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崭新的外交风格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

◎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和第一份照会

◎苏联第一个同中国建交

◎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同中国建交

◎周边国家先后承认中国

◎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最早承认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中国人民对外交的切身感受就是洋人可以跑到中国来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而中国人见了洋人只能卑躬屈膝，点头哈腰。中国接受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没有说半个“不”字。无怪乎不少仁人志士面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屈辱地位，只有痛心疾首地哀叹：“弱国无外交。”

周恩来曾经深刻地指出：

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不久，关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针，这一重大问题就已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项外交政策，使新中国外交有了明确的方向和鲜明的风格。

“另起炉灶”，说白了就是重新打鼓另开张，就是要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任何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将1949年10月以前驻在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各国要同新中国建交，就要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国民党集团盘踞着台湾并霸占着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因此，建交谈判必须明确三条原则：第一，凡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第二，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就是说要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处理，在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这包括控制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的驻军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等。按照这一方针，新中国不仅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并巩固了中国的独立与主权，而且为同世界各国建立与发展新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

“一边倒”。新中国成立时所面对的是美苏两个大国，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合作走向战后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对峙形成冷战的世界格局。在既定的国际环境中怎样选择最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方针，是立国兴邦的重要问题。中国革命胜利前后，美国一面无可奈何地承认其“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一面仍顽固地与中国人民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拒绝承认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不断施加压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尤其令人不能不保持警觉的是，美国大力扶持日本，在对日和约问题上设置障碍。美国及其追随者还对中国大陆实施军事包围和全面的经济封锁。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斗争抱着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49年6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访问苏联，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得到苏联的承认，并商谈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援助问题。会谈很顺利。当年8月，斯大林就派出以科瓦廖夫为团长，由200多名副部长以上官员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顾问团到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考虑，以及从哪里可以得到经济援助的现实利益出发，毛泽东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接受了这一方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向各国政府发出了公函，内称：

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周恩来把公告和信函交给工作人员打印时，兴奋地说：“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2]

“一边倒”方针得到了迅速的回应。就在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两个多小时，从苏联首都便发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委托致电周恩来外长：

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的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此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苏联政府同时断绝了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

10月3日，周恩来外长电复葛罗米柯副外长：

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中苏两国立即派出外交代表。中国政府委任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苏联政府委任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各自先行开始使馆工作。

接着，双方正式任命了大使。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政府任命王稼祥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10月1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乘专车抵达北京。中国政府给予特殊的礼遇，周恩来、董必武、聂荣臻、沈钧儒、郭沫若等，以及3000多名各界群众到车站迎接。周恩来在致辞中说：“从此，中苏两国邦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罗申大使到达使馆后，使馆升起了苏联国旗。10月16日，罗申大使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

10月2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的社论。31日，王稼祥抵达莫斯科，受到葛罗米柯副外长及莫斯科市主要负责人的欢迎。从苏联一方来看，这也是超过惯例的礼宾接待。

中苏两国建交，带动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与新中国建交。按照时间顺序，这些国家依次是：保加利亚（10月4日）、罗马尼亚（10月5日）、匈牙利（10月6日）、朝鲜（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10月6日）、波兰（10月7日）、蒙古（10月1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0月27日）、阿尔巴尼亚（11月23日）。

这一下，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就打开了，其意义可不一般。毛泽东曾经很担心外交承认的问题，他觉得如果新中国成立后3天还没有国家承认，就有问题了。

根据“另起炉灶”的原则，到1950年3月，邻近中国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也先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丹麦、瑞典、瑞士等国的建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均很快达成协议，互派了外交使节。同挪威、阿富汗、锡兰等国或因谈判被推迟，或因遇到困难，分别到1954年、1955年和1957年才建交。

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在美国的影响下，又不愿意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交条件，建交过程比较复杂。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立场，英国保守党政府又一再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但英国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仍不明确表态，所以，只同意与英国互换代办，其任务是谈判建交并处理两国间的侨务和贸易问题。

中荷建交谈判同此类似，双方直到1954年11月才同意仿照英国的办法互换代办。

尽管如此，在打破美国孤立新中国这一点上，是新中国外交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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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5页。

[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