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早期的工业形态
一
在18世纪，不列颠的大多数人民通过在土地上进行劳作来谋生。生活的条件和劳动的状况随着地形轮廓、地下土壤和气候的各种细微差异而变化。但除了这样的差异之外，在那些田地敞开、未垦之地直伸到天边的地区和那些田地被树篱、石墙、栅栏或者一排排树木隔开的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反差，这种反差很难不给每位穿越英格兰各郡的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
那种有敞田的村庄存在着领主或乡绅、自由土地持有者、副本土地持有者、租赁土地者，以及茅舍农这样的层级，它非常适合一个为了自身生存而生产谷物和少量家畜的社区之需。尽管它比有时我们所假定的要有更强的适应力，但它往往恪守过去的耕种方法和经济关系。在一种排水系统或者一种新式轮作被采用之前，必须要征得一大群人的同意，这群人中的大多数对习惯性做法感到满足，对变革心存疑虑。农业上的进步和新管理单位的创建密切相关，在这种新管理单位中，个人有更大的机会进行尝试；这意味着把公地分成小块地并圈起来，或者把那些之前对村庄的产出几乎没有贡献的粗野牧场和荒地给分割开来。
至少早在13世纪以来，圈地几乎连续不断地发生着。圈地的发展与生产有关，这种生产并非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为了市场而进行的。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很多生产是出于提供羊毛以扩大纺织工业的目的；甚至在170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圈地最经常发生在特别适合放牧的地区。正是对羊毛和皮革的不断需求，而不是对谷物的需求，才为人们提供了动机。
这个过程与产权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有密切关系。这并不是说存在着任何对于大型农场的迫切需要：敞田中的很多地块非常之大，足够成为有效的生产单位。但当一位唯一的领主或者几个大乡绅开始控制某个地区之时，那便很容易带来方法上的变革，无论是在一个小型农场上，还是非直接地通过条件强加于租赁土地者身上，他们正在开始取代自由土地持有者或者旧制度下通常所说的佃农。
早期的很多圈地行为由下列人员所实施：在贸易中或在政府部门里赚了钱的人和寻找在英格兰通常随着土地占有而失去了那种声望之人。但在18世纪上半叶，旧式的土地贵族统治在内战中损失惨重，他们正在重新主张其之前在社会中的地位。贵族正在大量利用限嗣继承的不动产，以保护其财产的完好无损。他们受到低利率的鼓舞，正在进行财产抵押，正在利用收益买进更多的土地。尤其是，他们正在发起圈地。这些圈地大多数是由相关所有者之间的私下安排来作出的：它们发生在所有者的数量较小但平均持有相对较大的教区内，而且这些通常是这样的教区，即放牧是一项突出的活动。在很多人把持着土地的地方，经常必须要买断自由土地持有者：自耕农的消失——对此已有很多记述——通常并不是圈地的结果，而是圈地的序幕。如果自由土地持有者表现得顽固不化，则可能会获得议会之权力依照那些控制着大部分土地之人——不过他们人数很少——的意愿来实施。但通过法案实施圈地直到1760年之后才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自耕农似乎乐意卖掉他们终身保有的小型不动产，利用换来的金钱就像大量租赁不动产的农民那样去自立门户；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有些人则把他们的资金和精力转移到了制造业中去。
然而，存在着一些地位更加卑微的阶层，他们收到些许补偿金，或者没有任何补偿费。茅舍农在敞田上开垦出来几分地，通过在比较富裕邻居的田地上做兼职工作来增补收入，在土地被重新划分之时，他们的确会分到一小块地产。但当很大一部分荒地被划分给乡绅或较大的耕种者之时，放头牛、养些家禽或者积攒燃料，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大多数有敞田的村庄的边缘地带，有很多人擅自占用空地，他们要么靠在开垦出来的小块土地上从事原始农牧业，要么靠挣工资、偷猎、乞讨、偷盗或者济贫收入，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几乎不参加社区生活，那些很好相处的敞田耕种者已经宽容了他们。但是，与世隔绝的村庄几乎用不着这种人：他们的存在是充分利用土地的一种障碍，他们的贫困给教区向佃农征收不动产税增添了负担。被从茅舍中赶了出来之后，这些茅舍随后被夷为平地，他们便云集到那些田野依然还敞开的地区，或者开始去流浪。他们及其后代肯定对那个半雇佣、低效率的劳力队伍作出了巨大贡献，直到1834年以及此后，这支劳力队伍会搅得那些政客们和济贫法行政人员们不得安宁。
有些作家详细讲述了那些被迫离开土地之人的命运，他们往往忽视了栅栏之内正在开展的建设性活动。关于圈地的基本事实是，它导致了土地生产力的增长。对于圈地是否致使耕种者人数下降的问题，已有很多讨论，有些人认为，它确实记得仿佛这就是一种遭人谴责的结果似的。然而，一旦越来越少的人需要提供生存手段，一个国家的生活标准便提高了，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很多脱离土地的人（就像套话所讲的那样）都自由地投身到其他活动中去：这恰恰是因为圈地把人们从土地上释放了出来（或者赶了出去），它才被算到引发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去，随着消费标准的提高，工业革命才随之而发生。
圈地是由“意气风发的地主”所发起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追随一些坚持走农业学说或者走实践之路的独特学派。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78]便是最有名的改革家行列中的一员，此人是一位学法律的学生，在25岁的时候，他开始务农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塔尔坚持一种独特的耕作理论。他认为植物只有在细小颗粒的形态下才能获得养分，他把它叫做原子，他提倡通过深度作业对土壤持续不断地进行碎化；为了便于碎化，他在1714年发明或改进了一款马拉锄头。在很多方面，他的教导都是倒行逆施的。他反对使用粪肥。他在条播沟里播种，拉大行距，这种实践节省了种子，但浪费了土地。他对轮作的敌视（因为那种在同一块地上要连续13年种植小麦的声明对此提供了支撑）让英格兰的很多地区推迟了迈向先进农耕的脚步。塔尔是一个怪人，他在农业史上的重要性被严重夸大了。真正的创新并非来自他在伯克郡的农场，而是来自在诺福克的大规模经营者的那些农场。
正如一位美国人内奥米·里奇斯（Naomi Riches）所言，众所周知的诺福克体系便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有关技术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程序，在一个封闭的农场上把它们结合起来。它包括采用由泥灰和黏土混成的沙质土壤，庄稼轮作，芜菁、苜蓿和新的禾本植物的种植，谷物的产量和牛的产量而不是羊的产量，以及在很长的租期内由佃农在大规模租地上进行耕种。该体系的有些特色源自欧洲大陆的范例；因为诺福克在纺织品贸易和渔业贸易上与荷兰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该体系的大部分特色是那些富有活力的地主和耕种者在当地进行竞赛的产物。作为著名的霍尔克姆的柯克的长辈和亲戚的洛弗尔勋爵（1697—1755），他在使用泥灰、沼泽排水以及轮作实践上都很活跃；汤森子爵（Viscount Townshend）（1674—1738）[79]的名字已与引进芜菁把它当作一种田间作物挂上了钩，尽管近来的研究表明他是种植芜菁的推广者而非发起者。但是，就像每一个重要的创新那样，诺福克体系是出自很多双手和很多颗脑袋的作品。18世纪的农业史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情况有关，即“诺福克体系”的四茬轮作（芜菁、大麦、苜蓿、小麦，或者其他一些变种）向不列颠其他地方传播替代了过去“米德兰兹体系”（Midlandssystem）的三茬轮作（冬季作物、春季作物，以及休耕）。栽种青草和芜菁意味着那些曾是永久牧场的地区能够在犁头之下耕耘；而且因为现在牛在整个冬天都能得到养护，所以向谷类作物和块根作物提供的天然肥料也增多了。但是，向“轮作农牧业”的转变非常缓慢：因为那种敞田体系专注于谷物而非牲畜，所以它很难被改掉。在不列颠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那些在这样的一种规模上采取的，以至于人们可能把它称之为农业革命或者土地革命的创新，甚至在诺福克当地也不存在。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纺织业都是小农经济最早的分支之一。在不列颠，出自羊背上的羊毛为很多代人从事在从业人数和贸易量上仅次于农业的活动提供了原料。这种工业在政府眼中的重要性已在一长串被开列的对策清单中得到证实，这些措施设法去阻止原毛的出口、技术工人的移民以及纺织品的进口——这些纺织品可能会与国内市场上的毛料服装展开竞争。人民被劝告或者被强迫去穿英格兰的衣料，甚至死人不穿羊毛织品便不准下葬。
生产是由一长串程序组成。首先，要把羊毛分类整理，清洁干净，有时还要染色。接下来，要么对羊毛进行梳理，把长毛从短毛中分出来；要么梳理羊毛，把大致平行排列的纤维做成蓬松的羊毛卷。在这之后，纺纱、织布、缩绒、冲洗、绷在拉幅机上（或者拉伸）、漂白、修整以及剪切，这些程序需要不同程度的技巧和力量：妇女和儿童能够做分类整理、清洁干净以及纺纱的活儿，但是，梳毛、织布以及后面的各种操作都是男人的工作。其中有些步骤在家里通过简单的设备来完成。但缩绒（在其过程中，要用漂白土处理布料，并用锤子用力锤砸让纹理缠结在一起）是在马力磨坊或水力磨坊中来进行的；修整，或者起绒，是在起绒机上进行的；染色需要染缸和其他设备，这些东西太大了，无法安放在茅舍之中。
羊毛布料并不是靠着农民、农场主以及农业劳动者的兼职工作生产出来的，这种情况可能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任何一个郡里都不存在。但是，在英格兰西南诸郡、东英吉利（East Anglia）[80]以及约克郡都存有集聚区，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已经变成了专业的纺纱者或织布者，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羊毛，他们把在土地上的劳作最多看成是一种副职，他们认为纱线和织物远远胜过任何经过农民的粗糙双手生产出来的东西。
工业的组织结构是复杂的，每个地方也迥然不同。在英格兰西南诸郡，富裕的衣料商把羊毛分派给梳毛工和纺纱工，把纱线分派给织布工，所有这些人都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工作；未经加工的布料后来传到了缩绒工、修整工（dressers）以及剪切工的手中，这些人是在富裕衣料商的监督指导下在小型磨坊或作坊中来进行工作的。在东英吉利，出现了一些技术精湛的梳毛工，他们管控着纺纱工和织布工的工作，还出现了一些批发商，他们督导劳动者的工作。在西赖丁，布料商通常是资本非常之少的人，他依靠自己家人和几个学徒或者满师学徒工的帮忙，自己在附属于他家的一个作坊里织布，用的是妇女们在茅舍里纺出来的纱线。但是，在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富裕的精纺毛料制造商，他们把计件工作分派给纺纱工、织布工以及其他一些靠工资为生之人。一些布料商把货物直接卖给批发商或者海外的客户；有些人通过伦敦的布莱克威尔大厅（Blackwell Hall）[81]中的代理商来处置货物；有些人把货物带到了在剑桥每年举办的斯特布里奇交易会（Sturbridge Fair）上；约克郡的布料商织布工则把未经修整的织物运到在哈利法克斯（Halifax）、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利兹（Leeds）和布雷德福（Bradford）[82]每周开办的集市上。
在原料获取上，纺织品的其他一些分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国外的货源。从中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土耳其那里引进了生丝和经丝（加捻丝线），从爱尔兰、波罗的海和北美那里引进了亚麻，从黎凡特（Levant）和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83]那里引进了棉花。这些原料的加工在与毛纺工业大体相似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着。纺丝工往往集聚在斯毕塔菲尔德、考文垂、诺里奇以及麦克尔斯菲尔德的城镇里。他们在阁楼或者棚屋中工作，在每一处一个资本家雇主可能掌控着六台织机。亚麻和棉花的加工分散得更广，但也有一种在兰开夏和苏格兰低地本土化的强烈趋势。棉花在大宗生产上过于短缺，无法把它当作经纱来使用，除非是在小型织品——比如手帕——的生产上：因此，那个后来成为迄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中心的地方，不得不为了获得纱线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亚麻和羊毛，只是在很小程度上依赖于棉花。在18世纪上半叶，兰开夏的典型产品便是纯羊毛织品、棉麻混纺粗布和格子花布以及一些小商品（包括布带、穗带、丝带、彩带以及丝线），这些织品使用的是像棉花、亚麻、蚕丝、精纺毛料以及马海毛等各种各样的材料。
三言两语无法描述兰开夏纺织品制造的组织架构。在此只想说的是，那个中心人物便是批发商、布料商或者亚麻布商，这个人雇用分派员（putters-out）来分发材料，要么直接给到分散的纺纱工和织布工手中，要么送到乡下的制造商那里，而这些制造商转过来在他们自己的区域中把东西分包出去。也存在着一些农民织布工，他们把精力在犁头和织机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大多数织布工实际上是专职技工，甚至在乡下也是如此；在较大的城镇中，比如像曼彻斯特，在那里小商品被昂贵的荷兰造织机生产出来，工人完全依赖批发商和亚麻布商的资本，这些商人不仅提供原料，而且经常拥有那些后处理工序得以进行的漂白间、染色坊和工作坊。
与纺织品贸易截然不同，服装贸易相对较小且无足轻重，因为大部分家庭都是自己做衣服的，或者雇用工资少得可怜的女裁缝来做衣服。海狸皮帽一直以来都是在伦敦制作；用兔皮和其他材料做的毡帽在很多地方进行生产，包括在斯托克波特和曼彻斯特；在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以及赫特福德郡，草辫和草帽的制作催生了一种茅舍工业，这种工业主要由妇女和儿童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开展。袜子仍然是在茅舍中靠手针织，特别是在苏格兰和威尔士，那里有专门供他们进行销售的集市；但从伊丽莎白（Elizabeth）[84]时代以来，有个名叫威廉·李（William Lee）[85]的牧师发明了织袜机以后，伦敦的很多男人、女人以及儿童便在机器针织中找到了活儿干。18世纪早期，该工业正从大都市向德比、诺丁汉以及莱斯特等郡转移，机器针织工公司（Framework Knitters’ Company）对这些地方的控制不太奏效，而且那里的劳动力便宜。拥有织袜机的袜商通常在他自己的店铺或者货栈中留有不多的几台机器，大多数机器都被租给了在自家干活的针织工，各种材料的纱线由分派员送到他们的家门口。18世纪中叶以前，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袜商拥有上百台织袜机之多，熟练织袜工这个新阶级开始在袜商和针织工之间充当起了中间人。最初，分派员与袜商签订合同，他们按件进行派送，分派员还租赁织袜机，他们增加租金来转租给针织工。尽管袜商继续拥有材料和织袜机，但他已经变得几乎和一个商人差不多了，他与那些靠他来找份活干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即使是在18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已经有了变革的征兆。在很多地方，出于技术的原因，一小簇一小簇的人正在被组合起来进入到作坊或者小型的水力磨坊中去。在1717年，托马斯·洛姆——其弟已从意大利带来了机器设计图案——在德文特河畔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工厂，在那里雇用了将近300名工人进行缫丝。这便是大量类似工厂的前身——尽管这些工厂中只有不多几个是从事蚕丝加工的，人们确实从来没有感觉到不列颠与它的发展情投意合。1733年，兰开夏的一位名叫约翰·凯（John Kay）[86]的钟表匠对织机进行了一项简单却很重要的改进，通过这种改进，安装在车轮上面的梭子受到木槌的撞击，便穿过了经纱。飞梭是一个省力装置：它能让单个织布工——坐在织机上并手握系在木槌上的线串——完成之前需要两个男人才做完的织布工作。但是，这种设备遭到了兰开夏织布工的反对，可能也存在着机械方面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只能慢慢去克服：直到1760年以后，飞梭才开始得到普遍使用。1738年，一位内科医生的儿子、伯明翰的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87]突然有了一种要为纺纱做点事情的想法，纺纱最终是为了织布所做的东西。经过梳毛机梳理过的棉花或者羊毛穿过两组转速不同的滚筒，用这种方式在传送到进行捻合的纺锤前把它抽出来。但是，在伯明翰、伦敦、北安普顿以及莱姆斯特的小型磨坊中，使用这种装置的种种尝试全都失败了，从表面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技术上的缺陷，但也可能（就像保罗所言）是因为工人的素质很差和得过且过的习惯。直到将近两代人之后，当阿克赖特采用这个主意之时，滚筒纺纱才改变了生产纱线的方法，这样才真正创造出一种完全以棉花为基础的工业，滚筒纺纱才能在工厂得以实施。
就像纺织业一样，不列颠的另一个主导工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全都与农业密切相关。对于煤炭开采而言，这种情况尤为真实。正是那些土地所有者，他们控制着地下煤层的开发，他们从中抽取租金和开采权使用费。煤炭开采是在一种农村的而非城市的环境下继续进行着：开采煤矿使用了为数众多的马匹，用它们来进行吊动和运输，还要维持住这些打理农场的大部分煤矿主，他们在农场种植燕麦和其他作物。煤矿工人他们自己与土地关系密切：在收割的那几个月里，他们通常会离开矿坑去地里干活儿；雇用的方法以及与雇主的关系都与那些农业劳动者非常相似。
在18世纪伊始，大多数煤田长久以来都处在露头开采或者矿坑和平峒（pit-and-adit）开采的阶段。竖井往下打钻，有时钻到200英尺或者更深一些；地下坑道伸得很远；原始的通风系统业已被发明出来。通过海路进入伦敦市场的通道让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煤田成为迄今为止最大最好的发达产区。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另外一些资本家建立了合伙关系或者成立了公司，他们雇用老练的“视察员”（viewers）为他们的业务经营提出建议，委派监工管控分散在矿井中的下属人员，而这些下手则监督着采煤工和手推车装运工的工作。在大多数其他地方的煤田中，不存在这样的官僚等级制度：干活儿的煤矿工自己组建了六人、八人或者十来个人的公司，通过他们的领头人（一位包租者或者包工头）去订立契约，要么开采整个小煤窑，挖出来并向买主送去一定数量的煤炭，要么根据商定的数额开凿一定长度的地下通道。
这种组织架构的差异与开采煤炭方法上的差异有关。在诺森伯兰和达勒姆、坎伯兰、兰开夏以及苏格兰，其方法正是支柱和矿坑的那种方法：一个男孩协助一名矿工在矿坑或者矿房中采矿，而矿坑或者矿房是以煤柱作为支撑的；有多达一半的或者甚至三分之二的矿物会被留下来不去开采，以便支承顶部。但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在什罗普郡、斯塔福德郡、沃里克郡——那里的顶部和矿床更加结实，矿工借助长壁（longwall）[88]联合开采，用支撑物撑住顶部，把石头和煤屑向后扔到煤炭已经被开采完了的采空区里去。
在地下搬运煤炭的方法也存有差异。在英格兰北部的煤田中，这项工作由手推车装运工来完成，手推车装运工拖着木橇，踩着梣木的滑板，从煤层截面进入到煤矿底部；但到了1750年，在纽卡斯尔地区，由男孩子们来照料的矮种马开始取代这些人。在其他地方，青年或妇女用篮筐来搬运煤炭；在法夫郡，矿工的妻子和女儿在重负之下弯腰前行，她们载着煤炭，不但要沿着地下通道前进，还要蹬着一排排梯子顺着竖井向上爬到地面。19世纪的煤矿主把这叫做“在女人背上运煤的讨厌做法”，至少在1842年之前，这种方式在某些行政区仍继续存在着。
挖煤的主要技术性难题是由在矿坑中出现的气和水所造成的。拖着一捆一捆的荆豆花沿水平巷道走一走，或者使用其他简单的设备，惰性气体或者窒息性空气可能会消散。但是，易燃的瓦斯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有时候这个问题是这样处理的：一个穿着皮制或者潮湿的破衣服的瓦斯检验员，手持长杆，杆子的末端放着一根点燃的蜡烛，冒着个人风险，以此来引爆瓦斯。18世纪30年代，在纽卡斯尔一带比较大型的矿井中，通常的做法是挖掘两个竖井：把一个装有燃烧煤炭的铁篮子悬挂在其中一个竖井里，这样促使含有丰富瓦斯的空气往上升，于是便让新鲜空气从地面往下流到另一个竖井中去。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为了避免用烛火操作带来的危险，在坎伯兰和泰恩赛德的矿井中引进了一种叫做钢轮机（steel-mill）[89]的装置。一个男孩站立在采煤工人的旁边，用一个小型齿轮对着一块燧石旋转，这样便产生了大量的火花，足够发出一种暗淡的光线。但是，钢轮机的使用无法保证不会发生意外，在一些矿井中，人们更喜欢用就像是他们从腐烂的鱼身上或者发磷光的木头块儿那里获得的光亮来将就一下。
呈现在矿业工程师或者视察员面前的一种甚至更难对付的问题则是水。在北部的煤田中，通常的做法是用羊皮给竖井做个内衬，用木制的“架衬”覆盖起来，以堵住泉水，否则就不可能让泉水透过湿层往下渗。通过各种各样的装置，人们把从井下工作区排到矿井底部集水坑里的水转移到地面上去，这些装置包括手泵和很多罐子的“循环链”，人、驴子或者偶尔是水车或风车让这些装置运转起来。排水的费用很是可观，相应地，寻找更有效的矿井排水法之动机也很强烈。可能正是康沃尔的金属矿开采者的需求致使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90]在1698年发明了一台使用蒸汽的抽水发动机。这台机器架设在井筒的凹陷之处，它仅仅是由一个带管子的锅炉和一个带管子的冷凝器组成，其中一个管子沿着竖井向下伸到集水坑里，另一个则向上伸到地面。蒸汽冷凝所造成的真空将水从集水坑中吸入；从锅炉里来的新鲜蒸汽的注入压着水进入导管升至地面。但是，把蒸汽与冷水直接接触，此中的能量浪费非常之大。正是为了避免这种能量浪费，达特默思（Dartmouth）的五金商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1663—1729）在1708年发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自动式蒸汽发动机。把一大根木梁安装在一块坚固的砖石建筑之上进行旋转，让其通过圆圈的弧线自由地垂直摆动。木梁的一端连接着一个活塞，因为首先把蒸汽注入气缸，然后蒸汽被凝结，所以活塞在气缸里上下移动。这些摆动传送给木梁，因此也传送给了连接在木梁另一端的泵杆，通过泵杆的摆动，水就沿着矿井中的管子被向上抽。纽科门及其后继之人进行了很多改进和扩充。这种机械装置首先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煤矿中被使用，很快就在北部的煤田中得以采用，到了1765年，泰恩威尔（Tyne and Wear）[91]附近一带大约有100台机器在运转。它们让开采水层中和水层下的矿层变得可能，因此是矿井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代技术开拓者的长廊中，托马斯·纽科门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发动机是一个仅用于抽水的装置：它无法在吊起提升过程中加以使用。这项工作是由马力起重装置完成的，这种装置把装有煤炭的榛木提矿桶或者篮筐吊到竖井的顶端。有时候，煤矿工人坐在篮筐里上上下下；但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他们把腿伸进在吊绳上打的圈里，簇拥在一起，搭乘跃出竖井，男孩子则坐在男人的膝上，或者用手和脚简单勾住绳子。撞到了墙上或者掉到井底去，这样的偶然事故并非不常发生。
运输的困难决定了产量的极限，不仅在地底下对于单个矿井来说是这样，而且在地面上对于整个工业而言亦如此。在北部，从煤矿到河岸有带着木栏杆的、供四轮马车走的道路，大约有上千艘载重三四百吨的远洋轮把煤炭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但是，内地不得不依靠横挂在马背上的驮篮或者沿着坎坷道路而行的四轮马车来运输。在条件更好的公路和运河到来之前，市场至多是地方性的。
煤炭的采掘几乎没有为用于开凿的和地下运输的机械装置提供施展的机会：想方设法从土里抠出煤炭的斗争确实是一场士兵们的战斗，迅速见效则是无法预料的。对早期产量的估算可能比猜测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情况看上去可能是这样的：在1700年之时，年产量大约为250万吨，1750年则约为475万吨。与1800年的1000万吨左右、1829年的1600万吨、以及接下来的年份更大的吨位数相比，这些数字太小了：19世纪才是煤炭时代，而非18世纪。但是，即使在1700年和1750年，燃料是大多数生产进程发展的基础，而总体上看，在煤炭开采上相对缓慢的进展速度限制了不列颠的工业扩张。
大量使用燃料的工业之一便是铁的熔炼与“提纯”。然而，在这个案例中，燃料并不是煤炭，而是木炭，讲到这里，通过那些产木炭的矮林之拥有者，再一次与土地发生了密切关联。正是树木的存在而非铁矿的存在决定了铁厂的位置，因为长距离搬运矿石比搬运木材或木炭更加便宜。在16世纪和17世纪，欣欣向荣的炼铁工业在苏塞克斯和肯特的林区（Weald of Sussex and Kent）[92]已经成长了起来。但在这一带，森林的枯竭（主要是由于造船的需求，也因为炼铁的需求）导致了衰退；到了1700年，工业正在转移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去，转移到那些仍然留有林地或者可以种植新矮林的地方去。
为了生产出铁来，首先必须在鼓风炉中把矿石熔化，之后熔化了的金属流出来变成生金属块。然后，要么把它在小型空气炉中再次熔化，转变成铸铁；要么送到锻铁炉中被加热，并用锤子打成熟铁条。这些东西转而被送到切割磨坊（slitting mills），它们在那里被加热，穿过带沟槽的碾压机，这样便被拉长了，之后被切成条。铸铁硬，但很脆；它是制造这类东西所需的材料：比如说家里用的锅碗瓢盆，以及——在战争频仍的世纪里有一种用途绝非可以忽略的——某些类型的军械。因熟铁碳含量较低，所以它具有韧性，可以伸展，并能够承压：它常用于制造马蹄铁、钉子、镐和锹、锁和插销、金属丝以及各种各样的器械。
熔炉、锻铁炉以及切割磨坊一般来说是由相互独立的制造者分开从事的工作——因为燃料供给有限，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通常要有一段距离。在18世纪早期，炼铁生产上的杰出发明便是在生产生铁和铸铁之时用焦炭替代了木炭。一个多世纪以来，规划者前赴后继地寻找实现这种替代的方法，并取得了好几项专利。然而，这些专利所代表的是抱负，而非成就，因为焦炭所含的硫要为制造这样一种产品负起责任，即这种产品不适合做成铸铁，而且当它变成熟铁时非常脆而无法使用。直到1709年，什罗普郡煤溪谷（Coal brook dale）[93]的一个身为贵格会教徒、名叫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94]的铁器制造商，才想方设法用焦炭冶炼出了优质生铁。他用的熔炉看上去就是在木炭炼铁工业中使用的高度，他用的风箱也不是格外的有劲儿。对其成功原因之解释几乎肯定都放在了那种带土块的煤炭上，这种土煤唾手可得，因其硫含量低，所以便产出了一种焦炭，与从其他地区的煤炭中产出来的不一样，这种焦炭适合鼓风炉的需要。达比的发现会对作为一个工业国的不列颠之未来产生极具重要性的结果。这套程序的使用传播得很慢——长久以来只是在达比的家庭和朋友圈内传播。贵格会教徒的沉默寡言——也可能是想要向竞争对手隐瞒知识——可能与这种缓慢传播有些关系，但无论如何，能够把用焦炭炼制的生铁加以利用则受到了限制。达比的铁是或者被人们认为是太过不纯，不能作为材料为锻造大师效力：它只能用于矿物燃料能够取代木炭的铸铁生产中。
这种发现导致在煤田地带的而非在森林附近的熔炉和铸造厂有了缓慢增长。它能让磨坊技工为达到某些目的获得更好的材料，也能在一些通用商品上让铸铁来代替生铁。这些结果并不是不重要的。但是，它们把炼铁工业的多半部分仍然停留在半农业的环境中，它的力量与下落的溪流紧密相连，它的燃料与萎缩的林地密切相关。
在一头是铸铁和另一头是熟铁之间，在碳含量上居于中间的是钢。把几块熟铁铺上木炭放进干燥炉里，让它们在高温下存放几天，这样便炼成了钢。用这种方法所产生的渗碳钢（blister steel）[95]之后便被切成小钢钎，把这些钢钎扎成捆，放进熔炉再次加热，之后被锻造成剪切钢（shear steel）。可能因为原材料是从瑞典进口的优质生铁，所以炼钢便局限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附近。生产成本高昂，钢的用途便局限在制造下列物件上：餐具、剃刀、各种更好的带刃器械、刀剑、枪炮以及钟表的运行部件。在18世纪40年代早期，谢菲尔德的一个身为贵格会教徒、名叫本杰明·亨茨曼（Benjamin Huntsman）[96]的钟表匠发明了一套在小坩埚中熔炼渗碳钢或剪切钢的程序，因此得到了一种更纯更均质的产品。他的铸钢会在包括工程学在内的许多工业的成长中占据主导角色。但是，就像其他早期的发现一样，这个程序的知识传播得很缓慢，直到18世纪末，用坩埚法炼出来的钢才开始得以广泛使用。
在铁的制造（manufacture）中——因为有别于生产（production），人们可能会充分利用矿物燃料，因此正是在煤田地带，器械和农具、链条、锁和插销以及尤其是钉子的制造者往往会聚集在一起。最大的单一生产地区是在斯塔福德郡南部和伍斯特郡东北部那里，特别是沿着塔姆河（Tame）和斯陶尔河（Stour）流域，在这里，很多旧的谷物磨坊被转变成了切割铁块的磨坊。在沃尔索尔（Walsall）和西布罗姆维奇（West Bromwich），起初在制造鞍具上的集中显然引起了对嚼子、马镫以及其他与马相关的铁制品的生产；伯明翰在枪炮、刀剑以及那些更轻巧的金属物品之制造上已经开始专业化了，也会因这些物品而出名。但是在乡下，在这些城镇附近，主要的活动是制造钉子，美洲殖民地（那里的房屋是用木料建造的）为之提供了一个大型的和可扩展的市场。
在南约克郡和毗邻德比郡的地带，也出现了金属加工工业的本地化：谢菲尔德专注于质量上乘的餐具和器械，附近的村庄则致力于制造长柄大镰刀、镰刀以及钉子等这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再次提到，这里有很多刀剪商，在斯沃韦尔（Swalwell）和温莱顿（Winlaton）[97]附近，从斯陶尔布里奇（Stourbridge）来到这里的安布罗斯·克劳利（Ambrose Crowley）[98]建立了一个高度家长式作风的企业，来生产锚、链条、器械以及钉子。在温莱顿，铁匠们和其他熟练工人在广场上都有自己的店铺，这些都是克劳利所建，他们有自己的牧师、外科医生和教师，也有自己的疾病基金和退休基金，他们生活在半学院制的状态之下。然而，这种情况纯属例外。在英格兰中西部地区、在南约克郡以及在西兰开夏（在这里，在利物浦、威根和沃灵顿之间的乡村里，也出现了铁制品制造的发展），生产是在与工人们那些分散开来的住宅相连的小型作坊或棚屋里开展下去的。五金商人在他们的货栈中把铁条分发出去，制钉者和其他人把他们完工的产品带回来。但是，在后来的一段时期里，这里成长起来了一批代理人或者信号员，他们履行的功能与兰开夏的分派员或者英格兰中东部地区的织袜工或推销员的作用相似。
铁和钢并不像纺织纤维那样很容易就适合机器方法：人们在产品种类上有所创新，但在制造程序上则几乎没有。工人的数量增加了，专业化方面也有所增长。但是，产量的极限由原料的极限来决定；直到18世纪末，当用煤炭来生产熟铁变得可能之时，金属加工贸易的扩张才会蔚为壮观。
大规模生产不仅需要分工和专业化的装置，还需要一种有组织的交通、商业和信贷体系作为支撑。按照所有当代的观察者所言，不列颠的内部流通远未满足工业家们的需求。英格兰的道路依赖于业余的勘测员和没有技能的法定劳工，因为他们的确进行了建设和修理，但这些道路大多数不适合有轮子的车辆；陆路运输的一种重要方法便是靠驮马运输，有时驮马一行有一百匹或者更多，它们在沿高速公路或者在公路中间铺设的石子砌道上行进。一旦实行了圈地，便有机会去拓宽和修直通往村庄的道路，在某些地区，收费公路由信托机构来建造，根据1662年的一项法案，这些信托机构为保证其未来收益有权从收费站募集资金。但是，人们强烈反对那种实际上是公路圈地的东西，而且收费站的横栏杆经常遭到毁坏。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收费道路才在完全远离伦敦的地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流通渠道。
对于庞大的、笨重的或者易碎的货物，河流和海洋提供了一种极其便宜且更加安全的运输途径。庞大的沿海贸易在港口之间展开，而港口的数量非常之多。一些像纽卡斯尔、赫尔以及布里斯托尔的港口已经非常之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极力拓展自身贸易；另一些像惠特比、斯卡伯勒、金斯林以及雅茅斯的港口会落在后面，因为工业革命的威力带来了贸易集中，其强度并不亚于工业集中的强度。很多港口——尽管并非全部港口——都坐落在通航河流的河口之处，它们就像海洋公路一样在地区间贸易（以及后来的工业本地化）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便是1700—1760年间英格兰经济的显著特征。几乎全部的燃料和大多数食物都是通过水路到达伦敦人手中的：煤炭被装到泰恩河上的平底运煤船上，之后转至可以出海的运煤船，这些船只把煤炭运到伦敦滩（the Pool）[99]，在那里煤炭被卸到驳船上去；泰晤士河谷的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装在驳船里顺流而下被带到这里来。在塞文河上，装载着来自什罗普郡和伍斯特郡的煤炭、凹形器皿以及钉子的小渔船顺流而下漂流到布里斯托尔，返回时由一帮孔武有力（但很短命）、低头弯腰的拖曳者拉着载有条铁、黏土以及西印度产品的货船逆流而上。比较小的河流几乎不适合航行。这些河流中有一些被拦河坝和鱼坝堵塞住了；很多地方是浅滩，遇到干旱之时便阻断了航行；有时，那种为了让船漂浮起来便把压舱物丢至船外的反社会实践则中断了交通。尤其是在北部，开明的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成立了公司，并获得法定权力去拓宽加深很多航道。在早些时候，对萨尔瓦尔珀河（Salwarpe）的修缮有助于德罗伊特威奇（Droitwich）崛起成为食盐生产中心；但是后来对韦弗河（Weaver）的开发导致了柴郡“制盐厂”的迅猛增长。把艾尔和考尔德航道（Aire and Calder）挖深让林肯和莱斯特郡的长绒毛料运到西赖丁成为可能；把唐河（Don）挖深则刺激了罗瑟勒姆以及后来谢菲尔德的金属贸易之增长。在兰开夏，则存在着异常活动：道格拉斯的航运能够让威根附近矿井的煤炭抵达里布尔和菲尔德河口；接连不断地对默西河和艾尔韦尔河进行修缮，这在作为港口的利物浦和作为纺织制造中心的曼彻斯特之成长上起到了作用；把狭窄的桑基小溪（Sankey Brook）开凿成运河为圣海伦斯和沃灵顿带来了繁荣。
但是，这些事业中的任何一项均都遭到了大力反对，这些反对意见来自那些反对河流改道的土地所有者，来自那些在像约克、盖恩斯伯勒（Gainsborough）以及鲍特里（Bawtry）等悠久内河港口的贸易商，来自所有不喜欢那种向被认为是自由的航道付通行费之主意的人。充其量，英格兰的河流能够提供的只不过是一种缓慢且昂贵的交通运输方式。这些河流不再被当做交通干线而是作为汇入一种比较有效的运河体系之支线来加以使用，这正是18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最重要的创新之一。
内部贸易由商人来实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专门从事种类有限的产品经营。有些人自己游走于全国各地，但很多人雇用“骑派员”（riders-out）来确保订单，并从顾客那里筹钱。在海外贸易中，商人就是个专家，这个专家并非是在特定商品上的专家，而是特定市场上的专家。他早已不再带着货物去漂洋过海，现如今这些货物被委托给了押运员或者被分发给了海外代理商。虽然船只相对较小，但建造、装备和修理的费用太过巨大，单独一个人难以承受：在实际上属于一种合股企业的事物里，很多批发商、制造商、商船船长以及其他人占有四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或者甚至六十四分之一的股份；通过这种方式，大部分有钱人开始对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产生了积极兴趣。
不列颠在食品方面自给自足，总的说来还是个谷物出口国。但是，她在下列事物上严重依赖于外国：建造和维修船只所需的木材、条铁、大麻以及其他材料；在纺织工业上使用的丝绸、棉花以及燃料；食糖、朗姆酒、茶叶、咖啡以及烟草，还有很多制成品。作为交换，不列颠出口所有种类的工业制成品，但尤其是那些用羊毛、铁以及皮革制造的工业品。布料、火器、金属制品以及廉价首饰被运送到非洲并换取奴隶，这些奴隶被装船运到西印度群岛，拿他们来支付在这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中被认为是最终货物的奢侈品和原材料。
历史学家往往过分关注与遥远地区的商业往来。绝大多数的进出口贸易是与欧洲大陆以及特别是与离不列颠最近的国家开展的。相比之下，与印度、西印度群岛以及北美的贸易量非常小，与非洲的贸易更是微不足道。东印度公司和非洲公司的成员所创造的财富绝对不允许隐瞒这样的事实：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不列颠商业的并不是那些贩运白银和奴隶的垄断组织，而是那些伦敦的、外港的以及大量内陆城镇的经营通用货物的个体商人。比起与整个热带地区的贸易而言，与波罗的海的贸易——不列颠从中得到了海军补给品——则是出于更多政治和经济考虑之结果。
二
在这种对构成工业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活动进行高度浓缩的记述中，有很多东西被遗漏了。空间的缺失（有些情况下是知识的缺乏）妨碍了对于建筑者和造船者、渔夫和水手、鞣皮工和制革者、造纸者和印刷者以及很多其他人的描述。然而，对于这些人的研究在任何重要方面将会更改业已呈现出来的画面之轮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工业是农村的而非城市的。在此前的两个世纪里，工业已经从城镇搬到了乡下去，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逃避市政和行会的约束，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技术原因。依靠海洋来进行货物运输致使人们大量居住在沿海地带，而非内陆地区；依靠河流来运输的重要性体现在沿泰晤士河、塞文河以及克莱德河河谷的人口越来越密集之上。在奔宁山脉（Pennines）[100]两侧、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德文郡荒原以及苏格兰南部高地存在着集聚，所有这些地区都不仅是羊毛的来源地，也是软水的来源地，对于仍然是不列颠支柱工业的几种工序来说，软水是必要之物。谷物磨坊、缩绒磨坊、熔炉、锻铁炉、切割磨坊以及餐具和工具打磨的工作，它们均依靠着下落的水来提供动力。几乎没有城镇（谢菲尔德便是为数不多的城镇之一）有足以维持许多这类设施的供水，而且无论如何铁厂需要靠近林地，金属贸易需要临近煤矿，这些地方提供了燃料。自然资源的分布——特别是水的分布——导致了人口在地理上四散分布开来。
的确，存在着规模很大——有海港、河港以及销售中心——的城镇。伦敦有船坞、货仓、啤酒厂和酿酒厂以及生产消费品（丝绸和皮革制品、家具、钟表、玻璃制品、陶器、餐具以及珠宝首饰）的各类工艺。与今天相比，伦敦当时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位置甚至更加重要。但是，应该把这种发展归功于它作为首都城市和港口的地位；在伦敦和在与米德尔塞克斯、萨里和肯特相邻的地方，人口的集聚原本就很少是制造带来的结果，更多的是贸易之结果——其他像布里斯托尔、诺里奇以及格拉斯哥这样的大型城镇也是如此。
工业是定期迁移的（这并不是说工人和企业家自己迁徙了）。铁的生产从林区转移到了英格兰中西部地区；丝绸和袜子制造从伦敦转移到了东英吉利、英格兰中部地区以及北部；制盐从达勒姆的海滨地带转移到了柴郡的平原地区。工业的结构是富有弹性的。纺织贸易、服装贸易、金属制品贸易以及很多其他种类的贸易，它们在教科书称之为国内工业体系的东西下继续进行着，国内工业体系这个短语用起来确实很方便，但它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些贸易的主要特征是，它们所遵循的并不是任何单一的组织体系。在技能、资本以及承受风险的能力上程度各异的人们能够从中找到充分施展其天赋的机会，而且在形式上千差万别，几乎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在采矿和炼铁上其实也是这样的，尽管在程度上较低一些。两三个合伙人有一点点资本便能开个矿井或者造个锻铁炉，和那些像泰恩河大联盟（Grand Allies）[101]中的大公司或者什罗普郡的贵格会王朝（Quaker dynasties）[102]里的大企业去竞争，这并非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因为工序相对简单，所以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能轻而易举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职业：在制造业和农业之间来往频繁；在夏季和初秋时分，矿井、熔炉以及茅舍作坊便暂停活动，让工人能帮忙收割庄稼。大多数资本并非体现在建筑和机器之上，而是体现在生产进程中的物资储备上：财力可以被快速地从工业转移到贸易上去，或者从贸易转移到工业上来；一个人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把自己描述成业务熟练的制造商，在另一段时期则称自己是个商人。因为工人联盟数量极少且力量微弱，所以用资本来代替劳力或者用一种劳力来代替另一种劳力，这并不困难；生产要素的专门化——这是降低成本的先决条件——可以在极少受限或者毫无限制的情况下继续下去。
在诸如此类的很多方面里，1700—1760年的工业极其符合一个世纪以后或更靠后的经济学家所建造的模型。然而，存在着过分强调天地万物格局所带来的社会益处之危险，特别是存在着把劳动条件给理想化的危险。制造业和农业的结合对于工人来说是否完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真叫人怀疑，因为那意味着他的双手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粗糙和弯曲了，这样便把他的工作——特别是在纺织上——局限在更加粗糙的产品类型上。大多数工人享有应属于其工具和设备之所有权的任何好处，这倒是事实。但是，在镐与锹、砧与锤或者一套锯与锉到手之时几乎通常就是背负债务之日。茅舍可能几乎毫无舒适感，茅舍里最重要的家具便是一台织机或者针织机，茅舍里的空气中含有大量的绒毛和灰尘，或者满是从用于梳毛和很多其他作业的木炭炉中冒出来的烟气。大部分工人在某种程度上自行决定他们工作和玩乐的时间，这也还是事实。在采矿期间，矿工看起来至少像今天一样稀松平常，假期非常之多，而且很好地得到了遵守。在国内的许多工人习惯在周日、周一，有时还有周二去闲逛或者去运动。然而，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在这周余下的日子里工作直至深夜；尽管无规律性可能对成年人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有些书的作者以极其相同的方式来行事），但这对给大人帮忙的孩子们来说几乎不可能有半点好处。
当雇主和工人是直系血亲时，他们的关系通常是最好的。在农业上，很多劳动者都是住在家中的仆人，虽然对于仆人们来说建立他们自己家庭的意向正在增强。但在工业上，工人被分散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就像在棉花和羊毛制造上一样）一个人可能会雇用两三千人，因此私下交往是不可能的。最亲密的关系是那些在一起工作的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在采矿和捕鱼上，关系最亲密的是“公司合伙人”（company）；在玻璃制造上，关系最亲密的是“一把手”（chair）；在大多数情况下，关系最亲密的则是家人。但是，男人、女人和孩子并肩工作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家庭就是个自成体系的单元：任何女人都无法纺出她丈夫需要的大量（或者各种）纱线，因为技术就是这个样子的，即让一台织机运转起来需要五六个纺纱工全天工作。中介让织布工省去了必须来来回回寻找纱线的环节，但他往往费尽周折去讨价还价：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熟练织袜工很少被当作朋友来对待；在兰开夏，当人们听到悲伤的故事之时，他们有时会说，“它会让一块磨刀石的心给融化掉，或者会打动一个心肠更硬的分派员。”
除了在农业领域，大多数工人都是按件计酬的。在很多工业领域，通常情况下，他们隔一周或两周就会收到个整头以敷生存之需，零头（如果有的话）会在六周、八周或者十二周期末之时收到。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威尔士南部，矿工不仅被雇来去挖掘和运出煤炭，而且还要把煤炭移交到顾客手中：只有当煤炭卖出之时，他们才有资格拿到报酬，运输上的延误或者市场被关闭可能意味着他们在数周或者甚至数月之内都无法拿到自己的工资。这样的安排把生产的风险丢到了最起码能够忍受这些情况的那些人的肩上；在所有存在着“隔很久才发钱”的工业中，工人们往往会在发工钱后的几天里随意花钱，甚至尽情挥霍，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们的生活舒适程度远在那种比较理性地分配财力所能提供的舒适程度之下。直到工业革命后，当雇主们完全担负起提供资金和承受风险的功能之时，才有了固定工资发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固定开支。
很多工人并不是从雇主或者代理人那里领取工钱的，而是从一位高级工人那里来领取。在那些流行包工头体系的煤矿区，情况便是这样；苏格兰东部也是如此，在那里，“陌生的”妇女搬运工与伐木工（hagger）或矿工捆绑在一起，她从他那里收到微薄的报酬；从某种程度上讲，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那里，矿工雇用“雌马驹”或“雄马驹”，并给他们开工钱，这些人通常都是矿工自己的孩子。在很多金属贸易中，在制针上，以及在伦敦的手工艺品中，生产是由那些雇用其他的满师学徒工的外包工来进行的；甚至在安布罗斯·克劳利的高度组织化的体系中，按照贸易惯例，铁匠要给他们自己的锻工发放工资。伦敦的丝织工雇用妇女来缠线，雇用儿童去给梭子填补纬管。几乎任何地方都有一种降低级别的学徒制模式，学徒有男孩也有女孩，几乎没有或者根本不对他们进行任何培训；很多孩子忍受着饥饿、过度劳累以及遭受虐待之苦。正是在不发达的国内贸易中，并非是在像炼铁这样的大型资本和富裕雇主控制的工业里劳动条件才极其糟糕。
在农业中，在煤炭、铁、陶器和其他贸易中，技术较高的工人是长期受雇的，通常按年进行雇用。他们在这些契约下提供服务，而这些契约给予他们某些雇用保障，顺便说一句，它们还是防止被征入皇家军队的一种安全措施，皇家军队是个名声不好的机构，只有贫民才会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参军入伍。但是，安全的代价就是丧失了自由流动。苏格兰的煤矿工和制盐工得到了生存保障，但依据惯例和法律，他们注定一辈子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并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在英格兰，这些农奴制的条件早已被扫除了，与体力劳动者或半熟练织布工的生活状况——假如经常没有活儿干，他可能会随意改行，或者（在定居法律的限制范围内）随意改换工作地点——相比，那种熟练工人的生活状况是否更加让人满意，这的确是个问题。
存在着很多工业上不协调的根源，特别是在国内贸易上。有些雇主在分发纱线或者铁料时所给的重量不足，他们却要求从工人那里得到比所给材料能做成的更加多的布料或者钉子。还有些雇主把残次的原料分发出去或者不按时给他们发工资。在比较偏僻的地区，那里几乎没有零售店，货币供给不足，实物工资的情况很是常见。另一方面，纺纱工、织布工、针织工、制钉者等，他们通常不会如期返还他们的产品；纺织工人把黄油和油脂掺进织物中以增加重量，制钉者用劣质的铁代替他们从货栈中收到的铁条。盗用原料的情况非常普遍。在1703年、1740年、1749年和1777年，议会通过了一些法案，逐渐加大了惩罚力度，以此试图制止盗用原料的行为；在这些年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雇主被赋予进入店铺或者到屋外去搜查的权力。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批精纺毛料服装委员会（Worsted Committees）中的第一个便建立了起来，以解决侵吞的问题和在返还产品上延迟的情况。这些委员会委派监察员，法官则给他们发放许可证，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支工业警察队伍。在他们操控的广大区域中，工人们受到纪律约束，这种纪律与工厂主的纪律几乎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后来工厂会给予的在常规雇用和工时方面的补偿。
通过一系列商人和中间人进行生产的组织机构必须要有一种信贷体系。但是，信贷的对应之物是债务。国内的工人通常都是其雇主的债务人，这种债务不仅仅是因为原料所欠下的，也是由于为了应对出生、生病、死亡或者搬了个新家这样的紧急之事而借了大笔的金钱所欠下的。通过从未来收入中进行扣除，放款人的正当要求得到了满足，有时候，让孩子们为雇主免薪工作，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通常在一种债务被摆平之前，新的债务便出现了：工资簿负担得起那些从不欠债之工人的很多场合。从小贩那里赊购货物，在小酒馆中积攒着酒账，在强烈要求进行付款之时，一项新的债务已经在雇主那里形成了。为了追回小额债款，也为了处理原料失窃的情况，很多城镇设立了特别法庭。对于那些在状态最好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资格去有效争论工资的男人和女人来说，负债——特别是欠了雇主的债——不仅必定会削弱他们的道德品行，也必定会削弱他们的议价能力。
雇主倾向于把工作不假思索地分摊给大批工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确保他们在遇到压力之时不会缺乏劳力。袜商和织袜工有一种特别的动机去这样做，因为他们雇用的针织工越多，从租出去的针织机上得到的收益就越大。国内大多数职业所需的技术很容易就会学到，而且对于家庭成员来说，就业的机会起到了磁石般的作用。因此，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更多的人进入了这些贸易之中，而不是进到了可以保证他们有份固定工作的地方。对于国内工人来说，未充分就业才是祸害，而不是周期性失业。
过去人们通常坚持认为，出现劳力供给超过需求的情况是“投资机会枯竭”造成的，而这种“投资机会枯竭”被说成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但在1700—1760年间，在资本主义开始成熟或者投资机会完全开放之前，数目众多的人没有固定的就业途径。乞丐和流浪者、窃贼和拦路强盗、妓女和各种类型的寄生虫，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部分比今天的还要大。但除了这些之外，在经济体系的边缘，存在着一大批这样的男人和女人，要是他们能够活下去的话，他们便靠着正当手段勉强维持生活，他们是那些擅自占用空地之人、被半雇用的茅舍农以及城市的阁楼居民。这些人构成了那个“穷人”群体的大部分，这些“穷人”的邋里邋遢和考虑欠周的生活方式公然冒犯了诸如塔克教长（Dean Tucker）[103]这样的早期经济学家的理性与明智。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性格缺陷确实很贫穷，但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在主流的投资层面上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让他们去干的活儿。把那个迷失军团的一部分人引入到经济体系中去，把很多非正规军士兵转变成一支工业大军的干练成员——尽管他们受到过分严格的管制，这才是工业革命最为突出的成就。
对于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提前到来这一问题，人们可以给出很多答案。在18世纪上半叶，存在着很多独创与发明，但这种发明创造想要结出果实则尚需时日。有些早期的发明创造因为想法不健全而失败了，另外一些则是因为合适的材料无法到手，因为缺乏技术或者就工人来说是缺乏适应力，或者因为社会上对变革的抵制。工业不得不等待大量资本的来临，这些资本数量非常巨大，代价够低，足以能让建造“基础设施”——比如公路的、桥梁的、海港的、码头的、运河的、排水系统的设施等——成为可能，而“基础设施”是一个大型制造业社区的先决条件。它不得不等待，直到进步的观念——作为一种理想以及作为在社会上运行的一种程序——从少数人的头脑中散播到大多数人的头脑里为止。但是，除了这些需要考虑的重大因素之外，在每个主要的工业中，存在着很多障碍——用当前的说法就是瓶颈，在扩张可以继续下去之前，必须移除这些障碍。农业上的障碍是公共权利和过冬饲料的匮乏；矿业上的障碍是缺少处理洪水的有效装置；炼铁上的障碍是合适燃料的短缺；金属贸易上的障碍是随之而来的材料短缺；纺织上的障碍则是纱线的供应不足。交通、贸易以及信贷等都忍受着垄断的那只死亡之手，抑制这些服务的发展总体而言对工业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尽管在人类努力尝试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增长，但变革根本不至于迅速到危及现有体制稳定性的地步。1700—1760年间，在生产技术上，在工业结构上，抑或在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上，不列颠均未历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