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问家

——沟通、调和

中国的学者有两种极强烈的嗜好与习惯，就是沟通与调和。自晋魏以后，中国学者的毕生事业大半是求释老的沟通、儒佛的调和，不是拿佛理来解释庄子，就是拿孔道来充抬佛学。初不问各家学说有它特殊的起源、特殊的目的，它们的概念文字都有它特殊的意义，总兢兢然想熔三教于一炉，抱定“殊途同归，一致百虑”的观念。但是他们还可以原谅。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如现在科学家之独立研究自然现象。只有在书本上寻找各家学说的互相关系，替它沟通调和，从中抽出些普遍真理来做成一个学说的系统，正如现在科学家探索自然现象中的互相关系，替它条理综合，聚萃若干普遍的自然律令，造成个自然科学的系统。

到了近代欧美学说输入中国，中国学者的融会力与沟通力又得了一大片运用的地方。今天拿庄子来包括达尔文，明天拿佛理来讲解康德，（这是我自己做过的事！）巧妙玄微，不可思议，沾沾自喜，想入非非，实令人好笑又好气。细考起来，实是有心理学上的原因。心理学上说，我们的心识遇着一个簇新的对象，总是拿心识中已含具的观念去包纳容收（subsumption），否则完全不能理解。所以中国人遇着一种西洋学说总先寻找中国旧学中有哪一种陈说可以包括它的。包括了以后，就自以为对于这种新学说已经了解，已经会意，毋庸再研究了。就是去研究，也不过借此去阐明古学，重振旧义，对于古人更增一次景仰惊异，更加一重崇拜信服。

我不是说古今中外的各派学说中完全没有字句间偶然相似，意念上偶然相通的。但是我们无从决定各时各地的大学者所用同样的名言也都代表同样的概念。儒家所谓道非道家所谓道。这是大家晓得的。而现代科学中所用的名词概念更有它特殊的定义，根据古人所未曾经验到的自然现象，岂可因语言文字间偶然相同，就说古人已经“远见及此”。就是古代天才有一种深远的直觉，感觉到一种普遍真理，如说万物本体不生灭等话，也绝不就同现代化学家由实验所假设的“物质长住”的公例。人类的学术就是人类的经验——后来的经验总比以前的经验要深一点、广一点。中国人向来尊重年长人的经验，——历史上的幼年，即古代——而蔑视长年时代呢。我们幼年时代的观念思想虽有与长年相似的，但不能说就是一样。后来的见识总要深一点、广一点、完备一点。绝不能说幼年时代已经“远见及此”。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极微”，绝不就同现代化学用精巧繁密的器具所实验的原子现象。古人说话时心意中所具所指的观念绝不与现代科学实际经验所推想假设的观念完全相同。我们也无从想象古人的心中所具的观念究竟是何状态。古人的文字遗传了，书籍遗传了，古人的心思意念没有遗传。我们怎能从文字的偶尔共用就说古人已经“远见及此”呢！况我们以理推断，古人时代的环境经验与现在大相悬殊，学理上的研究方法更相差甚远，绝不能发生完全相同的见解思想。所以拿古人学说同现在的学理沟通是件没有把握的事。其实也很可不必。古人没有见到的事理，我们见到了，岂不是一件很可喜的事，一件进步的现象，何必硬要强不知以为知呢？至于调和，真妄糅杂，使真理连带不得进步。所以我们须向着真理的真面目上去观察，不必把古人的陈说来沟通调和、数量比较，想从这个中间得出一个真理来。但是我并不是说诸君从此就不必去研究古今中外的学术，我的意思希望吾国学者打破沟通调和的念头，只要为着真理去研究真理，不要为着沟通调和去研究东西学说。我因为中国学者现在还有这种习惯，每每喜欢引用古说来比附新学（我自己也有这种恶习），这是很不妥当的求学方法，这也是遗传恶习的一种，所以特为标出，请诸君讨论。

（原载1919年11月27日《时事新报·学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