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甲午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丰岛海战

一　清军增援牙山

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第一战。这是日本精心策划的一次海上袭击。

自6月以来，中日两国为朝鲜撤兵问题交涉频繁。清政府始终举棋不定，以致贻误时机，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日本政府则逞其外交伎俩，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赢得了向朝鲜派遣和部署兵力的时间。到7月中旬，日本的军事力量已居于绝对优势，便决定挑起这场侵略战争了。7月14日，小村寿太郎代表本国政府向总理衙门发出一纸照会，即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首先关闭了中日商谈的大门。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依靠列强折冲调停，至此终于落空。

同一天，光绪迭降谕旨：一则“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¹⁾；一则令李鸿章“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而“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²⁾

16日，又传旨“朝廷一意主战”，著李鸿章“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³⁾是日，李鸿章奏曰：

查汉城、仁川附近一带，倭兵水陆分布严密，历来中国进兵朝鲜皆由平壤北路进发。现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千人进平壤，宋庆所部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均雇商局轮船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节节前进，相机妥办。所需军火、器械、粮饷转运各事，均剋日办齐，俾无缺误。并电商盛京将军派左宝贵统马步八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图援汉城。至叶志超一军，昨已电商该提督移扎平壤，厚集兵势。俟其复准，即派丁汝昌酌带海军能战之船往朝鲜海面巡获游弋，以资策应。⁽⁴⁾

但是，叶志超恐海道不安全，不同意“以船移平壤”，认为：“仍由陆扼要移扎，稍有把握，且梗日兵南路。若并军而北，日以全力专顾北面，势益张。”他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兵力太单，怎能支撑得住？李鸿章也看到这一点，便决定派记名提督江自康率仁字等营增援。并电嘱叶志超：“贵军过单，恐不足当一面。再四筹思，除芦榆马队添调外，拟令吴育仁挑精队千五百，交江自康带往牙口登岸，归弟调遣，合之将及五千，气力稍厚。以后但筹济饷需。如电报中阻，应由釜、汉日电借发，不知顺手否？北兵尚早，贵部不可距汉过近。俟北南能通气会合时，再行前进。望相机稳慎筹办，勿性急。闻日又添兵三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减退。”⁽⁵⁾李鸿章明知牙山驻军“过单”，但以区区之数增补，无异于杯水车薪，焉能济事？主要的问题在于：他当时对保全和局仍存侥幸之心，故并未认真备战。18日，致电总理衙门尚称：“日兵在汉，无甚动静，二十开仗之说似是谣传。”⁽⁶⁾20日，还告诫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⁷⁾由于李鸿章相信所谓“万国公例”，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减退”，故只派少量增援部队以摆样子，这不能不是他的一大失误。正如英人赫德指出：“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⁸⁾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批评真是一针见血！

其实，不仅李鸿章，在中枢内部多数人也还在对列强调停抱有幻想。7月18日中枢诸亲王大臣合奏称：“现在倭兵在韩颇肆猖獗，而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我既预备战事，如倭人果有悔祸之意，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求也。”⁽⁹⁾但预备战事是假，依赖调停是真。7月14日小村寿太郎送交“第二次绝交书”后，英国公使欧格讷跑到总理衙门为其掩饰，说日本“并无不愿和商之意”。17日，欧格讷又进一步为日本政府辩解说：“前日本所致贵衙门照会，据译出英文，但云贵国不允办法，并无‘滋事’、‘好事’之义。此事我政府总要调处妥协，今晚或明早必有电来。”⁽¹⁰⁾直到25日，即日本海军在丰岛附近袭击中国军舰的当天，欧格讷还到总理衙门声称：“现在贵国与日本虽未失和，却不可不先防备。本国前劝日本退兵和商一节，日本非但不听，且说话更紧。我政府甚为不悦，已电日本。”“现在英、俄之外，又约德、法、意三国同办此事，合力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敢不从。”⁽¹¹⁾言之凿凿，不容不信。连翁同龢也认为：“失此机会可惜，其言确凿可凭。”⁽¹²⁾正由于清廷醉心于折冲樽俎，战备工作未能及早认真筹办，因此援朝各军皆迟迟始行登程。

直至朝鲜局势日趋紧张，李鸿章始匆匆运兵增援牙山。但恐海路危险，李鸿章决定租用外国商船，由清政府承担保险，即如果“至朝鲜海口遇险失事，中国允许赔偿船价”，而损失的武器装备则“由中国自行认赔”。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租赁了爱仁、飞鲸、高升三号外国商船。此次增援牙山的兵力仅两千余人，还是多方设法抽拨的。从下面盛宣怀给叶志超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筹拨增援军的为难情形：

贵部孤悬牙口，力薄势单。前议于山海关抽拨一营，以恐该处空虚，仅拨二百人，合之吴乐山所统共二千二百人，仍不见厚。帅意向绥、巩商调两营，孝侯观察（戴宗骞）亦未见允。只得先令渡海，计二千余人，爱仁、高升两轮足可分装。飞鲸一船即拟另走别口，与昨议稍有不符矣。现在虽经英、俄两国调停，而倭意绝少迁就，和局恐属难成。贵部如须厚集兵力，仍望麾下切实电禀中堂，弟再代为说项。至目下则防军已属空虚，无可添拨。贾致堂招八营，吴瑞生招五营，均备填扎。卞吉云添五百人，新兵一时不能到，且未经训练，亦不能战也。⁽¹³⁾

临急时，移东补西，左支右绌，平时武备不修的情况可见一斑。

三船装兵后，考虑到牙山只有民船30只，每船一次只能渡兵30人，进口70里才能上岸，往返需两天时间，如果三船载兵同到，起驳亦须多日，因此决定三船分批由塘沽起碇。这样，每船相隔一天，爱仁21日下午开，飞鲸22日傍晚开，高升23日早晨开，皆向牙山进发。三船载兵情况如下表：

当三船载兵赴朝之际，日本军方早已得到了情报。高升号起碇的当天，日本大本营即下达了袭击中国护航舰的密令。

二　日本海军准备袭击北洋舰队

日本海军为袭击北洋舰队，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早在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向朝鲜派兵决定的当天，日本海军即着手进行动员和战争准备。因当时日本海军分属于横须贺、吴港、佐世保等镇守府，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便命令各镇守府，应立即做好战争准备，不得稍懈。当时，日本常备舰队由松岛（旗舰）、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武藏、筑紫、赤城八舰组成。其中，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由司令官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领南下，在侦察台湾海岸形势后，又碇泊福州进行窥探；高千穗以“保护侨民”名义远驶南洋，尚未归队；大和、筑紫已派往朝鲜仁川，为登陆部队担任警戒；赤城于上月驶往山东半岛侦察北洋海军检阅情况，仍泊烟台；仅武藏一舰停泊横须贺港内。非役舰为严岛、桥立、扶桑、浪速、秋津洲、比叡、海门、爱宕、凤翔九艘，均进坞修理，何时竣工尚难预计。因此，西乡从道命令在福州的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迅速返航釜山，在烟台的赤城先至威海窥探后，再回仁川侦察，并将诸舰集中于朝鲜近海；宣布浪速、秋津洲、扶桑、爱宕、比叡等舰为“至急之事”，必须抓紧抢修。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加强了对北洋舰队行踪及运兵情况的侦察。为此，除加强在中国的间谍活动外，还派出军舰到朝鲜港口进行监视。6月5日，西乡从道命令赤城舰长海军少佐坂元八郎太巡航丰岛附近，注意中国运兵船，监视其登陆情形，并立即报告。又命碇泊仁川的大和舰长海军大佐舟木练太郎，报告每天出入该港的各国军舰及重大事件。停泊仁川的筑紫舰长海军大佐三善克己，则派海军大尉谷雅四郎等乘汽艇驶入牙山湾，以观察有无清军。8日，筑紫报告：在仁川港内的中国军舰有济远、平远、扬威三舰。9日，即有松岛、千代田、大和、筑紫、赤城、八重山六艘日舰来仁川聚泊，力量已居于绝对优势。

为适应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海军的整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从6月中旬起，日本海军当局对舰队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编。18日，颁布舰队改正条例，要求抢修和装备非役舰，加强战斗训练，以提高舰队的作战能力。并以海军少将坪井航三补任常备舰队司令官。24日，原常备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率舰到达佐世保。随后，各舰即开始作必要的战斗准备，并进行紧张的训练和实战演习。尤其重视舰队运动的演习，或化零为整，编为统一队形，或化整为零，分成两个舰队，以研究阵形之变化冲突。27日，新任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参谋长海军大佐鲛岛员规到达佐世保就职。7月10日，又设警备舰队，以海军少将相浦纪道任司令官。这样，日本海军便编成两个舰队，经甲午战争相沿未改，成为日本舰队的基本编制。

7月中旬起，日本更加紧了挑起侵略战争的步伐。12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致电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说：“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¹⁴⁾13日，陆奥命参事官本野一郎及陆军中佐福岛安正速返朝鲜，向大鸟传达其机密训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¹⁵⁾17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作出对中国开战的决定。并根据明治天皇睦仁的特别旨令，以预备役海军中将、著名的主战论者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替“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的原海军军令部部长中牟田仓之助的职务。这表明了明治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

桦山资纪莅职后，首先抓了舰队的改编工作。决定仍维持划为两个舰队的体制，于19日只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但为了舰队的统一指挥，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伊东祐亨为联合舰队司令官。改编后，日本联合舰队的编制及配置情况如下：

司令官：海军中将伊东祐亨；

参谋长：海军大佐鲛岛员规；

参谋：海军大尉岛村速雄；

参谋：海军大尉正户为太郎。

常备舰队：松岛、浪速、吉野、千代田、严岛、桥立、高千穗、秋津洲、比叡、扶桑；

通讯舰：八重山；

附属舰：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天城；

附属船：山城丸、近江丸；

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

西海舰队：金刚、天龙、大岛、大和、城、葛城、高雄、赤城、武藏；

附属船：玄海丸。

军港警备：

横须贺港：筑波、干珠；

吴港：凤翔、海门、馆山；

佐世保港：满珠。⁽¹⁶⁾

至此，日本海军已经完成了发动战争的组织准备工作。

在海军战略方面，桦山资纪主张采取攻势，夺取和掌握制海权。日本大本营采纳了桦山的主张，并根据海军的胜负，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案。同一天，日本大本营便向伊东祐亨发出了如下的命令：“贵司令官当率领联合舰队，控制朝鲜西岸海面，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的方便地区，占领临时根据地。”⁽¹⁷⁾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英国驻日本公使楚恩迟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派兵增援驻朝军队，应视为对日本表示敌意的行动，“即作要杀倭人论”。22日，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朝鲜政府“亟令清军退出境外”，并限定24日为期，“倘延不示复，则本使自有所决意行事”。⁽¹⁸⁾这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大鸟对海军军令部派来的安原金次海军少佐说：“终于决定不免一战。”⁽¹⁹⁾公使馆书记官杉村濬也透露了日本的意图：朝鲜政府“无论如何答复，或逾期不答，都要举事”。⁽²⁰⁾当时，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提出质询：若于此最后通牒期间后遇中国舰队，或中国有更增派军队之事实，“日本舰队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困难？”陆奥宗光果断地回答：“作为外交上的顺序，没有什么问题。”⁽²¹⁾这就赋予了日本海军袭击北洋舰队的行动自由。

显然，到此时为止，日本政府走向战争行动的时间表，已经准确地制订出来。停泊在佐世保港的日本联合舰队，只等大本营一声令下，便可以向北洋舰队实行攻击了。

三　不宣而战

果然，到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便不宣而战，在丰岛附近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了海盗式的袭击。

先是7月22日早晨，丁汝昌命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以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为队长，护卫爱仁、飞鲸等运兵船到牙山，并到大同江一带游巡。本来，丁汝昌准备率海军大队随后接应，但李鸿章来电否定了丁汝昌的计划，结果海军大队未能出海。23日，济远等三舰抵达牙山。24日凌晨4点，爱仁进口。六点，驳船到，开始驳运。济远等舰各派“小火轮照料装运，拖带驳船，对兵丁、军装、马匹、大米各等件运驳上岸，并派船上水手帮同起卸”。⁽²²⁾到7点钟，仅用了一个小时，仁字军统带官记名提督江自康、仁字副营管带记名总兵谭清远等及两营士兵均全部登岸，随运的160箱弹药也都卸清。8时，即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2时，飞鲸来到。因为威远已在早晨送电报往仁川，此时尚未返回，只有济远、广乙两舰协助卸船，再加上飞鲸装兵虽然较少，但其他杂项较多，除4个营的粮米800石，军马47匹外，还装有大量的余银、炮械、子药等件⁽²³⁾，所以卸船比较费时间。先是中国军舰发现一日舰在白石浦口外游弋。到下午5时半，威远由仁川回到牙山。威远管带林颖启报告：“念一日，汉城韩倭已开仗，电线已被截断。往见英兵船主罗哲士，据云：‘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²⁴⁾方伯谦见情况紧急，考虑到威远是木船，不能承受炮火，而且行驶迟缓，万一出口遇敌，徒然损失一船，便令威远于当晚9时15分先行离开牙山。到25日凌晨1时，飞鲸船上的兵马才有过半登岸。而广乙所带小轮已进白石浦江，拖运驳船入内，仍无法起航。延至凌晨4时，飞鲸所载兵、马、粮米、军饷、炮械、子药等已大部分上岸，广乙小火轮也已回来，方伯谦不敢再耽搁，便率济远、广乙起碇返航。傍8点钟，飞鲸还在牙山湾内抛锚时，忽“闻海湾内有大炮声”。⁽²⁵⁾日本舰队对济远、广乙二舰的袭击开始了。

早在7月20日，日本大本营已经接到了北洋舰队将赴牙山的情报。当天，刚刚走马上任的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带着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的密令乘船离开横须贺。22日下午5时，桦山抵达日本联合舰队聚泊的佐世保，传达了到朝鲜海面伺机袭击北洋舰队的命令。在桦山资纪到佐世保之前，伊东祐亨已先接大本营的命令，明确了舰队出海的任务。22日午前11时，伊东召集各舰长开会，研究舰队的编队问题。会上，决定本队分为两个小队，又划分了第一和第二两个游击队。午后2时，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发出集合令，商讨关于游击顺序等问题。至此，日本联合舰队已做好了袭击北洋舰队的战术准备。

7月23日午前11时，日本联合舰队开始离开佐世保港，第一游击队先发，次为本队，再次为第二游击队、鱼雷艇队、护卫舰等。其航次序列是：

第一游击队：吉野（常备舰队旗舰）、秋津洲、浪速。

本队：

第一小队：松岛（联合舰队旗舰）、千代田、高千穗；

第二小队：桥立、筑紫（先已与赤城同时派往朝鲜忠清道西岸浅水湾探测）、严岛。

第二游击队：葛城（西海舰队旗舰）、天龙、高雄、大和。

鱼雷舰队：

母舰：比叡；

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

护卫舰：爱宕、摩耶。⁽²⁶⁾

舰队按预定航线先向全罗道西北端的群山湾进发。当舰队离港时，桦山资纪乘坐高砂丸高挂“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的信号旗，向全舰队官兵鼓劲打气。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答以“完全准备就绪”；联合舰队旗舰松岛答以“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第二游击队旗舰葛城答以“待我凯旋归来”；护卫舰先头舰爱宕则答以“永远谨志不忘”。等到舰队全部离港时，已是下午4时20分。

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出口后，当天下午五点便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为了及时截住北洋舰队的护航舰，连夜兼程航进。夜间航行时，各舰皆配备哨兵分四班轮流警戒，并除向导舰和旗舰外，都熄灯灭火。24日下午5时20分，绕过朝鲜半岛的西南端，抵达黑山岛附近时，伊东祐亨命令第一游击队前进侦察。25日凌晨4时半，第一游击队到达安眠岛，三舰又以12节速力成单纵阵向丰岛附近搜索。此时，本队和第二游击队等则分道随后继进，于同日下午2时在群山湾会合，遂以此为临时锚地。

丰岛是牙山湾外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地当牙山湾之冲要。此岛最长处1 388公尺，高174公尺。岛北水深，可航巨轮，为进出牙山湾的必经之路。上午6时半左右，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日舰行抵丰岛西南的长安堆附近。是日，晴朗无云，海上能见度甚好。日舰遥见丰岛方向有两艘轮船喷烟而来，随后即判断为军舰。坪井航三命令各舰准备战斗，以每小时15海里速力前进，向目标接近。7时22分，日舰看清迎面而来的是中国两艘军舰济远和广乙。于是，坪井航三“即时下战斗命令”。随后，日舰吉野便对北洋舰队发射了揭开甲午战争帷幕的第一炮。

本来，24日第一游击队接受侦察任务时，联合舰队司令官下达命令说：“如果在牙山湾附近的中国舰队力量弱小，则不必一战；如果中国舰队力量强大，则加以攻击。”当时，中日双方参战军舰的情况如下表：

从主要火器看，日本军舰有26公分口径克虏伯大炮两门和15公分口径克虏伯大炮6门，还配备有15公分口径速射炮8门、12公分口径速射炮14门；而中国军舰仅有21公分口径克虏伯大炮两门、15公分口径克虏伯大炮1门及12公分克虏伯大炮3门。显而易见，日本方面占有压倒优势。但是，坪井航三采纳舰队参谋釜谷忠道海军大尉的意见，认为：“究竟是强还是弱，都必须通过战争来判断。总之，无论如何也要进击。这就是执行命令的主旨。”⁽²⁷⁾于是，日本方面终于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发射了丰岛海战第一炮。

在日本第一游击队的进攻下，济远、广乙二舰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开始增援牙山时，中国海军将士业已预感到形势日趋严重，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临行前，广乙管带林国祥请示丁汝昌说：“若遇倭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便按李鸿章命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的调子，回答说：“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²⁸⁾这表明中国护航舰的方针是：决不首先开炮，但若日本舰队袭击，则进行自卫性的还击。济远、广乙等舰抵达牙山后，由于消息隔绝，完全得不到日本舰队的确实情报。直到24日傍晚，威远舰才从仁川带来了“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的消息，但此消息是否确实，济远、广乙二舰的将领们还是将信将疑的。

25日凌晨4时，济远、广乙起碇，鱼贯出口，依山而行。7点钟，看见吉野、秋津洲、浪速三日舰驶来。当发现日舰之初，中国将领推断“倭船必欲请战”⁽²⁹⁾，因此命令“站炮位，预备御敌”。⁽³⁰⁾不料忽见日舰先向东拐了一个弯子，又转舵西驶，于是“又疑其不欲战”。⁽³¹⁾及见日本三舰“旋转取势而来”⁽³²⁾，欲拦阻中国军舰的去路，这才断定“其来意不善，遂严阵以待”。⁽³³⁾原来，日本第一游击队发觉自己处于狭窄水路，不宜作战，所以向西驶至广阔海面，又转头向北，对着济远、广乙驶去。7点45分⁽³⁴⁾，双方相距3 000公尺时，日本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突然向中国军舰发起炮击，济远、广乙二舰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丰岛海战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丰岛海战发生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致各国公使的照会中声称：“中国军舰在牙山附近轰击日军。”⁽³⁵⁾他竟把挑起战争的祸首装扮成为自卫者。日本的官方著作写道：“七时五十二分，彼我相距约三千米之距离，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³⁶⁾《日清战争实记》更把日本写成为受害的一方：

当时我舰尚不知朝鲜汉城发生事变，对清国虽暗中敌视，但表面上仍是友好邻邦，因此决定对清舰做海军普通的敬礼。我军旗舰升起将旗，对方军舰接近时本应做相应的敬礼。然清舰不仅不还礼，反而做战斗准备，对我军表示敌意。我因海域狭窄，不便向前航行，未进而咎其无礼，转向西南驶入外海。须臾间，彼我距离渐近时，对方突然开炮。既对方已挑起战端，我舰岂能迟疑，遂立即开炮应战。⁽³⁷⁾

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谈。当事人日本常备舰队参谋釜屋忠道海军大尉后来证实：当伊东祐亨命令第一游击队前去牙山湾侦察时，“且赋与内命，谓牙山湾附近如有优势的清国军舰驻泊，可由我方进攻击”。⁽³⁸⁾日本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海军大佐在日记中也明确地写道：“午前7点20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³⁹⁾可知日本第一游击队在袭击前25分钟，即在发现中国军舰之时，便下达了战斗命令。所谓被迫“应战”云云，不过是侵略者所惯用的贼喊捉贼的伎俩罢了。

四　济远和广乙的抵抗

丰岛海战后，济远和广乙两舰官员互相攻讦，一时闹得不可开交。《济远舰航海日志》写道：“〔七时〕四十三分半，倭督船（吉野）放一空炮，广乙即自行驶去。”后济远帮带大副何广成撰写《冤海述闻》⁽⁴⁰⁾，也说开战时“广乙早已遁逃矣”。而事后广乙管带林国祥接受西报记者采访时，回答却全然不同：“其时济远在前，竟过倭船之侧，倭船并未扯旗请战。及广乙行至日船对面，该船倏开一炮，以击广乙。济远钢皮轮在前，见之并不回轮助战，即加煤烧足气炉，逃遁回华。”⁽⁴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攻击我没打，我指责你未战，都是为了抹煞别人的功劳，夸大自己的战绩，以邀功讨赏。这当然不足为训。不过，丰岛海上的战火是由于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而燃起的，济远和广乙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能以弱对强，奋力抵抗，却是客观的事实。

当上午7点45分，中日双方五艘军舰位于长安堆以西海面时，日舰吉野突然发炮，向济远轰击。济远冒着敌舰的炮火，由西转舵向南，于7点52分发炮回击吉野。7点55分，秋津洲开始向济远发炮。7点56分，浪速也向济远炮击。日方拥有22门速射炮，而济远和广乙则只有旧后膛炮，并无速射炮。敌舰的炮火太猛，“聚攻济远，密如雨点”⁽⁴²⁾，济远仍然苦战不已。8点10分，济远发出一炮，击中吉野舰首附近，跳弹击断敌舰前樯桁索。8点20分，济远发出的15公分炮弹，击中吉野右舷之侧，击毁舢板数只，贯穿钢甲坏其发电机，坠入机器间之防御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器间。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故击中而不爆炸，致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⁴³⁾

在敌我强弱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济远将士依然临危不惧，拼死搏战，给敌舰以相当的打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帮带大副都司沈寿昌、枪炮二副柯建章、天津水师学堂见习学生黄承勋等人。

沈寿昌（1865—1894），字清和，上海川沙人。曾考入上海出洋总局肄业，以成绩优异，被选派出洋，进挪威大学专攻物理、化学。1881年，清政府初创海军，急需海军人才，下令召回出洋学生。沈寿昌奉调回国后，即上威远舰见习，不久升为该舰二副。后又积功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都司，充济远帮带大副。沈寿昌在海军任职凡十三年，恒“以国事为重”⁽⁴⁴⁾，很少顾及家事，颇为时人所传诵。

柯建章（？—1894），福州人，船生出身。以刻苦学习，技艺日进，由船生拔为战官。积功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守备，充济远枪炮二副。

黄承勋（1874—1894），字栋臣，湖北京山县人。1886年，考入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为该班第三届学生。1890年毕业后，被派上济远舰实习。黄承勋奉命赴援牙山，慷慨就道，抱必死的决心。行前，其至友医官关某在刘公岛为他饯行，酒酣时他嘱医官说：“此行必死！他日骸骨得归，惟君是赖。莫逆之交，爰以敦托。”⁽⁴⁵⁾

在这场炮火的激烈交锋中，沈寿昌一直在舰前屹立司舵，指挥炮手还击。由于沈寿昌沉着应战，指挥果决，士气大为振奋，多次发炮命中日本旗舰吉野，并击中了浪速舰的左舷船尾。结果“浪速舰尾被击落，海图室被破坏”。⁽⁴⁶⁾正在激战之际，不料日舰飞来一颗炮弹，命中济远望台，爆炸后一块弹片击中沈寿昌的头部。沈寿昌当即仆地不起。二副柯建章见帮带大副牺牲，义愤填膺，继续督炮击敌。但敌弹继至，柯建章洞胸阵亡。见习学生黄承勋见大副、二副均亡，自抱奋勇登台指挥，“召集炮手装弹窥准”。“正指画间，敌弹飞至中臂，臂断遂仆。”有两名水手立即把他抬进舱内急救，他摇头说：“尔等自有事，勿我顾也！”⁽⁴⁷⁾遂闭目而死。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鹍亦均中弹阵亡。真是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精神。丰岛海战之后，以“济远能战，日人犹图绘于报纸以为警备”。⁽⁴⁸⁾

当敌人三舰聚攻济远之际，广乙后至，立即投入战斗。广乙伺机向敌舰冲去，准备施放鱼雷。吉野为避开广乙冲撞和施放鱼雷，便向左转舵，在海面上划出一个大的圆弧。广乙则改变航针，向秋津洲和浪速之间疾驶。7点58分，广乙从斜侧驶至距秋津洲600公尺处，向其舰尾逼近，准备施放水雷。这时，秋津洲猛烈回击，一弹击中广乙桅楼，致使一炮手坠落牺牲，又一弹“击毁水雷炮洞，幸未触炸”，广乙始得保全。激战中，秋津洲忽发一榴霰弹“炸于广乙舱面，以致死伤二十人”。⁽⁴⁹⁾舵手亦中弹牺牲。广乙伤亡虽重，仍与敌舰继续拼战。

此时，海面上硝烟笼罩，敌舰无法用信号旗联络，秋津洲便鸣汽笛报知自己的位置，浪速鸣汽笛应之。于是，两舰开始合击广乙。须臾之间，硝烟渐散，浪速忽然发现广乙在距舰尾三四百公尺处，便一面向右转舵以避开广乙的冲撞，一面用左舷炮和尾炮加以猛击。在敌舰的连续进攻下，广乙受伤甚重，船舵“均已毁坏，不堪行驶”。⁽⁵⁰⁾广乙舰上官兵牺牲已有30多人，受伤者40多人，难以支撑，便向右转舵走避。浪速于欢呼声中尾追，被广乙回击一炮，弹穿浪速左舷之侧，由内部穿透后部钢甲板，断其备用锚，并将锚机击碎。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以为广乙舰体已毁，决定不予追击，命三舰各取适宜位置合击济远。广乙这才脱险，驶撞朝鲜西海岸十八家岛（或简称“十八岛”）搁浅，“凿锅炉，渡残卒登岸，遗火火药仓自焚”。广乙管带林国祥登岸后，率残部直奔牙山清营。及至牙山，听说叶志超已率军退平壤，便于26日下午1时上英国舰亚细亚号返国。此时部下只有17人了。在仁川“复截于倭舰，听命立永不与闻兵事服状，国祥以下连署与倭，乃得纵归”。⁽⁵¹⁾“服状”乃由日人起草，林国祥等18人连署。其内容如下：

舰长林国祥以下广乙号船员十八名，蒙英国军舰搭救。值此日清战争期间，今后决不再参与战事，兹作出誓言，保证履行誓言之义务。⁽⁵²⁾

8点30分，广乙已东驶远离济远。济远已牺牲30人，受伤27人⁽⁵³⁾，势难抵御，便趁机以全速向西驶避。日本三舰会合，拟共追济远。忽见西方海上出现两缕汽烟，但一时辨认不出为何国舰船。坪井航三下令各舰采取“自由运动”。于是，秋津洲转舵追击广乙，吉野、浪速则尾击济远。8点53分，浪速超越吉野，猛追济远。济远乃悬白旗，然犹疾驶不已。浪速追至相距3 000公尺时，又以舰首回旋炮猛击。济远又在白旗之下加悬日本海军旗。浪速挂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是时，两舰相距2 700公尺，浪速遂向旗舰吉野报告：“敌舰降服，已发出命令停轮之信号，准备与彼接近。”9点钟，高升从浪速右舷通过，向东驶去。9点15分，浪速一面命令高升停驶，一面追击乘机以全速驶逃之济远。9点30分，吉野忽令秋津洲、浪速归队。秋津洲先是追击广乙，见广乙已经搁浅，及接到吉野信号，立即回航。此时，中国运输船操江与高升号相距约3英里，见高升被日舰所截，遂转舵回驶。9点47分，坪井航三命令浪速监视高升，秋津洲追击操江，由旗舰吉野追击济远。

12时38分，吉野逼近距济远2 000公尺处，以右舷炮猛击，共发6弹。济远航速才15节，而吉野航速则近23节，势将追及。在此紧要关头，水手王国成挺身而出，反击敌寇。

王国成（1867—1900），山东文登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苦。成年后，投北洋海军为练勇，学习期满后被派上济远当水手。⁽⁵⁴⁾他激于爱国热情，奔向舰尾炮位，另一水手李仕茂从旁协助，用15公分口径尾炮对准吉野连发4炮：第一炮中其舵楼；第二炮中其船头；第三炮走线，未中；第四炮中其船身要害处。12点43分，吉野受伤，舰头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向来路驶逃。

吉野东逃后，济远遂定向威海卫，于26日早晨6时半抵港下锚。

五　操江被掳和高升之沉

当济远、广乙正同日本三舰激战之际，高升和操江先后驶近作战海域。上午9点1刻，高升突被日舰拦住，强迫停驶。操江管带参将王永发见状，知情况有异，立即转舵西驶。

操江是北洋舰队的运输舰，装载武器饷银由塘沽出发，经烟台、威海卫开往牙山。24日晨3时，操江由烟台驶往威海。是日下午2时，操江离开威海港。起航前，丁汝昌曾将文书等件交王永发带至牙山。将驶近丰岛时，正好与由塘沽起航的高升号不期而逢，于是二船遂同行。

王永发，浙江镇海人，生于1843年。船生出身。青年时在英国军舰上当水手，继升为水手头。后来转入清朝水师，在兵船上任职。积功擢参将，委带操江运船。操江本是一艘木质旧式炮船，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所造，舰龄已逾20年，实际航速只有8节，虽装备5门旧炮，但火力甚弱，难以任战，所以改为运输舰使用。舰上执事的官兵，管带王永发以下共有82人。⁽⁵⁵⁾此外，天津电报局的丹麦籍洋匠弥伦斯也在船上，系奉派去汉城接管该地的中国电报局的。操江运船起航东驶时，时局已相当紧张，而清朝当局仍让其只轮出洋，且无军舰保护，实乃一种冒险。

操江西驶约一小时，忽见济远舰由一海岛后傍岸驶出，向西北而行。11点30分，济远驶近操江，并超出操江船头驶过，此时两舰相距仅800公尺。“济远兵船原可帮助操江，乃并不相助，亦未悬旗通知。”⁽⁵⁶⁾半小时后，日舰吉野尾随济远舰航向而来，以全速疾驰，与操江相距2 500公尺处成相并位置。此时，操江急将龙旗降下，以表示无战意。坪井航三的主要目的是对付济远，认为击毁或俘获济远后再来处置操江，为时尚不为晚，因此暂不理会操江，继续尾击济远。

在吉野追击济远的同时，秋津洲也在后循其航迹前驶。下午1点50分，秋津洲逼近操江，挂出“停驶”信号，并放空炮一响。操江不应，继续西驶。秋津洲追至距操江4 000公尺时，发出12公分口径炮弹一发以示警告。王永发见情况紧急，慌乱间六神无主，准备自尽，被弥伦斯劝住。王永发便在樯头悬挂白旗，又在大樯上加挂日本国旗，表示投降。又采纳了弥伦斯的建议，将所带重要文书及密电本当即投炉中焚毁，以免泄露军情。还准备将船上所装20万两饷银投到海中，以免为敌所得，但仓促间未及施行。

约在下午2点10分，秋津洲放下一只舢板，装有日本海军官兵及管轮等共28人，俱持枪械，登上操江。到船后，即将操江船上所有人员拘禁于后舱，由日兵持枪看守。日兵遍船搜求文书，但无所得。于是，将王永发拘上秋津洲，其他人员仍关在操江后舱。随后，秋津洲起锚南驶，操江随行。途中与旗舰吉野相遇，立即以信号报告：“敌舰降服，其舰长在我舰。”又报告说：“据操江舰长称，清舰在大同江，扬威在仁川，镇海在牙山”。于是，坪井航三下令将操江带至群山湾与本队相会合。

7月28日早晨6时，所有操江船上83人，都由日舰八重山押送到佐世保港。是日“午后二点钟上岸，上岸之时极备凌辱。”“船近码头即放气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其监即在码头相近地方，将所拘之人分作二排并行，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⁵⁷⁾在这被拘禁的83人当中，除弥伦斯在8月5日被释放外，其余的82名清军官兵，包括管带王永发、大副孙茂盛、二副徐起凤、三副王生才、大车石德行、二车包振瑞、三车鲍忠林、管事方长春、师爷3人及士兵71人，皆关押到1895年8月始遣返回国。⁽⁵⁸⁾

由于操江被掳，船内20万两饷银，以及大炮20门、步枪3 000支和大量弹药，全部为敌人所得。

操江被掳和高升被截，是发生在同样情况下，而且是同一时间里的事。操江管带王永发等甘愿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忍受敌人的凌辱，而高升号上的爱国官兵却宁死不屈，几乎是手无寸铁地同敌人搏战，用鲜血谱写出一曲英雄壮歌。

高升号是英国怡和轮船公司所属的一艘货轮，它于7月20日从上海开抵大沽后，被清政府租用。高升于23日早晨从塘沽出口时，装有北塘防军官兵1 116人，还有行营炮12门及枪枝、弹药等件。通永练军左营营官骆佩德、义胜前营营官吴炳文随船而行。统带官则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

高善继，字次浦，江西彭泽县人。曾署弋阳县训导。中戊子科本省举人，保举五品衔知县。1894年春，高善继看到国家处在多事之秋，正男儿挺身卫国之时，便去天津见李鸿章，自请投笔从戎，为国效命。因话不投机，愤然辞去，转投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留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及至李鸿章决定增援牙山，吴育仁特遣翼长记名提督江自康带队前往。高善继认为，为国报效之时已到，便慷慨陈词，请赴前敌。吴育仁为之感动，命他与江自康带队同往。江自康乘爱仁号于20日下午先行出口，高善继乘高升号于23日早晨始起碇离港。

25日上午8时半，高升驶近丰岛时，忽然发现济远舰全速西驶，但起初却误认为是日本军舰。因为济远“挂有日本旗，其上还有一面白旗招展”，经过高升号时“把旗降落一次，又升上去，以表示敬意”。据当时乘坐高升号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说：当他先在航行中看到日本军舰时，“心中有些不安，但到现在看见这只日本船驶过我们的船时，以旗来向我们行敬礼，我们对于他们和平的意旨感到安慰”。⁽⁵⁹⁾高升号船长、英国人高惠悌也加以证实：“我们将近丰岛的时候，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⁶⁰⁾他们都把济远当作日本军舰，而且产生了麻痹思想。船长高惠悌和大副田泼林等“坚信该船为英国船，又挂英国旗，足以保护它免受一切敌对行动”。⁽⁶¹⁾因此，决定仍按原航线徐徐前进。

9时，高升号从日舰浪速右舷通过。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注视高升驶过，断定船内必装有中国军队。9点1刻，浪速挂出信号：“下锚停驶！”9点半，高惠悌在日舰的武力威胁下屈服，将船停下来。浪速又挂出第二次信号：“原地不动，否则承担一切后果！”“此时，吉野、秋津洲、浪速三只日本船都向前移动，似乎要互相以信号取得联系，因为他们看见一只显系悬挂英国旗的中国运输船后，不知怎么办好。”⁽⁶²⁾高惠悌见此情形，以为日舰发现为英国船，已决定放弃敌对行动，便用信号询问：“我是否可以前进？”其实，这纯系误解。日本旗舰吉野命令秋津洲、浪速归队的原因，是要重新分配任务，令浪速专门监视高升，由吉野、秋津洲追击济远和操江。浪速发信号请示对高升的处置办法。吉野回答：“将商船带赴总队，向司令长官报告！”于是，浪速第三次依然用“停止不动”的信号命令高升。并掉转头来，驶到距高升约400公尺的海面上停下，将舰上所有的21门大炮都露出来，用右舷炮对准高升船身。

10点左右，浪速放下一只小艇，向高升开来。小艇靠高升后，有几名带有来复枪和佩刀的海军军官登船，为首的是人见善五郎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等来到高惠悌的房间，要求检查商船的执照。高惠悌出示执照，并提请登船的日本军官注意高升是英国商船。人见善五郎不予理睬，向高惠悌提出：“高升要跟浪速去。同意吗？”高惠悌竟回答说：“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⁶³⁾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完全屈服。这更加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并为其提供了有利机会，使其阴谋得以实现。⁽⁶⁴⁾这样人见善五郎等便带着满意的答复离开高升而回到浪速。

当人见善五郎等日本海军军官登船检查时，船上的中国官兵始终怀着高度的警惕。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感到事情危急，对大家说：“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这时，忽见日舰挂出第四次信号：“立刻斩断绳缆，或者起锚，随我前进！”高惠悌准备服从浪速的命令。顿时，许多将士攘臂而起，全船骚动。高善继冲向船长，拔刀瞋目曰：“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大家齐声响应，一船鼎沸。因言语不通，由汉纳根翻译，将全体官兵的决心通知船长：“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高惠悌试图说服清军将士对敌降服，于是同高善继展开了一场辩论：

船长：“抵抗是无用的，因为一颗炮弹能在短时间内使船沉没。”

帮带：“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船长：“请再考虑，投降实为上策。”

帮带：“除非日本人同意退回大沽口，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

船长：“倘使你们决计要打，外国船员必须离船。”

清军官兵见高惠悌不肯合作，便把他看管起来，并看守了船上的所有吊艇，不准任何人离船。高惠悌要求发信号请浪速再派小艇来，以便传知船上所发生的情况。人见善五郎等日本军官又靠近高升轮。汉纳根到跳板上对日军军官说：“船长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兵士不许他这样做。军官与士兵坚持让他们回原出发的海口去。”高惠悌说：“带信给舰长，说华人拒绝高升船当作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还指出：高升是一艘英国船，并且离开中国海港时尚未宣战，“考虑到我们出发尚在和平时期，即使已宣战，这也是个公平合理的要求。”人见善五郎答以模棱之词，驾艇回舰。⁽⁶⁵⁾

这时已是中午12点半钟，交涉历时3个小时。在这场交涉中，中国官兵不怕威胁，宁死不屈，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迫降企图。东乡平八郎决定要下毒手。于是，浪速又挂出第五次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将士们看出了敌人的毒计，“慷慨忠愤，死志益坚，不许西人放舵尾之小船”。⁽⁶⁶⁾于是，高惠悌用信号回答：“不准我们离船，请再派一小船来。”浪速答复：“不能再派小船。”并在樯头挂出红旗。这显然是一个表示危险的警告。而高惠悌竟俯首听命，坐等高升被击。

与此同时，浪速向前开动，并绕巡高升号一周，然后停在距高升150公尺处。下午1时，浪速突然发射一枚鱼雷，但没有命中。又用6门右舷炮瞄准高升，猛放排炮。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日记中记载此事道：“清兵有意与我为敌，决定进行炮击破坏该船。经发射两次右舷炮后，该船后部即开始倾斜，旋告沉没。历时共30分钟。”⁽⁶⁷⁾当高升号将沉之际，高善继等意气自若，同士兵一起誓死抵抗。在浪速炮火的猛烈轰击下，用步枪“勇敢地还击”。浪速虽不停地“向垂沉的船上开炮”，但清军官兵视死如归，仍然英勇战斗，直至船身全部沉没。日舰为了报复，对落水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野蛮的屠杀，竟“用快炮来向水里游的人射击”⁽⁶⁸⁾，为时达“一时之久”。⁽⁶⁹⁾

下午1时半，高升号船体全部没入海中，其位置在蔚岛以南约2海里处。当时，飞鲸由牙山返航后适经此处，目击了浪速击沉高升号的全过程。对此，飞鲸船主瓦连在航海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述：

当午后一点钟时，该兵船即向商船开炮，该商船上汤气烟即滚上。此时，本船与该商船相离约五里，当即转舵向南行，以避炮火。日本兵船向该商船放炮约十五、六响，其船即沉。该商船首尾俱有天遮，甚似图南。船尾舱高，舱面即系天遮。当沉时系船头先沉，船尾向上，该船忽翻转四十五度，即全沉下，桅杆复直立出水四丈，时潮水甚小，至一点半钟时即全不见。⁽⁷⁰⁾

船上的中国官兵共1 116人。高升号沉没后，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42人，德舰伊力达斯号运回112人，英舰播布斯号运回87人。三国军舰所救起各营弁兵的情况如下：

事后，清政府对三国军舰舰长及有关人员均授予相应的宝星奖章，“以酬劳勚”。⁽⁷¹⁾此外，通永练军左营士兵李裕发、冯玉山二人，被日军俘虏。⁽⁷²⁾还有直隶籍士兵二人，“原乘高升号来韩者，因半途高升号击沉，凫水漂于孤岛，渴吸海水，饥食野草四十余日，遇救来汉城”。⁽⁷³⁾根据现存资料，可知高升号上的中国官兵共有245人遇救获生。其余的871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据高升号船籍名单，该船共有79名工作人员。其中，船长、大副、二副、三副、大车、二车、三车7名皆英国人；舵工3名皆菲律宾人；其余船员68名，多为广东、福建、浙江籍人，也有少数菲律宾人。船沉后，日舰浪速放小船救起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大副田泼林及舵工泽里斯塔三人。⁽⁷⁴⁾法舰利安门号救起舵工欧利爱脱及水手2人；德舰伊里达斯救起水手6人。乘客德人汉纳根因水性好，自己游到了岸上。这样，在高升号工作人员中，只有12人得救，二副韦尔什、大车戈尔顿等5名英国人，以及舵工1名和船员56名，也都葬身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