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德国社会的结构
上述研究是韦伯自1890年至1920年临终前分析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他在考察德国社会的新潮流时，怀着日益绝望的心理。他第一次公开表露这一点是在他做关于易北河以东农业劳动力的口头报告的结尾处。1893年，他在向“社会政策协会”大会作报告时说：
这番话表明，在其事业起点上，韦伯的个人见解是何等清醒，又何等热烈。但是，他努力将这种强烈的政治倾向与对东部农业社会变化的客观分析结合起来。
这种传统的农业经济是普鲁士国家严格的政治经济组织的形象和根基。东部的农民或农业工人认为，地主当然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发号施令。地主和工人的收入都依赖于整个庄园的生产情况。这种利益的一致性就使粗暴的家长制权威和毫不怠慢的服从变成正当的了。无论在平民生活还是在军人生活中，官员和一般人都习惯于服从纪律。这就是普鲁士历经百战的基础。
传统的主仆关系也具有政治含义。易北河以东的大庄园是普鲁士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因为它们具有特殊的优越之处。直至19世纪，地主在易北河以东许多地区有经济上的保障，虽然这种保障包括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庄园里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庄园主有一种不成熟的占有欲，用韦伯的话说，他们的经济头脑低于平均水准。【77】这种对“商业污点”的蔑视使东部省份的政治统治开销很少并且廉明。容克分散居住。每个容克在自己的辖区都是绝对的主人，他的地位并不依赖于经济剥削。因此，庄园就是统治中心，代表了独断专行和绝对服从的传统。支撑着实现帝国统一的政治组织的正是这种传统，而不是西部流行的小地产及其个人主义和农民与雇工之间近乎平等的关系。
韦伯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关心如何保卫德国文化和德国疆界以防止斯拉夫人涌入东部。他采取的立场在他所面对的自由派和学术界中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捍卫的是容克及其往昔的政治角色。只要容克的庄园一直按照传统方式组织，容克实际上就维持着原有的生活标准，尤其是日常饮食标准，维持着德国农业劳动者的军事效率。最重要的是，只要容克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他们就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贵族阶级。然而，他们的地位已经遭到了破坏。在韦伯看来，德国东部的这一统治阶级具有悲剧命运（这种说法在其全部著作中多次以不同方式出现），即用它为整个民族所完成的事业来给自己的社会组织掘好坟墓。的确，有许多普鲁士著名人士反对普鲁士与德意志帝国一体化，因为他们担心不能维持普鲁士的生活方式。1870年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和工业发展，南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变得非常强大。它们能够迫使东部地区购买它们的工业品，同时却拒绝购买东部的农产品。东部省份的人口曾为建立国家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兵源，现在则为西部提供了相当多的工业劳动力，从而抽走了东部农业十分需要的人力。这些经济变化导致容克本身的重大改造。由于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在德国工业化过程中兴起，容克面对着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阶级。这个阶级虽然尚不能对容克的政治优势提出有力的挑战，却树立了一个新的消费标准。“在生活标准上，地主（从此）必须向城市上层资产阶级看齐，以免变成村夫。”【78】但是，依靠庄园来增加货币收入已愈益艰难。由于土地贫瘠、技术落后和劳动力成本高等因素，德国东部的农产品的成本较高，难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德国东部庄园生产力的增长跟不上地主需求的增长。而且，多数庄园并没有大到足以维持与资产阶级相媲美的生活水准。三分之一强的庄园只有500公顷（1235英亩）或更少的土地，而且土地贫瘠。按照韦伯的说法，这些土地太少，不能在新环境下维持一个“贵族”家庭。正如韦伯指出的，统治德国的不再是土地贵族，而是一个由“贫穷的农场主、忿忿不满的靠赈济生活的人”组成的群体。【79】从长远来看，容克的社会政治地位势必衰落，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反常地位将会对国家产生有害的影响。
虽然这个统治集团的政治和人格影响依然很大，但是其经济基础的衰落则意味着这种影响愈益成为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愈益不可靠了。现在，政治手段被用来支撑一个经济根基受到威胁的统治阶级。容克不是使自己的庄园去适应世界市场的新环境，而是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来获得保护，阻止外国廉价粮食的输入，同时维持或增加自己的粮食生产，以损害消费者的高价在国内市场销售。情况还不仅于此。韦伯强调指出，在一个地区最大限度地增加粮食生产，完全与他设想的国家政策目标不相容。虽然关税壁垒限制了外国粮食的进口，但它不能阻止外国劳动力的输入。农业方面的代言人甚至坚持认为，即使有了关税保护，但如果没有廉价的外国劳动力，东部大庄园也不能运转。而且，为了实现他们公开宣布的尽力增加国内粮食生产的目标，就需要牺牲中小地产，进一步扩大庄园的规模。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必然会产生一些后果：东部省份的阶级冲突会更加激烈，当地的农业人口会进一步减少。农业经济依赖于外国廉价劳动力，也就会逐渐依赖于俄国沙皇的政策，因为后者可以专横地禁止农业工人移居。【80】
但是，韦伯既反对贬低容克又反对奉之为偶像。普鲁士的这个统治阶级在德国统一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由于长期以来在恶劣的环境中为生存而斗争，这个阶级变得冷酷无情、飞扬跋扈。这些品质曾经有助于争取民族振兴的斗争。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容克的成就已成为明日黄花。韦伯认为，他们的农业政策将导致国家的灾难。在他看来，这些昔日的土地贵族已经变成农场主阶级，他们在为经济上的生存而斗争，并形成了一般农场主的平民方式。就个人交往而言，他们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当他们试着像一个贵族阶级那样行事时，一切都变得矫揉造作。容克愈益陷入“资本家性质的日常管理工作”，而“封建主的作派和自负的教养”则给他们打上暴发户的烙印。【81】按照韦伯的判断，容克阶级的价值和责任在俾斯麦安邦治国的才能中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德国东部农业工人的个人主义倾向也被夸大为公众对俾斯麦的反应。1892年韦伯概括了自己关于农业劳动力问题的分析：
这样，对易北河以东农业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和心理变化的分析，最后导致对德国统治阶级的政治评估。韦伯特别指出，具有权威主义性质的普鲁士预备役军官是这个阶级的思想代表，在普鲁士王朝把广大的居民阶层变成自己的附庸的努力中，预备役军官的身份受到极大的重视。而且，某些大学生团体（联谊会）的会员资格，也成为晋升为公务员的阶梯而受到操纵。在韦伯看来，用这些方法作为真正贵族价值的代用品既不充分又很危险。而且，这些行使统治权的“贵族”应该对这些价值的衰落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农村的资本家，他们用爱国主义和“效忠君主”作为烟幕，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这些利益是与国民利益相抵触的。【83】但是，韦伯还没有把一切消极后果都归咎于地主的统治。他更倾向于把这种统治部分地归因于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和心理特征。
这个话题使我们又回到韦伯在研究证券交易所时所涉及的问题。在比较不同国家交易所的规章时，韦伯指出，凡存在行之有效的商业道德准则的地方，或者有一种良好的传统（如汉堡），或者有能够强制实施行为准则的商界自治组织（如伦敦或格拉斯哥）。当地主和社会主义者都进行反资本主义宣传时，韦伯对商业伦理的强调便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含义，同时也预示了他以后的比较研究方法。韦伯表明，德国存在着一种自发的商业伦理，而德国中产阶级之所以失败，不是由于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而是由于它还不够资本主义化。正如他所看到的，德国自发的商业伦理传统需要加强，才能抵制中产阶级的腐化。这种腐化表现为效仿贵族作风，求宠于宫廷和谋求晋升为贵族。在英国或汉萨同盟城市可以看到一个以具有自我意识为荣的商业界，而德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人格上奴颜婢膝。因此，韦伯极其重视中产阶级购买德国东部土地的兴趣。这种兴趣演变成主张增加限定继承信托（fidei-commissum）地产的政治鼓动。【84】为了评价韦伯对此问题之关注的意义，有必要对有关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限定继承信托这种法律制度的设置是为了防止通过有关财产继承转让的合法协议来分割和转让土地所有权。一个根据信托书而拥有地产者，可以任意地使用土地，但是他必须作为受托人而不是所有人来行事；除非在严格限制的合法条件下，他无权出售或抵押土地。【85】虽然这种制度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只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才在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发挥重要作用。韦伯指出，这种对新土地实行信托的潮流一直在稳步扩大。到1900年，德国全部土地的十六分之一被信托书所固定。这部分土地面积比威斯特伐利亚省还大得多。各个地区间的差异很大。有33个区被信托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有6个区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被信托的土地达20000公顷（49420英亩）的区就有26个，其中17个区分布在西里西亚，而只有3个区在萨克森省。也就是说，农业商业化进展最快的省，土地信托制度实行得最广泛。因此，在地产交易发生最多的地区，对新获得土地实行信托的趋势表现得最明显，尽管这种制度将会使以后再出售土地变得困难。韦伯在做具体分析时特别关注信托地产的增长，因为拟议中的立法将会进一步鼓励这种做法，另外也因为历史悠久的土地贵族家庭从这种立法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这项法律草案实际上使地产业主有一次独占的机会，可以将自己的地产以及其他许多资产实行信托。订立新的信托书需要由皇帝亲自批准。凡拥有信托地产并净收入10000德国马克以上的家庭，都将有资格获得特许状而受封为贵族，其家庭成员将因此而可以进入公务员的仕途。
韦伯在批评这一立法建议时，区分了两种信托地产，一种是许多世代一直实行信托的地产，另一种是19世纪近几十年才实行信托的地产。其主要差别在于，前一种是劣地，后一种是好地。这种差别非常重要，因为许多贵族家庭依然维持着原有的家长制生活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在经济上已经很不合算了，而新地主则把地产视为能够提供比较稳定的收入的商业投资。
因此，这批资产阶级显然是在使自己屈就土地贵族的统治。而这一点正是韦伯所特别关注的社会意义。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新的信托书需要由皇帝本人而不是由有关的大臣来批准。在韦伯看来，提出这样一个条款作为限制土地信托的手段，表现了官方令人作呕的虚伪作风。因为这样大臣们便能躲在背后，让皇帝来批准他们确信皇帝并不喜欢的某些申请。而从来没有一个君主不用满足有钱人的虚荣心来支持自己的权位。这一条款的真正目的便是促进这种合法手段的使用，通过君主的亲自介入来排除一切异议。【87】官场的这种想法，特别符合扩张已有地产的那些人的愿望。在1895至1900年间，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已实行信托的地产都扩大了。这些地产的所有者不想成为农场主，而想成为有固定地租收入的食利者，收取与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当的固定收入。为此，他们需要有更多的土地，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提高他们的地位。实际上，许多信托地产变得过于庞大，而不适于经济运作，它们的主人往往没有知识和能力有效地管理它们。而另一方面，许多信托地产又太小了，无法维持这些统治阶级家庭“所习惯的生活方式”。【88】
除了上述考虑，韦伯还提出一个尖锐的论点来批评支持这项立法建议的政府和资产阶级：
在韦伯看来，这些是拟议中的法规的实际原因，尽管它公开宣布的目的是加强对土地的依恋、激发国民性和培养贵族情感。
韦伯认为，在学术刊物上讨论这些华丽的词藻，有些令人难堪。但是他觉得必须这样做，因为拟议中的法规被官方从当时流行的农业浪漫主义的角度加以肯定。韦伯的驳斥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其原因在于它们表明了韦伯对容克和资产阶级的总体认识。在韦伯看来，认为这项拟议中的法规会加强“贵族情感”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因为这种情感与有信誉地处理事务性工作风马牛不相及。在1870年以后的繁荣岁月，易北河以东的信托地业主，根据自己与牲畜商人、牧人打交道的经验，形成了自己对商业事务的态度，他们的实践活动甚至影响了俾斯麦对商业的态度。农业资本主义造就了一种自负和贪婪的混合物，因而往往导致商业伦理的沉沦。
在韦伯看来，要求增加信托地产是一个象征，标志着为赚钱而堕落的土地贵族与为实现贵族梦而堕落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的混合。这种混合对行政机构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德国的文职人员主要是从限定继承地产的地主子弟中选拔的。结果，这些官员普遍对居民中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缺乏认识和了解，而且，出于根深蒂固的地主偏见而怀有一种可以模糊感觉到的反感厌恶情绪。由于这些农业集团在行政机构中会受到优待和晋升，因此官员的平均才干和素质肯定会下降。韦伯认为，农业集团中所保留的“普鲁士传统”完全被扭曲了。曾经具有正面含义的传统，在某些方面已变得滑稽可笑。譬如，普鲁士预备役军官的“注重仪容”已丧失个性和信念的光彩，因为他们没有贵族阶级所应有的高尚志向和文雅举止。韦伯斥责他们对下属的傲慢态度，并对他们将这种傲慢举止说成是“普鲁士管理方式”的厚颜无耻作风感到绝望。有许多军官仿效这种“普鲁士作风”是为了掩饰其资产阶级出身。实际上，对德国“臣民”滥施淫威、对上级奴颜婢膝，并无耻地将这两种态度与纯粹形式上的爱国主义和“效忠君主”混为一谈，在怀有封建意图的资产阶级中表现得最为恶劣。而这些人居然还将受到法律的鼓励，由法律来帮助他们谋取土地和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