。跟梨园屯一样，磨盘张庄的民教冲突越发严重，而作为传教士，薛田资自然要维护教民、欺压庄民，再加上他自己平时可能还不太检点、仗势欺人，庄民们对他早已是恨之入骨。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谋杀，而官方的说法是有意淡化民教冲突。

1897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丙子日），德国的军舰开到了胶州湾，要用武力解决问题并趁机侵占山东。最后在德国的压力下，李秉衡被革去山东巡抚之职。本来朝廷已经升李秉衡为四川总督，但在德国的施压下李秉衡不准再升职，接替李秉衡的是原陕西布政使张汝梅。山东刚经历了甲午战争，又要面对德国出兵山东，群情激愤是可想而知的。朝廷指示：在这个节骨眼上，山东其他有民教冲突的地方，官府应全力避免和洋人冲突，免得外国人又要动武。

山东官场顿时一片风声鹤唳，冠县县衙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他们将刚刚建好的新玉皇庙强制拆掉，宣布地基归教民，县衙为教民拨付白银400两再修教堂。同时，官兵开始捉拿“十八魁”，清查“乱党”。

“十八魁”和大部分“乱党”都是梅花拳弟子，梅花拳师门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民教冲突之中，师门中的头领紧急开会商讨对策。他们意识到赵三多已经为师门闯下了滔天巨祸，很可能会给师门带来灭顶之灾！

而赵三多和他的弟子们也没有了退路，此时即使他们投案自首，也难以自保，教会和教民一定会对他们穷追猛打，看来坚持“斗争”下去是唯一的选择。

商量之下，其他的头领并不反对赵三多和他的弟子继续反教反洋，但不准再使用“梅花拳”的名号，也不准再说是梅花拳中人，这是梅花拳师门得以自保的唯一途径。

赵三多必须为他的队伍想一个新名号。

一百多年以前（乾隆年间），山东地区曾发生一件大事：清水教头领王伦率众起义反抗朝廷。王伦原本是白莲教教徒，后来自立门户，创立清水教，而同时他也学习梅花拳，所以也算得上梅花拳师门中人（头衔真多啊）。在起义时，王伦考虑到白莲教是朝廷严厉镇压的邪教，受打击的目标太大，而梅花拳师门严禁起义闹事，于是王伦的队伍既没有打出“白莲教”旗号，也没有打出“梅花拳”旗号，而是打出了一个新名号，一个充满能量、正义和血气的名号。

这就是“义和拳”！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义气相和”。

所谓义和，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必须把退无可退的拳头亮出来，追求“正义与和谐”。

所谓义和，就是维护中国的传统之“义”、中国的传统之“和”，用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后来向国内报告的用语来说，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将联合起来进行正义的事业，如果有必要，他们将使用武力”！

估计是赵三多原本就知道王伦的故事，或者是他的“参谋们”把这个故事说给了赵三多听。赵三多把“义和拳”的名号从一百多年前的王伦手里移了过来，他为自己队伍采用的新名号，正是义和拳！

从组织结构上来说，赵三多的义和拳既不是起源于白莲教，也不是起源于大刀会，而是和梅花拳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赵三多的义和拳是一个继承了梅花拳开放门风的组织，加上要对抗洋枪，人越多越好；于是，尽管在组织起源上，义和拳和白莲教以及大刀会没什么关系，但不能阻止白莲教教徒和大刀会成员加入义和拳组织。义和拳就像一条小溪，它的干流汇集了很多的支流，包罗万象，包容万千，这正是作为一个基层自发组织的复杂之处。

义和拳的兴起和山东冠县、直隶威县都有关系，赵三多就是直隶人。所以，相对于接下来故事中即将讲述的“义和团，起山东”，我们其实还应该记住这样一句话：义和拳，起直东！

而在当时地方官府给朝廷的奏章报告中，无一例外地把义和拳说成“起源于白莲教”，直隶吴桥县县令劳乃宣还专门写了本书（《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向朝廷证明义和拳就是“源自白莲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劳县令的这本书不仅让当时的朝廷信了，后来的很多人也相信了。

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官是不了解实情，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们是非常了解情况的。因为白莲教是朝廷早已经定性的“邪教”，按照《大清律》，把民间组织定性为“邪教”的权限在朝廷，而只要把义和拳和白莲教扯上关系，这就是借白莲教“邪教”之名给义和拳定罪的捷径。只要朝廷一定罪，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出动官兵用简单粗暴的手法去打击，而百姓们的各种利益诉求就能以“打击邪教”之名掩盖，县老爷仍然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该收的税能够收上来，该摊派的劳工能够摊派下去，县老爷对乡村事务是很少真正关心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从义和拳产生的“根源”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拨开层层的迷雾，压下种种的争论，用一句话来概括：义和拳起源于维权，或者说是老百姓们自认为的维权。

尽管这样的维权的“正当性”更多地存在于百姓们固有的观念中，尽管这样的维权其实带有很重的乡土观念而和“现代契约精神”不符；但是，义和拳产生的本质原因是上告无门，寻求帮助无路，民教互仇。百姓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洋人的教会可以为教民做主，而大清的官府却不能为他们做主？

无论是“六大冤”“八大讼”，还是“十八魁”与赵三多，他们都是大清乡村中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他们并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天生的坏蛋或者好人。如果不是诉冤无门，他们是很难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只是比较老实和非常现实的人。当他们发现在这块土地上有惊无险地生活实在是一件很需要技术的事时，他们时刻担心的就是失去自己仅有的利益。他们的头脑中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义和”的观念，只是出于本能和现实的考量去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赵三多启用“义和拳”的名号并准备再次行动的同时，张汝梅指示东昌知府洪用舟，要将梨园屯的动乱消灭在萌芽阶段。洪用舟找到了赵三多，知府大人要亲自做赵三多的思想工作。

洪用舟告诉赵三多：你也算是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为何要跟着“十八魁”做“匪”呢？只要你解散义和拳队伍，不再聚众闹事，我就可以把你和被通缉的“十八魁”区别对待，并且赐你一块官匾，挂在你家门前，保证你一家老小的安全和荣誉。

而“十八魁”以及其他激进派的弟子一直在鼓动着赵三多，甚至威胁着赵三多：干吧！师父，官方的话是不能信的，不蒸馒头争口气啊，干吧！

这一时期的赵三多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左右为难，走投无路，优柔难决，似乎往哪一个方向走都有道理，也都有风险。史料记载，赵三多甚至还联系过教会，主动表示皈依教会，自己去入教了事。

而接下来的事情是赵三多没有料到的：义和拳的队伍里混进了著名的“反清分子”姚文起等一干人，他们和激进的“十八魁”一起，正在积极策划将义和拳队伍拉向“反清复明”的境地！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姚文起等人伙同“十八魁”绑架了赵三多一家老小（有的史料记载他们还烧了赵家的房子），逼迫正在犹豫不决的赵三多不要解散义和拳，亮旗起事！

赵三多不得不同意了，但“反清”要落得个千刀万剐、株连九族的下场，这是他打死也不会干的。赵三多能够同意的只是继续反教反洋，为“十八魁”争回土地，现在赵三多必须为他的反教反洋但不反清打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和“义和拳”的名号一样，这个口号也是现成的。

在1898年四川地区的反教活动中，余栋臣领导的反教队伍打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几乎流传了大半个清国，赵三多也可以为他的队伍打出这个口号！

在梨园屯西北十里左右的蒋家庄马场，赵三多率领他的几千弟子聚集在此，当时的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赵席珍）正好路过此地，他在日记中记录道：所有人的手里都拿着棍棒或者刀枪，穿着锃亮的马靴。赵三多宣布：我们义和拳只灭洋人，不反朝廷，只要朝廷不站到洋人一边，义和拳绝不与之对抗（“但戮洋人，非叛国家！”）！

赵三多的身后，飘扬着一面镶有黑边的黄色大旗，黄色正是朝廷黄龙旗的颜色，赵三多用这个行动表明了他所言非虚（历史上如果要起义，旗子的颜色必定是当时朝廷常用色的反色），旗子上绣的正是从余栋臣队伍的口号中演化而来的四个大字：

“扶清灭洋”！

这个著名的口号出现了。当然，它的版本也有可能是“助清灭洋”“顺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等，现场是由法国人用法语记载下来的，再译成中文必然有多个版本。这些意思差不多的口号，当时在各地也都被打出过，而“扶清灭洋”是最响亮、最著名的，因此这里采用这个口号。

旗子亮出来了，但赵三多他们其实不过是为了争块地，至少从现在来看，它和“扶清灭洋”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而为自己的行动想一个宏大的口号、一个重大的名头，这也一直是封建时代基层老百姓的智慧。他们为什么不直说：“我就是为了那一亩三分地？”当然不能这么说，为了你那点儿地，不说官老爷不理你，其他人也不会理你，你那“一亩三分地”算什么？大家都有很多大事要忙。

在百姓们看来，名头越大是越好的，越大越能引起“上面”的重视。梨园屯的三亩土地之争就这样和“扶清灭洋”联系到一起了。

然而，不论赵三多他们如何标榜“扶清”“保清”，在朝廷眼里，他们都是反民。亮旗的消息很快被报告给了地方官府，地方官府层层上报，山东紧急发电给直隶，要求直隶出兵对匪徒“合力围剿”（《直东剿匪电存》）。

与此同时，山东官员对赵三多的思想工作又开始了，他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赵三多明白了，无论他们举什么样的旗、喊什么口号，官府都是不可能容忍的。在官员的压力之下，在姚文起和“十八魁”逼迫的风头过后，赵三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把那些徒子徒孙叫到了集市上，当众向他们跪下，请他们解散回家！徒子徒孙们动容了，他们大部分自行解散。

然而，随后不久，事态进一步恶化：冠县红桃园的教民与义和拳拳民发生冲突，姚文起聚众七八十人，焚烧了红桃园教堂；清军开始抓捕“十八魁”以及姚文起等人，义和拳成员人人自危，与清军发生冲突。赵三多逃出威县，直到1901年，才被袁世凯的部将段祺瑞率军抓捕，在牢房里绝食自杀。姚文起等19人当时便很快被捕，姚文起被枭首示众，以震慑闹事之人，而阎书勤在1900年被捕处死。“十八魁”中的大部分人逃走，从此流落江湖，杳无音信，沉寂于茫茫人海。

旗帜飘扬了不久，义和拳队伍就被迫解散。然而，一个人的到来却让一切都改变了，他不仅重新打出了“义和拳”的名号，还进行了颠覆性的升级换代！

他是泗水县人朱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