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章太炎的个体思想和唯识佛教
——中国近代的万物一体论的走向⁽¹⁾

序

晚清民国时期的思想家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后改名为绛，字枚叔，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因鲁迅的“有学问的革命家”⁽²⁾这一评价而广为人知。但是章太炎作为革命家大放异彩的时期是在日本担任《民报》编辑的那段时间前后，辛亥革命爆发、“排满”光复革命的志向得到实现之后，据鲁迅所言，章太炎便“与时代隔绝”“脱离群众”，转而成为“儒宗”了。

然而，就如鲁迅和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所指出的那样，章太炎身上的民族意识尤其具有一贯性和彻底性。虽然章太炎晚年的“复古”从表面上看符合当时军阀政权反动的“复古运动”，“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他认识［对日］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出路”。“他对丧权失地的愤慨是大众的，而表达这愤慨的文字，却是贵族的，不能不说是他一个无法避免的矛盾。”这样称赞章太炎的民族意识的是他名副其实的高徒、此时已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音韵与训诂学者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絸斋）。⁽³⁾

章太炎的民族意识表现为提倡“国粹”以“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⁴⁾不过，“国粹”一词在明治日本仅仅被用作nationality的译名，以试图将自身异化为这种“国粹”的所谓国粹主义者来定义章太炎并不恰当。章太炎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在于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依自不依他”，“汉族心理，不好依他”。⁽⁵⁾从章太炎的这种认识可以看到他不仅追求民族自我认同的确立，还追求作为主体的自己、个体的确认。在关注传统思想的同时追求个体和共同性，这是章太炎思索的重要主题。

在探索这个主题时，章太炎重视佛教，特别是唯识论——这也是他在《民报》时期的言论的一大特色。对章太炎而言，佛教尤其是唯识学为什么是必要的？这在他基于“依自不依他”的哲学、关于个体与共同性的思想中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仅关系到他本人的思想，还涉及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评价。笔者将在本章就这些问题展开考察。另外，在章太炎之前，戊戌变法时期最为活跃的康有为及谭嗣同引入佛教学说建构了依托“以太”（ether）的万物一体论，我们在对比这种万物一体论和章太炎思想时也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地方。

在关于章太炎的既往研究里，不无重视他和佛教关系的相关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止步于将佛教定位为解决政治思想方面课题的“手段”“武器”，⁽⁶⁾并未将其作为关乎章太炎思想、哲学本质的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来把握。非但如此，还有的研究甚至特别轻视佛教在章太炎思想中的作用。比如河田悌一的论文写道，“我觉得，章太炎依托佛教思想提出的主张毕竟只是些表面上的理论而已”，后来章太炎便“不再发表带有佛教色彩的时事评论”。⁽⁷⁾河田仅仅把佛教看作章太炎思想里一时的、非本质的因素。的确，章太炎本人在辛亥革命后总结自身学术变迁时说，“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⁸⁾仿佛《民报》时期佛教色彩浓郁的“真”不过是其思想变迁过程的一个阶段，他最终还是回归到以“俗”即道家、儒家为主的传统思想。

如果把这个总结当作单纯的时间性变化来看待的话，或许能说佛教对于章太炎只是一过性的，但从笔者的结论来说，章太炎直到晚年也没有切断和佛教的联系。“回真向俗”与其说是时间上的变化，毋宁说这意味着一种以佛理为核心，与道家和儒家等传统思想相融合的变奏。章太炎与佛教的相遇决非偶然，即便是“转俗成真”这一转变，也是他的这种思想之根源使然。

为了同时阐明这个问题，本章将把《民报》时期前后的章太炎的思想、哲学一并作为考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