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1964—1971）与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1969—1970）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笔名：阿布拉姆·捷尔茨）的《与普希金散步》（1966—1968）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最早的三部文学经典。而前者则更是被称为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吉尔绍维奇这样评论道：“这是一本划时代的书。它自身就创造了某个时代，这一时代的名称就叫做‘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此书驻留于其所有读者的意识中。”小说作为“回归文学”在1987年甫一问世，便在苏联获得广泛好评，并荣获国内外多种奖项，如德国阿·托普福尔基金会普希金奖（1989），法国年度最佳外国书籍奖（1990），圣彼得堡安德烈·别雷奖（1990）等。

一

小说“刻画了奥多耶夫采夫一家祖孙三代知识分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精神贵族，苏联知识分子，消亡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并描述了三代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命运和生存状态。”作者着重描写了廖瓦·奥多耶夫采夫从中学毕业到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工作这段生活经历。

除了《序幕》和篇末的《注释》，小说由三部分正文构成，每一部又分为若干章节，并都以“附篇”结束。

标题为《怎么办？》的“序幕”被拉开时，读者见到的是侦探小说的典型开场——某幢大楼的室内一片狼藉，地上躺着一具尸体：风雨从破损的窗户呼啸而入，死者手握一把老式手枪。对这桩离奇的死亡案，作者承诺将在下文详加细述，并提醒读者，这是一部博物馆式的小说，理解叙述内容的“密钥”在于文本的“内在依赖性”和“再生性”。

廖瓦·奥多耶夫采夫与家人的关系构成了第一部《父与子》的主要内容。他出身于学者家庭，在“学术”环境中长大的他几乎没有任何波折与坎坷的经历。其祖父是著名语文学家，一个学术流派的开创者，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受到迫害，惨遭流放。其父亲也是语文学研究者，大学教师。就在父母结婚那年，祖父被抓走，他们一家也被流放，但随着卫国战争的爆发，流放变成了“疏散”。战后他们一家重返列宁格勒。父亲在祖父当年“辉煌”过的那个教研室担任负责人，廖瓦也考上了父亲所在的语文系。廖瓦从小就憧憬做一名人文学者，他独自读完的第一本书就是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廖瓦对父亲没有什么好感，甚至一度怀疑他可能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廖瓦的心中占据父亲地位的，是他们家的邻里米佳大伯（或叫狄更斯大伯）——一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老战士”。他曾在劳改营被关押了十年。廖瓦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是刚回来的刑满释放人员。米佳大伯颇具旧式贵族的遗风，廖瓦对这位穿戴考究的怪老头佩服得五体投地，尽管他言辞刻薄，甚至有些恶毒，但对事物的看法和分析十分清晰、相当透彻。廖瓦经常去他那里借书。但后来廖瓦发现，米佳大伯也像父亲一样软弱，整日价忙忙碌碌，有时言行也不一致。考上大学后，有一天廖瓦得知父亲到莫斯科去接从流放地回来的祖父，可第二天父亲是一个人回来的——一副沮丧的样子。原来，父亲当初为了在学术界获取一定地位，为了能坐上教研室主任的交椅，他不惜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对其学术观点大肆挞伐。刚从流放地回来的老奥多耶夫采夫，不想见自己的儿子，但想见见孙子。于是廖瓦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去看望住在市郊的祖父。首次见面完全不像廖瓦所期待的那样。在爷爷的住处他还见到了一名年轻的诗人卢杰克和另一位老人。他们四人一边饮酒，一边畅谈。老奥多耶夫采夫频频发表“宏论”：从传统上来说，文化正是由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产生的，贵族阶层有着高尚的精神和崇高的使命。祖父本人深知自己的悲剧所在：退回到30年前，他在这座城市里是有用的，而此时他出现在这里就显得多余了。因此他要回流放地去。在交谈中他发现孙子所理解的世界只是与别人灌输过的概念相吻合的那一部分，而一旦面对未被解释过的世界，孙子便会陷入恐慌，甚至会感到精神上的苦痛。廖瓦从小就失去了对外部世界进行独立思考并有所发现的能力，而这也是让不少贵族及其后代在20世纪存活下来的唯一方法。廖瓦趁着酒兴，因某事为了讨爷爷的好而责怪起自己的父亲。殊不知，这已触犯了大忌，一如父亲当年背叛了他爷爷那样，他也“背叛”了自己的父亲。爷爷容不得家族中发生任何形式的背叛行为，于是爷爷将孙子轰了出去。此后不久爷爷就死于返回流放地的途中。第一部的附篇是廖瓦偶然发现的出自狄更斯大伯手笔的两篇小小说和爷爷年轻时写下的一则札记。

第二部《当代英雄》的情节内容与第一部同时展开。作者在开篇就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1953年3月5日，大家都知道这是谁的卒日。”这一部分着重写廖瓦与非家庭成员的人际关系——与法伊娜、阿尔宾娜及柳芭莎三名女性之间的关系，同学米季沙季耶夫对他所产生的奇怪影响，等等。他和法伊娜是在中学毕业那天，经米季沙季耶夫介绍相识的。已婚的法伊娜令廖瓦心生爱意。为了维持“情人”关系，他常常在她身上花钱，而自己则不得不省吃俭用，甚至还向狄更斯大伯借钱。法伊娜时而露面，时而消失，忽而热情，忽而冷漠。可以说，比他更富经验的这个女性给他带来的，更多的是困惑与苦恼。一次晚会上，廖瓦无意中看到法伊娜的坤包里有一枚戒指，他记得她好像说过这枚戒指十分贵重，为了讨得她的欢心，他突发奇想：何不将这枚戒指偷偷拿去变卖，然后再用换取的现款买一枚新的送给她。可实际上这枚戒指是个便宜货。既然变卖不成，他就干脆把戒指又送还给她，当然还是对她隐瞒了真情，谎称这是自己花钱买来的二手货。法伊娜尽管心里直犯嘀咕，却也不好说什么，只得收下。“戒指”事件之后虽然他俩的关系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最终还是分手了。廖瓦的另一个女人阿尔宾娜是个聪明而文雅的姑娘，她与廖瓦有着相同的教育背景。她总能神奇地现身于廖瓦最需要的时刻。但这位可怜的姑娘却“无望地”爱着廖瓦，就像廖瓦无望地爱上了法伊娜。他为自己的这段新恋情感到羞愧难当。最后因“爱得太累”，阿尔宾娜提出了分手。“幸运儿”廖瓦的第三个女人是柳芭莎。这个头脑简单的姑娘总爱独自一人宅在家里。廖瓦尽管对她不怎么上心，但也时不时地去她家里。有一回，他按响门铃后，给他开门的柳芭莎神色有些慌张，原来屋里坐着米季沙季耶夫。与廖瓦的“较量”中，这位老同学总是占据上风：无论儿时打架，还是大学成绩……对廖瓦而言，米季沙季耶夫亦敌亦友。有一回，廖瓦在思考与他的纠结关系时，忽然想到他与法伊娜具有某个共同点：由于廖瓦在他们面前表现得较为软弱，有时还刻意逢迎他们，任凭他们恣意驱使，因此廖瓦就成了他俩所需要的人，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人。总之，自称救世主而咄咄逼人的米季沙季耶夫让廖瓦深感疲惫。附篇介绍了廖瓦在读研究生期间所写《三位先知》一文的主要内容。此文分析了三篇诗作——普希金的《先知》、莱蒙托夫的《先知》和丘特切夫的《疯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篇什都是三位天才诗人在27岁创作的，而廖瓦撰写此文的年龄同样也是27岁。廖瓦认为，普希金用纯净而明亮的笔触来呈现缤纷世界，莱蒙托夫则以隐晦但真挚的笔调来表现自我，而丘特切夫似乎在诗篇中隐瞒着什么。因此廖瓦将普希金比喻成莫扎特，把莱蒙托夫比作贝多芬，而将丘特切夫喻为萨列里。此文与其说是对三位诗人的精神探索，倒不如说是廖瓦本人的自我剖析与表达：他从莱蒙托夫那里领悟到了自身的幼稚，而将普希金奉若神明，通过丘特切夫公然仇视某人（读者并不知道他仇视谁）。而这一切恰恰反映出廖瓦的内心矛盾与彷徨。

第三部《穷骑士》在情节上是前两部的直接延续，两条叙事主线在这里形成了汇聚点。十月革命节期间，廖瓦被安排在研究所值班，尽管十分不乐意，但也不便拒绝，因为其学位论文答辩在即。在他值班时，衣兜里揣着几小瓶伏特加的米季沙季耶夫，带着学生戈季赫来到了所里。这位老同学爱占廖瓦的便宜，并且总以伤害其自尊为乐事。米季沙季耶夫曾大放厥词：他首先要在精神上击垮廖瓦，然后彻底改变世界。不仅如此，他还妄议犹太人，认为他们糟蹋了“我们的女人”。当时廖瓦仅仅列举出普希金便是闪米特人，便有力地驳斥了米季沙季耶夫关于犹太人缺乏才能的不当言论。接着，布兰科也来了，这位好心的犹太人已经退休，他怕廖瓦感到寂寞无聊，就顺道过来陪一陪廖瓦。布兰科是廖瓦一生中所见到的最为高雅的人士之一——他不仅外表整洁，衣冠楚楚，而且从不背后说人坏话。晚间，他们几人开怀畅饮，无所不谈：天气、自由、诗歌、进步、酗酒、外汇、上帝、犹太人、女人、黑人、人的社会特性……而且还对普希金的妻子娜塔莉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否真爱夫君发生了争论。廖瓦不胜酒力，时不时地迷糊起来：忽而看到来了两个名叫娜塔莎的姑娘；忽而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就与米季沙季耶夫一道儿来到了街上，出现在欢度节日的人群中；后来居然骑到海军部大厦旁边的狮子上；再后来就是被民警一路追赶，终于成功逃脱，回到“普希金之家”，继续“小酌”。米季沙季耶夫借着酒劲儿说，只要廖瓦还在，他就无法活下去。不仅如此，他还说了些有损于法伊娜的秽语，对此廖瓦忍无可忍，于是他俩动起手来，在争斗中米季沙季耶夫弄坏了普希金的石膏面模，对圣物的这一亵渎行为已超出了廖瓦的底线，他提出用博物馆的旧式手枪进行决斗。普希金声誉的捍卫者和普希金本人的决斗情形几乎相同，随着一声枪响，廖瓦应声倒下。米季沙季耶夫下楼后从窗口爬了出去，消失在11月的茫茫黑夜。作者提供了两个不同的结局。其一——廖瓦死了；其二——廖瓦活了下来：廖瓦苏醒后，惊恐地发现博物馆内凌乱不堪，不过在狄更斯大伯以及阿尔宾娜的帮助下，很快就把一切都归拢得整齐有序。普希金的面模也从地下仓库里找到了一个备用的。第二天，廖瓦察觉到，所里根本就没人去注意打扫一新以及被修复过的痕迹。副所长之所以找他，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事儿，而只是让他陪同一名外国专家出去转一转。廖瓦领着这位外国专家参观列宁格勒市容，向他讲解包括纪念碑在内的各种文化古迹，讲述俄罗斯文学。走到铜骑士纪念像跟前时，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差点失去意识。恍惚间他觉得自己在用力拉一张又重又长的渔网，可好不容易拉上来的却是一张空网；似乎他又回到了生活的原点，这会儿他正站在原点上，一副身心憔悴的样子。最后主人公孤零零地伫立在涅瓦河畔，他的身影渐渐消融在彼得堡的金色秋景中。第三部分的附篇主要讲作者同其笔下主人公的关系，其关系发展史可用阿喀琉斯追龟的典故来设喻作比。作者急于想确定自己与廖瓦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于是他到文学所去采访主人公，结果这次采访相当令人沮丧，廖瓦尽用一些空话来搪塞他。不过临别时，廖瓦交给作者一篇手稿——老奥多耶夫采夫遗著中的一小部分，这是《上帝是存在的》一章中的完整片段——《斯芬克斯》，创作时间不早于1921年。其中写道：“俄罗斯文化对子孙后代们而言犹如斯芬克斯之谜，一如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化的斯芬克斯之谜……”

小说末尾的《注释》着重讲解了正文中出现的各种人物、事件和物品（如：保尔·柯察金和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不幸的”年代，裤子的宽度，“松紧球”玩具），因为在作者看来，凡此种种尽管在1971年皆为众人所熟知，但在近30年之后的1999年恐怕就会变得较为陌生了。除此之外，作者还对该小说的创作史做了说明。

在作者看来，像廖瓦·奥多耶夫采夫这样的人之所以在20世纪能够存活下来，只是因为他们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不加理会与追究，从不“自寻烦恼”，充当了“盲从者”的角色，而这其实就是存在主义的生活态度与方式。廖瓦是“60年代人物”的典型代表，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925—1945年间，有着知识分子或党政干部的家庭背景，都曾经历了斯大林执政、卫国战争和“解冻”时期，其父母参加过国内战争，而且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然而这代人在童年时期就遭遇不幸，他们的家人大多都饱受斯大林“清洗”之苦——不是被关押，就是遭流放，甚至被枪决。因此个人的独立意识、个性的形成发展与集权政治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构成了其世界观的基础。他们的命运后来又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紧密相连，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揭露斯大林“罪状”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被称为“20岁大的‘孩子’”。可以看出，比托夫在小说中对俄罗斯历史和现状做了自觉的艺术审视。

二

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比托夫系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人，具有切尔克斯族血统。1937年出身于职员家庭，父亲格·列·比托夫（1902—1977）是建筑师，母亲奥·阿·克徳罗娃（1905—1990）为法律工作者。他对俄罗斯北方之都的最初记忆与卫国战争时期的大围困密切相关，1941-1942年之交的冬季，德军的狂轰滥炸和饥饿的悲惨情景深深印刻在他那幼小的心田。所幸，不久后他就被疏散到乌拉尔和塔什干；1944年重返故里；正是物质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使他萌发出做一名作家的念头；1954年毕业于第213中学（列宁格勒第一所用英文讲授部分课程的中学）；小时候就喜欢各种体育运动，如田径、划船、登山，甚至健美运动，16岁曾获得一枚“苏联登山家”证章；出于对大山的热爱，1955年考入列宁格勒矿业学院（当时的热门专业是技术、物理和地质，社会认同度最高的职业则为工程师），尽管他学习刻苦，但成绩一般，始终与优等生无缘；1962年毕业于该校地质勘探系，其间（1957-1958年）曾在北方的基建工程营服役；1956年他加入了该校的文学社团，其指导教师起初为诗人格列布·谢苗诺夫，后来则是小说家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此后，小说创作则成了他的终身事业。1965-1967年在莫斯科的编剧高级进修班学习；1973-1974年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学习。1978年开始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两地生活，他曾戏言，往返于这条线路的纪录创造者非他莫属。自1940年初期起，他几乎一直处于旅行状态，用他本人的话说，这辈子总是身处旅途中，因此旅行对他而言已不仅仅是业余爱好了。

比托夫的创作生涯始于1956年（即大学一年级）；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63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大气球》；沉寂了一段时期后，继续发表作品，而且几乎每篇小说都引起了读者的关注；1965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7年问世的《花园》一书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他也当之无愧地被列入那一时代的文学名流。比托夫是位多产作家，除了代表作《普希金之家》和上面提到的小说，还有一系列重要作品，如：《这样漫长的童年》（1965）、《别墅区》（1967）、《亚美尼亚课》（1967—1969）、《药剂师的岛屿》（1968）、《出游探访童年之友》（1968）、《生活方式》（1972）、《七次旅行》（1976）、《一个人的时代》（1976）、《格鲁吉亚相册》（1985）、《点景人物》（1988）、《最后一部中篇小说》（1988）、《飞走的莫纳霍夫》（1990）、《等待猿猴》（1993）、《减去兔子》（1993）、《癫狂》（1995）、《作者的第一本书》（1996）、《有根有据的妒忌》（1998）、《医生的葬礼》（1999）、《平衡的老师》（2008）等。比托夫不仅是小说家，还是诗人、随笔作家、电影剧作家，写有电影剧本《自然保护区》（1979），出版过诗集《雨后的星期四》（1997）和《树》（1998），以及政论文集《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醒来》（1991）等。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基本涵盖了欧洲国家所使用的所有语言。

比托夫一生跌宕起伏，经历多次磨难。1956年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匈牙利事件——苏联两次出兵镇压由布达佩斯大学生和平游行而引发的“骚乱”，列宁格勒矿业学院文学社团的成员们以焚烧文学作品集的方式对此事做出反应，比托夫因此遭到校方开除。在部队服役两年后，他总算恢复学籍，完成了学业。第一部小说集《大气球》招致官媒的严厉批评，1965年8月14日的《消息报》刊文指责他“所描写的主人公过于卑贱甚或迷茫”。在60-70年代的异见人士中，比托夫算是较为温和的一位，尽管如此，这名不同政见者的作品绝非悉数都能通过苏联书刊检查机关的严格审查，1960—1978年间约有10本小说得以面世。1978年《普希金之家》在苏联敌对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出版。1979年因“非法”出版《大都会》丛刊而被禁止发表作品，1986年才被“解禁”。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比托夫开始出国参加各种活动——讲课，发表演讲，出席国际研讨会等。1988年参与创办国际笔会俄罗斯笔会中心，自1991年起担任该中心主席。1991年与几位同道联合创建非正式组织“巴加日”。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包括维权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现居住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比托夫分别在1992年和1997年两次荣获国家奖；此外，他还获得过国内外多种奖项和荣誉称号，如：（苏联政府颁发的国家）“荣誉”勋章（1984），法国文学与艺术功勋奖（1993），北帕尔米拉奖（1997），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会员（1997），埃里温市名誉公民（1997），埃里温国立大学名誉教授（1997），皇村艺术奖（1999），亚美尼亚莫夫谢斯·霍列纳齐奖（1999）等。

《普希金之家》初稿完成于1971年，1973年就已出现在苏联的“地下出版物”中（又译“私自出版物”，即指人们“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在苏联境内非法印刷、复制、传播被禁作者的小说……许多苏联人正是通过‘私自出版物’才读到亚·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安·德·萨哈罗夫的文章和尼·谢·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当时人们是用打字机复制的文稿。同年发表于境外杂志《棱面》。1978年由美国Ardis出版社正式出版，所以又成了“境外出版物”（即指“有些作家被审查机构剥夺了在苏联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是他们就把手稿寄往国外。从苏联国家的立场看来，这是刑事犯罪。”）1987年连载于苏联文学杂志《新世界》第10—12期，1989年出版加有《注释》部分的单行本。作品最终版行世于1999年，值得注意的是，终稿的审定年份距离初稿完成时间（1971年）已近30年，而且俄罗斯已完全是另一种社会体制。也就是说，小说的创作与修订分别属于迥然相异的两个时代。由于修订工作获得了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提出的“外位性”，作家便会赋予小说的艺术世界以更加深刻的内涵。

比托夫创作《普希金之家》之初，他还笼罩在“布罗茨基案件”的负面情绪中：当时“解冻”期已接近尾声，约瑟夫·布罗茨基因创作诗歌不被承认是一种劳动而以“过着寄生生活”罪被判处流放5年。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起因时，比托夫回忆道：“这是否与审判布罗茨基有某种关联？或许是潜意识的？我不得而知。但已感觉到一个时代的结束，感觉到了某个临界点。”还值得一提的是，最初作家只是想写一个短篇，后来才将小说的篇幅扩展为长篇。另外，根据作家本人的讲述，小说中的人物老奥多耶夫采夫的原型兼有作家尤里·东布罗夫斯基、语文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和非职业作家伊戈尔·斯京三人的特点；对这部小说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有三位作家：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纳博科夫。

在同时代人眼里，比托夫是唯智论的代表。他在小说创作中向读者着重展示的是人的脑力劳动，譬如，处于紧张状态的内省等。其实这不仅仅是俄罗斯传统文学中“多余人”的特征，而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标志。从比托夫的唯智论可以发现，他在作品中倡导的是文化崇拜，而这一点与苏联官方宣传工具向人们灌输的个人崇拜（或称“个人迷信”）恰好形成鲜明对比。那么比托夫为何崇尚唯智论呢？也许，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就能找到答案，他在小说《等待猿猴》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人并不完善，因为他要自我完善。必须独自进行。当然是在靠上帝的帮助之下。做一个人——这并非判处，而是使命。”

王加兴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