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疾病的焦虑是如何形成的

像所有医生一样，我也知道，有些恶性皮肤肿瘤的入侵性并不强（如基底细胞癌），有些则很强，首先便是恶性黑色素瘤和鳞状细胞癌。所谓的入侵性，指的是癌细胞在人体内转移扩散的能力，而癌细胞一旦发生转移，肯定就是恶化的征兆。

这次病变不寻常

几周前，我的鼻子上出现了一块病变，我以为是角化，于是决定去找医生。那是在圣诞节的前几天，不久后我就要去雪山度假了。像往常一样，我以为吕克会用液氮冷冻法处理，也就是五分钟的事儿。但事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吕克说：“你去度假吧。等你回来以后，我会给你做一个活组织检查。这次不是什么紧急情况，也不严重，不过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

在那一刻和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并没有产生焦虑情绪。我想，吕克只是表现得比较谨慎而已，最终的结果肯定还是进行和往常一样的治疗：液氮冷冻。

两周后，我又来到了吕克的诊室。我进行了活组织检查，但结果并不像我想的那样。吕克切开了病变部位，取了一小块样本，放进一个小瓶子里，封好了瓶口，然后开始填一份送检的单子。快填完的时候，他抬眼看了看我，说道：“还是要确认一下这块病变是不是鳞状的。”

我当时被吓呆了，回家以后我才发现心里有多么焦虑：我感到胸闷气短，心跳明显加快，背后直冒冷汗。于是我把平时指导病人的方法用在了自己身上。

敢于接受自己的情绪

我只是观察了一下焦虑对自己引起的机体反应，并没有试图抑制它们。我对自己说，像所有的焦虑爆发一样，这些症状都会自动减轻的。当它们确实开始减轻时，我进行了一些放松运动。之后我开始审视自己的想法，在这方面，我的病人们帮了我大忙。最坏的想象无疑是怕检查的结果为鳞状细胞癌，那么我想自己的身体也就垮掉了。当然，死亡的念头也冒了出来，不过令我吃惊的是，这个念头并未狠狠地打击到我，我想可能是因为之前我与真正罹患癌症的病人有过交流，和他们一对比，我的情况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其中一名女病人的话让我记忆犹新：“您知道吗？我觉得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家都是不死之身。我的意思是说，我永远不会看到我自己的死亡，直到死前的那一刻，我都是活着的。我死去的那一刻，意识消失，我也就不会看到自己的死亡了。”这种看法时常伴我左右，当话题涉及死亡时，我总能想起她的话，它帮助我重新将问题的焦点拉回到那些被忽视的生的机会上面，正是这些机会构成了我的现实生活。我们会在后面讲到的克洛德-让的故事中再次谈到这个话题。

“我怕的到底是什么”

在对疾病的恐惧治疗过程中，一般在问过例行的问题“我怕的到底是什么”（回答：是痛苦和癌症）之后，认知治疗医师会让病人进行自我辩论。在我的情况中，倾向于癌变的客观论据那一栏几乎是空的，我只写了吕克的猜想，而相反论点的论据就多了：病变并不像是鳞状的，我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病变，事后都被证明是良性的。由此看来，癌性病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也不能排除。我来到了推理的最终阶段。如果这真的是鳞状细胞癌，那么会很严重吗？而关于严重性的论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如果病变处在初期（很明显，我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是有好几种治疗方法的。先谋事在人，之后成事就在天了。

我的推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即便这次情况真的很严重——尽管不太可能——那么这种严重性也只是相对而已。现在的问题便是我该以何种行为来应对目前的精神状态。我有一位名叫乔治的疑病症病人，我经常与他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有一天，他来看病时对我说：“认知重组确实是个好东西，不过它最终没能说服得了我。就我的情况来看，我一直深信有一天我会病得非常严重。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每当我出现焦虑情绪时，重新做一遍原来的推理，不用去想什么新招，也不用绞尽脑汁去找新的论据。过了一段时间，我感到我的潜意识便投降了，我终于清静了。”现在我决定使用乔治的方法：一旦焦虑出现，我就重新做一遍刚才的推理。

最终我并没有斗争太久，大概过了二十四小时，我就觉得自己几乎不怎么焦虑了。六天之后，吕克打来电话，告诉我那只是化脓性肉芽肿，一种良性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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