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雅》诗
和《周颂》一样,《大雅》《小雅》也产生于周王室的礼仪活动。《大雅》记西周故事——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光荣建国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可悲衰落。《雅》可能在王室筵宴、外交场合这些更为世俗的、政治的环境中演奏。[1]如果说《周颂》的特征是篇幅短小、缺乏节奏、韵律相对宽松的话,那么,特别是作为宏大王朝叙事的《大雅》,则可以说是恰好相反。它们被安置在章节整饬的长篇结构之中[2],其成熟的诗歌语言——如果多少保存了原貌的话——最早也不会早于公元前九、前八世纪。不过,我们还不清楚用字、节奏、韵律、分章等方面的整饬性在多大程度上是作品的原貌或是后人编辑的结果。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是,至少自公元前八世纪以降,王室和地方制作的青铜容器、青铜钟就采用了高度复古的手法[3],同样的复古冲动可能也主导了诗歌的制作,这样一来,《大雅》的原貌也就存在各种可能性。将这些诗歌系年于公元前十一、前十世纪,或是公元前八、前七世纪甚或更晚,意味着对其性质、目的的不同理解。如果是前者,这些诗歌就可以视为那个时代的见证,是西周礼仪实践和意识形态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文献;如果是后者,它们就算不是被创造的传统(invented traditions)的产物,也是缅怀和理想化的纪念碑。
《大雅》尤重文王,《文王》(毛,235)、《文王有声》(毛,244)都是美文王之作。此外,还有其他五首《大雅》被读为追忆文王业绩的组诗;[4]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所见的与其说是一组独立的诗作,还不如说是一个更大的诗库,可以用来追忆周的起源。
《文王》是《大雅》首篇,诗见下,其中有些诗行也见于另外五首诗歌,包括前文提及的《清庙》,即《周颂》首篇: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
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
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据《毛诗》的编排顺序和诗前《小序》,《大雅》前十八首美文王、武王、成王(前1042/1035—前1006年在位);次五首刺厉王(前857/853—前842/828年在位);次六首美宣王(前827/825—前782年在位);最后两首刺幽王(前781—前771年在位)。所以,《大雅》被认为反映了西周王朝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时刻,始于最初的“黄金时代”,终于典型的“末代暴君”幽王(也是商朝末代君王的镜像)。
传统认为,《大雅》主要出自佚名的王室官员之手,是这些历史转折点的见证和作品;但它们同样也有可能是回顾想象的产物。一万多件刻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包括容器、钟、兵器和其他青铜制品等)里面,其铭文没有任何一联与这些诗歌相同。《左传》首次引用《文王》中的一行四字,是在公元前706年;[5]第二次引用《文王》诗行,是在公元前688年;[6]此后,简短引用《大雅》是在公元前655年以后,引用次数也很少,直到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引用频率才开始增高。[7]总之,《大雅》三十一首,《左传》只称引了其中的二十首(提到诗题或引用诗行),没有一次引用全诗,引用整章的情况也只有一次,即记公元前514年事时曾引用《皇矣》一章48字。[8]另外,《左传》特定年份所记的引诗赋诗活动,不一定就是当年发生的事,也有可能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左传》成书时插增的;《国语》11次引用《大雅》[9],情况也可能如此。就算所有这些引诗赋诗活动的确发生在那些历史场合,我们也需要仔细审视孔子其时和孔子以前文本记录中的《大雅》痕迹。除了整章引用外,文本记录中引用《大雅》不超过几十个字,引用始于公元前706年,晚于周初君王三百多年。
下面这两首《大雅》诗的结尾四行,一般被视为对诗歌作者的自我指涉陈述(self-referential statements)。也就是说,这些陈述好像使我们能确定作品的创作时间: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嵩高》,毛,259)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烝民》,毛,260)
传统认为“吉甫”即宣王(前827—前782年)时的尹吉甫。虽然《小雅·六月》(毛,177)和公元281年从古墓中出土的先秦文献《竹书纪年》尊他为军事领袖,但我们对他所知甚少。《嵩高》《烝民》提到“吉甫”,似乎是想为诗歌提供一个作者和历史锚点,以便将之系于宣王时期。但这两首诗,其最后四行之前并没有可以辨识的个人的声音,从形式上看,最后四行的节奏也是全新的。早期文献共引用这两首诗110次[10],但从未引用过最后这四行,也没有哪种文献将这两首诗(和其他别的文本)系于“吉甫”名下。最后,“诵”指的是演奏而非原创。
在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早期帝国以前,并不存在诗人是自主的创作者这一观念。《左传》只谈到佚名诗歌(即便是经典诗歌)的演奏,并没有谈到创造诗行为本身,最多只有四首诗可能是例外,而它们全都出自《国风》[11]。几乎所有引《诗》的先秦文献,根本上就不关心诗歌的起源问题,只关心诗歌的可阐释性和实用性。近年来发现的《孔子诗论》简[12]也没有涉及作者或起源问题,而是从宽泛的语义角度界定诗歌,可能是关于如何正确用诗的指南。[13]在现有的先秦文献中,只有《孟子·万章上》(5A.4)中有一段话认为,为了正确理解诗歌,必须探究其所表现的“志”,但这个“志”也不等于是作者的心灵。对个体作者身份的不关心,也表现在更大的文本传统中;例如,近年来发现的数十种文献,都不提作者归属。我们不能确定“吉甫作诵”对于先秦听众而言意味着什么。“吉甫”这位作者可能并不重要;但“吉甫”这位诵者,身为高官胜任其职,能够将《诗》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诗句呈给君王。
《左传》中的“赋诗”场景,其实是诗歌演奏的场景,目的往往是告诫或外交;相应地,有名字的作者,往往也是有名字的诵诗者,有的甚至地位显赫。[14]诵诗者有技巧地说出潜在的诗歌含义,全中国的文化、政治精英都能辨认出来。诗歌的含义不是固定的或显而易见的,而是需要敏锐的听众将诗歌与身边情景结合起来。《左传》记载了几则轶事,接收者不能领悟别人所赋之《诗》的含义,这样的失败让人蒙羞:不懂用诗的艺术(《论语·子路》),无异于“正墙面而立”(《论语·阳货》),对诗歌潜在之“志”的集体共识懵然无知。
从这个角度看,《嵩高》《烝民》这两首诗中的“吉甫作诵”,就有了四重指涉:诗歌本身,使诗歌适合于引诵的正典性,地位显赫的模范诵诗者,敏锐的接收者即宣王。所以,结尾四行评论了诗歌使用、接受的早期历史:结尾这四行在采用诗歌形式的同时,又站在了诗歌本身之外。
《江汉》(毛,262)共193字,在《大雅》中属于中等篇幅,表明了这种合成性(composite nature)如何能够越界容纳其他非诗文体: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
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第一、第二章就周如何征服南方蛮夷提供了一种典型叙事。从第三章开始,诗歌语言出现了根本转变: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
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
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
最后两章记述周王赐给召虎的礼物,以及召虎对周王的感谢:
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这首诗传统上系于宣王时期,其毫无个性的叙事声音是很典型的;甚至宣王和召虎二人的措辞亦常见于其他诗中。《江汉》前两章共16行,其中11行与《颂》《大雅》《小雅》其他仪式诗歌相似[15],说明它是一个模块化的文本(a modular text),取自王室礼仪的语言库。这些有关联的诗歌,彼此并不相同,但大部分都很相似,一起组成了一种关于周朝的整体化叙事,并受到有限的词汇和紧凑的形式结构的制约:四字句、多押尾韵、频繁使用联绵词和有限制的一小部分特定的句法。这些特征体现了周代礼仪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面向祖先历史时:旧总是新的范式,新也从来都不是全新的,而是共享了其他的仪式表达。公元前809年,下面这一97字的文本被铸在一件青铜鼎的内壁上:
隹(惟)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王才(在)周康邵(昭)宫,各(格)于大室,即立(位),宰讯右遤入门,立中廷,北乡。史留受王令(命)书,王乎(呼)内史[?]册易(锡)遤玄衣屯(纯)黹赤市、朱黄、旗、攸勒。用事。遤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丕)显鲁休,用乍(作)朕皇考斄白(伯)奠(郑)姬宝鼎,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16]
这份铭文记录了王室册命和受册仪式。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公元前825年—前789年的其他四份铭文相同,后者也是册命仪式的记录。[17]迄今为止,已经出土了大约一百份公元前九—前八世纪铸在青铜器上的册命文书,表明持续不断的仪式和行政实践,以及王室中制度化的文本记忆。约有六份铭文详细记录了册命仪式本身。
这些铭文与《江汉》的平行关系显而易见。青铜铭文的语言,其日期和目的非常具体,措辞却较为普遍化,普通祝颂诗可以挪用来赞美和铭记周朝的辉煌。青铜铭文本身,以最初写在竹简上的王“命”为基础。“命”在册命仪式上宣读,所以经历了两次转化。首先,转化为青铜铭文的内容:为此,增加仪式叙述以使“命”本身历史化,结尾增加祈福词以将整个叙事改写为对召虎祖先的宗教致辞。其次,竹简文本(或青铜器铭文)也进入颂诗之中。仪式性的王室册命这一具体事件,也就与关于周的普遍叙事合为一体。“册命”类铭文彼此之间大多可以互换,颂诗也受到王室颂诗用语(idiom)的影响。
比起连贯一致的铭文来,《江汉》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单元:第一个单元完全由与其他颂诗共有的语言构成,第二个单元则与另外两种文本——青铜器铭文和保存在《尚书》中的周王室演讲——有诸多相似之处。“王命(某人)”,“锡”器物、“广土”,“予小子”,“秬鬯一卣”,“告于”,“于周受命”,“拜稽首”,“对扬王休”这类说辞,全都不见于《诗》的其他部分(除了“予小子”,见《闵予小子》[毛,286]、《访落》[毛,287]、《敬之》[毛,288]),但却反复见于王室演讲和青铜器铭文。“无曰予小子”、“锡山土田”、“作召公考”,尽管多为四字句,但却是违背了标准诗歌节奏的散语。上面这些观察,也符合《江汉》的韵律模式:前两章韵律十分整饬,与其他仪式颂诗完全一致;第三章,韵律开始变得松散;第四、第五章,无韵律可言,诗歌不适合作声乐表演;第六章,最后又回到周朝颂美的用语,诗歌恢复了较为规律的韵律模式。
这样一来,《江汉》就是一个合成文本,它由两种不同素材和语体(linguistic registers)组合而成的,而不是某位诗人的创作。从其现有的形式看,它可能从未用作演出本,只是对理想化的周代礼仪的书面追忆,由古诗和仪式的片断组合而成。值得注意的是,《江汉》也不见于任何其他先秦文献。同样,在一个叙事框架内整合了宗庙祭祀表演的多声部演奏的长诗《小雅·楚茨》(毛,209),在先秦文献中也几乎无迹可循。[18]
这使得我们对中国诗歌起源以及《诗经》起源方式的想象变得复杂起来,即便其某些语言层面相当古老。《诗》汇集了并非由“创作”、而是通过“编辑”生成的“文本群”和“文本亚层””(groups and sub-repertoires of texts),它们的结构是合成性、模块化的,有时太短不能自成篇什,有时又太长,不能视为一个统一的文本,它们还留存了《诗》的早期接受史和编纂史。《颂》《雅》是非线性式不断重编的产物,其合成或再合成贯穿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战国和早期帝国时期文献引《诗》时大都冠以“诗曰”二字,意思也是“《诗》曰”。不提作者或诗题,这些引《诗》所指的不是单个文本,而是整个诗歌、礼仪传统。甚至就具有历史面向的《颂》《雅》而言,我们也不知道其现有形式在何种程度上早于诗集编纂,不知道诗集编纂于何时、何地。[19]
[1] 四首《鲁颂》(毛,297—300)和五首《商颂》(毛,301—305)都是筵宴颂诗,而不是祭祀颂诗,被认为出自春秋时期的鲁国和宋国。
[2] 篇幅最长的《大雅》,如《抑》(毛,256)、《桑柔》(毛,257),分别为450字、469字。多数《大雅》诗的字数在100-300字之间。
[3] 秦武公(前697—前678年在位)制作的刻有铭文的八件套大型编钟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最好称之为对西周典范的复古重组。见柯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0),第104-105页。
[4] 依次为《生民》(毛,245)、《公刘》(毛,250)、《緜》(毛,237)、《皇矣》(毛,241)、《大明》(毛,236)。见王靖献,《从仪式到寓言》,第73-114页。
[5] 桓公六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3页;理雅各,《中国经典》,Vol.V,第46页。
[6] 桓公六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69页;理雅各,《中国经典》,Vol.V,第79页。
[7] 见曾勤良,《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左传》叙事中的引诗赋诗,必须与“君子”、孔子评论中的引诗赋诗区分开来,后者似乎是较晚的文本层面。关于“君子”和孔子的评论,见埃里克·亨利(Eric Henry),《〈左传〉中的“君子曰”和“仲尼曰”》(“Junzi Yue”versus “Zhongni Yue”in Zuozhuan),《哈佛亚洲研究》59(1999),第125-161页;另见史嘉柏,《套话和角色:〈左传〉等文献中的“君子曰”》(Platitude and Persona: Junzi Comments in the Zuozhuan and Beyond),收入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等主编,《史实、史评和意识形态:从新的比较视角看中国的史学编纂和历史文化》(Historical Truth,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eiden: Brill 2005),第177-196页。
[8] 《皇矣》(毛,241),全诗共393字,见昭公二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95页;理雅各,《中国经典》,Vol.V,第727页。另外,公元前522年(昭公二十年)“仲尼曰”曾引《大雅·民劳》(毛,253)首章,篇幅稍短,共40字。
[9] 见何志华、陈雄根,《先秦两汉典籍引〈诗经〉资料汇编》。
[10] 见何志华、陈雄根,《先秦两汉典籍引〈诗经〉资料汇编》。
[11] 这四首诗是《载驰》(毛,54)、《硕人》(毛,57)、《清人》(毛,79)和《黄鸟》(毛,131),分别为公元前720年(隐公三年,《硕人》)、公元前660年(闵公二年,《载驰》、《清人》)和公元前621年(文公六年,《黄鸟》)。这四首诗中的动词,均为“赋”,“赋”是“铺”(颂、诵)的标准用字。虽然早期笺注认为这里“赋”的意思是“作”,但这一点我们还不能确定。
[12] 见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41、121-168页。
[13] 见柯马丁,《说诗:〈孔子诗论〉的体例和论述》(Speaking of Poetry: Pattern and Argument in the Kongzi shilun),收入麦笛、根茨(Joachim Gentz)主编,《早期中国论证的文学形式》(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即出。
[14] 关于《诗经》、古希腊作者问题、侧重点与今天有所不同的比较研究,见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作者问题和文化认同:文学流通模式》(Authorship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Early Greece and China: Patterns of Literary Circul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另见比克罗夫特,《〈诗经〉的作者》(Authorship in the Canon of Songs(Shi Jing)),收入史克礼(Christian Schwermann)、拉吉·斯坦贝克(Raji C.Steineck)主编,《东亚文学的作者问题:从起源到十七世纪》(That Wonderful Composite Called Author: Authorship in East Asian Literatures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Leiden: Brill,2014),第58-97页。
[15] 见毛,164、168、177、179、183、204(两行),205、208、223、227(两行),234、238、241、245、263、274、299、300、302。
[16]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17-20页;陈佩芬,《繁卣、鼎及梁其钟铭文诠释》,《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2(第15-25页),第17页。
[17] 见柯马丁,《西周中国的文字表演》(The Performance of Writing in Western Zhou China),收入Sergio La Porta、David Shulman主编,《语法的诗学和声音、符号的形而上学》(The Poetics of Grammar and the Metaphysics of Sound and Sign,Leiden: Brill,2007),第109-175页。
[18] 对《楚茨》的深入研究,见柯马丁,《作为表演文本的〈诗经〉:以〈小雅·楚茨〉为例》(Shi jing Songs as Performance Texts: A Case Study of ‘Chu ci’(‘Thorny Caltrop’)),《早期中国》(Early China)25(2000),第49-111页。一开始我将《楚茨》视为祭祀演出本,现在我认为这首诗是以古语缅怀古礼的合成品。见柯马丁,《青铜器铭文、〈诗经〉和〈尚书〉》,第173-177页。
[19] 本文避免对《小雅》作细致讨论。传统上认为《小雅》晚于《大雅》,但我们不能以此作为结论。七十四首《小雅》中的很多作品,同样是层积的、合成的文本,也是在文本子群中进行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