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教伦理

韦伯在确定了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研究对象后，又提出一系列理由，说明为什么要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思想中寻找其起源。首先，像配第（Petty）、孟德斯鸠、巴克尔（Buckle）、济慈（Keats）等这样一些观察者，都曾论述新教与商业精神发展的密切关系。其次，在某些例子中，新教对工商业的偏向已成为一项世俗政策。譬如，腓特烈·威廉一世这位普鲁士军事传统的奠基人就允许孟诺派信徒（Mennonites）在东普鲁士经商，尽管他们坚决拒服兵役。第三，韦伯曾让他的一个学生考察巴登州的宗教信仰与教育选择的关系。根据这项考察，新教徒显得比天主教徒更乐于选择适应工业生活方式的中等学校。【113】第四，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徒在19世纪70年代曾受到立法压迫（所谓的“文化斗争”），在随后几十年内还继续受到这种歧视的影响。在荷兰和英国，天主教徒也在不同时期处于少数群体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类似于俄国的波兰人、法国的胡格诺教徒（Huguenots）、英国的非国教派信徒（Nonconformists）以及大约两千年来各个国家中的犹太人。但是，那些少数群体用强化的经济活动弥补了自己被排斥在社会和政治生活外的地位。而天主教徒则没有这样做。第五，众所周知，有些新教派别，如教友派（Quakers）和浸信会（Baptists），既因他们的虔敬又因他们的财富而“恶名昭彰”。在17世纪，这些教派的代言人曾因确信所有的人都信仰纯正而欢呼，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上的有罪子民”则在生意上互不信任。

接着，韦伯考察了这样一个问题：新教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是否仅仅是对经济条件变化的一种适应？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找出一些早期实例，例如新教伦理在经济落后地区流行，再如资本主义经济繁荣而天主教占统治地位。譬如，韦伯指出，在18世纪宾夕法尼亚这样的落后地区“资本主义精神”的确很突出，而在安特卫普和佛罗伦萨这样的资本主义有重大发展的地区，在宗教改革时期依然是天主教世界。【114】

这些实例印证了韦伯的结论，即理念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变数。但是这些实例并没有触及《新教伦理》的主要问题。关键在于韦伯从其他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到了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新教确实促进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那么16世纪最富裕的地区和城市就应该转向新教。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韦伯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因为宗教热忱和热烈的经济活动涉及互不相容的倾向。各种经验表明，宗教热忱通常都伴随有对世俗事务的弃绝，而埋头于经济追求的人往往对宗教持冷漠态度。那么，当中世纪的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明显放松，以致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几乎毫无障碍时，为什么新兴的商业阶级会接受新教呢？与天主教的宽容相反，新教徒引入了对私人和公共生活全面彻底的控制，而资产阶级却奋起捍卫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115】的确，这些几乎从未具有英雄主义和宗教热忱的中产阶级在接受和保卫一种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时展示出英雄主义品格。【116】因此，在宗教改革时代，新兴的中产阶级明显地与通常致力于经济事业发展的社会集团不同，与后者的单纯谋利、宗教冷漠以及或多或少的享乐主义大相径庭。

《新教伦理》的宗旨就是解释这种矛盾现象。韦伯意在表明某些新教是如何成为刺激合理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源泉的。在宗教改革时期，世俗活动被赋予了积极的精神和道德意义。为了理解这种现象，韦伯认为有必要分析宗教改革时期的某些神学教义：

为了发现（一种重大文化变化的）历史原因，如果我们能够从抽象的“心理学”命题推出特殊生活类型的出现，那当然要便利得多了。但是，历史的真实是不能随意摆布的。……（宗教改革）那个时期的人们毕竟有非常特殊的来世观念，以及如何改善自己的机会和使自己的行为适应这些观念的具体手段。他们的行为取向，因关于（个人）为了自己的救赎而必须实现的观念不同而各异。而这些不同的观念就变得对文化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想象这些形而上学观念的力量和折磨是十分困难的。【117】

韦伯的目标就是显示，宗教改革时期的世俗伦理观念是如何与当时的神学教义联系起来的，从而证实当时新的世俗取向的确与宗教观念有关。【118】

在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中，没有人想过要推进“资本主义精神”，但是韦伯希望能够向人们证明，那些人的教义蕴含着这个方向的动力，尤其是加尔文派的预定论。根据预定论，每个人的恩宠状态是由上帝的无情选择决定的，从创世纪时起，上帝就为一切时代做出决定。对于已经得到上帝恩宠的个人来说，使自己失去上帝的恩宠是不可能的，正如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不可能得到它一样。因此，“恩宠状态”是“一种绝对权力的唯一行为”，它“不可能与（人们）自己的合作有任何关系，或者……与（人们）自己的信仰和意志所达到的成就和品质有任何关联”。【119】

预定论是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在与反对者进行教义论辩时发展出来的。按照加尔文的观点，人们是为上帝而存在。试图用人间的正义标准来衡量上帝的圣谕，是傲慢和缺乏信仰的表现。我们只能知道，有些人得救了，而其他人被罚入地狱。如果假定纯粹人的善行或罪恶能够影响上帝的绝对命令，那就等于相信显而易见的矛盾。【120】

韦伯首先感兴趣的是，加尔文教义在16和17世纪清教运动中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揭示了它隐含的动力。韦伯不是引证加尔文的原始论述，而是引证1647年威斯敏斯特信纲，借此描述了这一信仰的那种可怕的严厉性。这种严厉性在后一时期的清教徒身上显现出来。其中一段引文如下：

人由于坠入罪恶状态，所以完全丧失了达到任何崇高的善的意志能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灵魂得救。因此，自然的人因为完全与善背道而驰，而且死于罪恶，所以仅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改变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得救做准备。【121】

为了说清这种命令的实质，信纲谈到上帝的“亘古不变的意旨，他的秘示和良好愿望”。上帝出于他自由的恩宠和慈悲，给予或收回仁慈，“没有以预见（人的）信仰或善行，或任何其他东西为条件”，而仅仅是为了体现他的伟力之荣耀。

韦伯认为，普通人必然会对这样的教义感到深切的不安，因为它不允许他的恩宠状态有任何外在记号，而且它赋予上帝的形象是如此可怕威严，以至于上帝超然于人的恳求和理解之上。在这样的上帝面前，人是孤立无助的。教士无法帮助他，因为上帝的选民只能用自己的心灵来理解上帝的安排。圣事也于事无补，因为严格的教义并不是获取恩宠的手段。教会也无能为力，因为取得教会成员资格就包括接受这种命运，教会必须遵守上帝的圣训，即使这不能有助于他们获救。这一教派虽然排斥所有的异端，但也无法给人们以帮助，因为这仅仅给对宗教不确定性的恐惧增添了对社会排斥的恐惧。甚至上帝也无法给予帮助，因为基督仅仅是为上帝的选民而死的，他不能为了拯救那些被永远罚入地狱的人而死。最后，个人忏悔也被废弃了，因此单个信徒没有可能从沉重的罪孽意识中解脱出来。【122】

加尔文教导说，只有在真正信仰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安慰。每个人都有义务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弃绝一切怀疑——怀疑乃是魔鬼的诱惑，缺乏自信被认为是信仰不坚定的表现。为了获得自信，就应该不懈地履行一种天职（calling）。通过不停地工作来侍奉上帝，信徒就加强了自信，即成为实现圣意的工具。这种观念包含着极大的压力，因为加尔文清除了一切达到拯救的魔力手段。由于没有这种手段，信徒

不能指望靠后来增加的善与意愿来为几小时的软弱或轻率来赎罪。……这里没有天主教那种富于人性的循环：罪恶—忏悔—赎罪—解脱—新的罪恶……。这样，普通人的道德行为便不再是无计划、无系统的了。……只有靠永恒思想指引的生活才能达到对自然状态的克服，正是这种理性化使得新教信仰具有独特的禁欲倾向……【123】

而这种禁欲倾向正是加尔文教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亲和性的原因。

韦伯认为，在考虑这些以及相关的神学教义时，应考虑它们给信徒提供的前景，它们所预告的危险，以及这种人与上帝关系的画面所鼓励的行为方向。但是，为了搞清加尔文教义实际上是否鼓励人们不懈的努力，就必须证明在社会的日常行为中加尔文教义给俗人提供了有效的动力。韦伯带着这个问题考察了清教牧师的布道作品。【124】

这些作品充满规劝和告诫，往往代表了对信徒中产生的良心问题的回答。韦伯对这些作品的分析可以概述如下：人到了彼岸世界才得以休息，占有财产会危害人的灵魂，因为这些财富会引诱他松懈自己的努力。圣保罗的训诫“不劳动者不得食”适用于每一个人。富人和穷人一样必须为了给上帝增添荣耀而从事一项职业。只有紧张积极的生活才符合清教关于宗教虔诚的观念。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写道：“上帝准允我们以及我们的活动存在下去，因为他欲使行动长存不竭；工作不仅是能力的自然目的，也是道德目的……。只有行动最能侍奉上帝，增添他的荣耀。……”约翰·班扬（John Bunyan）说：“不要问：你信不信？而要问：你是实干家还是空谈者？”的确，积极的生活被认为是一种虔诚，因此一套普通的词汇同时适用于这两者。

清教牧师们赞美工作，认为它能抵御一切诱惑，如宗教怀疑、自卑感和性欲望。在这种否定意义上，对工作的赞美就导致了一套具体的行为规范。浪费光阴是一大罪孽，因为生命极其短暂宝贵，人必须争分夺秒地来增添上帝的荣耀和证实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把时间花在闲聊、交际上，睡眠的时间超过维持健康的需要，甚至牺牲日常工作去做默祷，都是犯罪，因为这些都有害于在一项职业中积极地实践上帝的意志。【125】

但是，不懈地劳动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善，它也是上帝所规定的每个人借以证实自己的生活方式。利息和财富只是在导致懒散和浪费时才在道德上有害。只要它们是履行职责的结果，就应受到推崇。人不应拒绝接受上帝的礼品和成为他的管家：“你应为了上帝而非为了肉体和罪孽而劳动致富。”【126】因此，只要不懈地努力和没有不良嗜好，干实业的人便有义务去成功地谋利。

清教虔敬所产生的全部动力，都被用来确保激励世俗活动，同时用于防止灵魂因关注世事而面临重大危险。清教布道者力图消除一切无意义的追求，反对奢靡浮华、反对以音乐和戏剧为娱乐，反对一切对艺术和民间节庆的热情，认为这些追求都是弘扬肉体而不是增加上帝的荣耀。此外，他们经常对耽于个人生活的情感提出警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包含着盲目崇拜的危险，因此受到怀疑。巴克斯特甚至要人们小心和最亲密朋友的关系。【127】贝利（Bailey）建议，人们除了上帝之外不可信赖任何人，每日晨起在加入人群之前，都应想象自己将进入遍布危险的荒野丛林。斯宾纳（Spener）警告说，朋友提出的忠告都不是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而是出于世俗的原因。清教徒们甚至反对葬礼上的唱歌和悼念仪式，为的是摆脱迷信和偶像崇拜。凡是给人欢乐的消费在道德上都是可疑的，因为人是受托管理上帝存放在他那里的物品的管家，他最终必须对全部物品有所交代。

在关于新教伦理的论文中，韦伯基本上是在分析神学教义和布道作品。他力图证明，这些教义及其派生出的告诫有着内在的逻辑，这种逻辑直接和间接地鼓励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既要有计划又要自我克制。韦伯明确表示，他所研究的是：

……在特殊的宗教信仰和终日劳动的生活伦理之间，是否在什么地方可以发现某种“有选择的亲和性”。由于这种亲和性使宗教运动影响了物质文化的发展，因此，（分析这些亲和性）将能最大限度地阐明（这种影响的）方式和一般方向……

我们的兴趣在于证实这些心理动力：它们产生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给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确定方向，并使个人对此矢志不渝。【128】

在他看来，只有在这项预备性工作完成之后，才能估量某些方面的现代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归因于这些宗教力量。【129】因此，应该记住，韦伯这篇关于新教的论文，除了个别之处，并没有探讨因果关系问题。这篇论文仅仅确定了一个提供以后研究的问题，而令人感兴趣之处也正在于可以通过它来看看韦伯面前浮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