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
在20世纪末，鉴于政治史长期以国家和政治领袖为中心的状况，有美国学者呼吁，政治史家要拓展眼界，从其他相关领域吸取营养，重新界定政治史。[1]刚刚进入21世纪，就有几个年轻的美国学者乐观地宣布：“历史学家会同其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同仁一道，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了美国政治史。”[2]极而言之，对美国政治史的命运来说，重新界定研究领域乃是“起死回生”的关键一招。而且，对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是从重新界定政治开始的。史家如何看待政治史的内涵和范围，如何运用政治维度考察过去事件，如何看待政治史与其他领域的关系，都同对政治的理解息息相关。
什么是政治？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向来有着十分复杂的回答，学术性的界定与常识性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别。政治学理论通常把政治看成是一整套管理和协调人类事务的观念、制度和行为，并把它分解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治角色、公共政策以及国家间的关系等。美国政治史家对政治的理解，虽然同政治学理论有联系[3]，但通常不是采取概念化的方式，而只是蕴含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同时代和不同取向的政治史家，对构成政治的元素有不同的看法，对政治与相关范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把握，因而其治史实践中所呈现的政治，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诸多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理解为城邦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方式[4]，美国史家长期受到这种定义的影响，把政治视作以国家为中心的、经由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的制度性权力的运作。这种看法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慢慢凸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政治史的危机，也是社会史家蔑视和排斥政治的主要缘由。[5]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界定政治就成为政治史求变的头等大事。即便是仍把“权力”作为政治内涵的核心，越来越多的政治史家也倾向于认为，应当对权力做出新的认识。在（政治）社会学和新社会史的影响下，权力的含义逐渐逸出了公共制度的边界，而泛化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人类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扩展的政治概念”。[6]
塞缪尔·海斯可谓得风气之先。他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如果要运用社会分析方法讨论政治史问题，就必须极大地扩展政治的定义，从“政治制度的正式层面”转向“各种类型的公共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也就是要关注社会中权力的分配。[7]他多年后再度撰文，提醒政治史家拓展政治的边界，不能仅只关注法院、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而应把“更宽广的社会秩序”纳入政治的范畴。他进一步指出，在构建政治的概念时，必须考虑“争端的内容”（什么人从公共资源中要求获得和实际获得了什么）、“制度网络”（现代生活的组织网络）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及其因时而异的表现）等问题。这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能仅仅从制度的层面来界定政治，而要把政治同社会结合起来，以揭示权力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8]
许多史家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淡化权力与公共制度的关联，把它扩展到一切人类活动以及人际关系中去。[9]80年代中期，托马斯·本德针对美国历史写作的“碎片化”局面，提出要用“公共文化”替代政治，作为综合叙述美国历史的框架；然则在他这个“公共文化”的概念中，权力仍然占据着中心位置。他借助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重新界定权力，更突出地强调权力的社会属性，涵盖从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到为各种文化现象分配意义与重要性的权力。[10]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在讨论新社会史的状况时说，社会史中某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文化的传递是如何进行的，由谁来承担，在什么情况下展开，以及遇到了哪些抵制，这些问题在根本上乃是政治问题，这样就要求把政治理解为“权力在社会所有层面上行使的方式”；不能把“变化机制”仅仅看成是“立法机构和总统的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应视为“公共意志的表达”的产物。[11]在这里，“权力”成了联结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核心概念。因此，在有的学者看来，通过恰当地界定“权力”，可以更好地实现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的沟通。[12]
不过，关于权力关系在过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通过什么机制发生作用，美国史学界却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强调阶级关系是最具决定意义的权力关系。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明确指出，历史主要是“谁驾驭谁和如何驾驭的故事”。[13]另外一些学者更关注族裔与性别关系，认为这两类关系和阶级关系一起，对于维持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专门研究妇女史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关注性别与权力的纠葛。[14]
在重新认识权力的性质及其运用范围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政治”（social politics）的概念。丹尼尔·罗杰斯运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治与大西洋世界的互动，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据他的论述，“社会政治”涉及的是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力渗透”，推动社会立法，以协调资本主义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社会公平。这也就是国家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社会改善的过程。[15]在他看来，“社会政治”的内涵是由具体时代的历史实际所界定的，因为在19世纪末的大西洋两岸（主要是英美），社会和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权力的集中地及其运作方式都不同于以往，原有的政治概念就显出了局限甚至无效。时人关注和谈论得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经济、福利和劳资关系等问题；这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语言，并未取代旧的政治语言，而只是赋予政治以新的内涵。[16]由此可见，这种“社会政治”的核心不外是把权力运用于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政治史研究的角度说，“社会政治”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进一步突破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的“政治”定义，不再把政治与社会分割甚至对立起来，也就是以权力为桥梁打通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壁垒[17]；另一方面，它极大地拓展政治的边界，不再像经典政治史家那样，仅仅把政治理解为以选举、决策和执行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权力的制度性运作，而重视制度外社会力量对权力运作的介入，关注社会抗争、利益博弈和专业知识在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代权力运作的条件、机制、方式和效果，有助于理解社会抗争、权力运作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可以说，“社会政治”的概念不仅丰富了政治的内涵，而且扩大了政治的外延，为政治史开辟了求变和求新的广阔道路。[18]
不过，对政治的宽泛界定也引起了一些政治史家的警惕，担心有可能导致政治史丧失其特性。约翰·加勒德一方面极力主张调和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烈反对宽泛地界定政治。他认为，政治主要与公认的政府或民间机构执行决定的活动相关。[19]威廉·洛克滕堡对“社会史化”的政治史大行其道感到不满，力主回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也就是重新关注被“新政治史”所忽视的国家层面的历史。他认为国家是现代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力量，并借用政治学家希达·斯考切波的话说，要“把国家找回来”。[20]稍后又有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也就是要把美国民主的演变作为政治史的基本内容。[21]当然，这些学者对政治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回归经典政治史，而是力图平衡社会史意义上的政治概念，把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运作重新纳入政治史家的视野。
政治概念的拓展，自然而然地带来了政治角色的增多。经典政治史之所以备受质疑和抨击，并不是因为它关注政治，而是由于它险隘地理解政治，专讲少数政治精英的故事，而忽略普通民众的经历。随着政治概念的变化，众多新的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gents）成了政治史叙事的重要角色。从上文的讨论可知，对政治的重新界定，实际上是把权力从国家下行至基层社会，从制度和机构扩展到日常生活，这与新史学“从下而上的历史”的理念正好一致。根据这种新的政治概念，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不仅成了政治史的关注对象，而且大有取代政治精英而居政治舞台中心的趋势。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传统的“建国者”遭到刻意的边缘化，而技工、海员、中小农场主、佃农、契约仆、移民、奴隶、妇女和印第安人等群体在革命中的经历和作用，则受到了突出强调。[22]在关于建国后政治史的写作中，总统不再是主角，即便是那种采取制度主义路径来讨论政府政策和国家作用的论著，也主要关注公司、职业团体、利益集团、政策专家、政府职员、官僚机构和国会委员会的作用。[23]另外，许多在传统意义上与政治无涉的人物，如作家、诗人、画家、演员和科学家等，也被纳入政治史叙事，或被视为民族国家的构建者，或被看成权力机制的操作人。
角色的增加也给政治史带来了新的困扰。如何把数目众多、差异纷繁的政治角色整合进政治史叙事，在方法论上并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问题。一方面，普通民众的经历复杂多样，而且往往同政治没有直接的关联，即使涉及政治，也仅仅限于投票或起事。至于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则更难于把握。[24]这样一来，关于普通民众的政治史叙事，必然与社会史纠缠不清。另一方面，把劳工、妇女和少数族裔纳入政治史的范围，不免使政治史与劳工史、妇女史和少数族裔史等领域发生交叉和重叠，如何跟这些不同的领域建立联系，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区分，这对政治史家的学术智慧提出了考验。以妇女史为例，诸如妇女参政、妇女与福利国家、妇女与国家构建等课题，原本属于政治史的领域，可是现在通常被归入妇女史和性别研究的范畴之下，政治史家如果要涉猎这类课题，就不得不考虑与妇女史家的分工和合作。[25]
在政治角色激增的同时，政治世界的边界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经典政治史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于今更多的政治史家把眼光投向了基层政治。他们仍在讨论政府决策，但看重的是政策与基层的互动以及对基层的影响，同时还考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包括基层社区的治理、社团的活动和家庭政治等。就题材而言，举凡制度、事件、仪式和话语，都能吸引政治史家的注意。另外，随着美国史学界对国际化和全球视野的倡导，政治史也逸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涉及国际和跨国的政治联系和影响。丹尼尔·罗杰斯的《跨大西洋通道》，讨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联系；戴维·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的全球史》，则考察美国《独立宣言》对其他国家独立宣言的影响。[26]
总之，随着政治概念的变化，政治角色的增加，以及政治世界边界的扩大，政治史的领地也大为拓展，政治史题材的来源愈益丰富，政治史的内涵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多样了。它不仅仅是政治精英的传记，不仅仅是国家的投影，不仅仅是制度的演化，也不仅仅是经典文本中包含的政治思想。举凡从国家到基层的所有公共权力的形成、运作及其效果，从政治权力到知识等各种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其后果，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权力关系的表现及其演变，各种社会群体在政治世界所扮演角色，全都阑入了政治史的研究范围。[27]当今美国史家所理解的政治史，与特纳和比尔德时代已有显著的不同。
当然，这种政治史同整个美国史学一样，也带有碎片化和过于驳杂的特点。如何采用某种宏大而有效的组织性概念，清晰地描述较大范围和较长时段的政治变迁，写出综合性的政治史著作，多年来一直是困扰美国政治史家的大问题。有学者开始思考整体的政治史线索。J.摩根·库赛尔依据社会科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借鉴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概念，提出了“总体政治史”（total political history）的设想。他主张通过运用“理性选择”模式，把政治的过程和结果界定为理性的政治行动者所做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这样就能把政治史的各个下属领域联系起来，克服“碎片化”的弊端，同时也能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联系起来，克服历史学的孤立自足状况；此外还可重新思考政治史中的老问题，或提出在传统政治史和新政治史中受到忽视的新问题。[28]不过，这种以社会科学理论来改变政治史面貌的雄心壮志，在一个社会科学理论模式在史学中日趋衰落的时代，似乎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
[1] 莱夫：《修正美国政治史》，第830页。
[2] 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3页。
[3] 有美国学者指出，在政治史整体上处于“不景气”状况的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政治史家从政治学那里得益尤多。见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351页。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 一些澳大利亚学者倡导新型政治史，但遇到了一些阻碍，主要是人们不肯放弃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即把政治视为“掌握权力的男性精英通过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而行使权力”。见斯图尔特·麦金泰尔：《政治史的新生》（Stuart Macintyre，“The Rebirth of Political History”），《澳大利亚政治和历史杂志》，第56卷第1期（2010年），第3页。
[6] 杰夫·埃利、基思·尼尔德：《社会史何以忽视政治》（Geoff Eley and Keith Nield，“Why Does Social History Ignore Politics？”），《社会史》，第5卷第2期（1980年5月），第268页。
[7] 塞缪尔·海斯：《美国政治史的社会分析》（Samuel P．Hays，“The Social Analysis of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1880-1920”），《政治科学季刊》，第80卷第3期（1965年9月），第374页。
[8] 海斯：《社会与政治》，第486、487—489、498—499页。
[9] 从权力着眼来界定政治，并不仅仅是美国史学界的趋向。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在1971年谈到，在年鉴学派一统天下的时代，法国政治史开始谋求复兴，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权力”以及“与权力相关的事实”的概念，取代原来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注，以此作为政治的主要内涵，从而使政治史变成了“权力史”，得以突破表面，进入深层。见勒高夫：《政治仍旧是历史的脊骨吗？》，第4—5页。
[10] 托马斯·本德：《整体与部分：美国史研究需要综合》（Thomas Bender，“Wholes and Parts：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73卷第1期（1986年6月），第126页。
[11] 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社会史》（Alice Kessler-Harris，“Social History”），载埃里克·方纳编：《新美国史》（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费城1997年版，第249页。
[12] 约翰·加勒德：《社会史、政治史与政治学：对权力的研究》（John Garrard，“Social History，Politic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The Study of Power”），《社会史杂志》，第16卷第3期（1983年春季），第105—121页。
[13] 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尤金·吉诺维斯：《社会史的政治危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Eugene D．Genovese，“The Political Crisis of Social History：A Marxian Perspective”），《社会史杂志》，第10卷第2期（1976年冬季），第219页。
[14] 凯斯勒-哈里斯：《社会史》，第249页。
[15] 丹尼尔·罗杰斯：《跨大西洋通道：进步主义时代的社会政治》（Daniel T．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98年版，第2—3、20—32页。中译文见丹尼尔·T．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吴万伟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4—26页。
[16] 丹尼尔·罗杰斯：《社会政治的时代》（Daniel Rodgers，“The Age of Social Politics”），载托马斯·本德编：《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美国历史》（Thomas Bender，ed.，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伯克利2002年版，第252页。
[17] 阿伦特谈到，政治是自由唯一可以存活的领域，而社会则是受到必需性支配的世界，政治一旦逸出边界而进入社会领域，或者把政治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必然使自由受到威胁乃至丧失。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18] 法国史学界的情况可以作为佐证。雅克·勒高夫在总结法国“新政治史”的特点时说，它用“阳性政治”（le politique）的历史取代了“阴性政治”（la politique）的历史。法语中“政治”一词从阴性变成阳性，实际上是政治定义的扩展：“阴性政治”是狭义的政治，主要涉及与权力斗争直接相关的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如选举、司法、战争、议会、政党等；“阳性政治”不仅包含上述内容，而且还扩展到同政治相关的一些制度、事务和行为，如货币、住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活动、新闻媒体以及网络世界等。这就是说，政治史的题材得到了极大扩充。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当代法国政治史的复兴探析》，《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第125页。
[19] 加勒德：《社会史、政治史和政治学》，第107页。
[20] 洛克滕堡：《政治史的相关性》，第589—590、600页。
[21] 《交流：历史学的实践》（“Interchange：The Practice of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90卷第2期（2003年9月），第609页。
[22] 参见伍迪·霍尔顿：《美国革命与早期共和国》（Woody Holton，“American Revolution and Early Republic”），载方纳、麦基尔等编：《美国史学现状》，第24—51页；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8—23页。
[23] 雅各布等编：《民主的实验》，第4页。
[24] 彼得·斯特恩斯：《社会和政治史》（Peter N．Stearns，“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社会史杂志》，第16卷第3期（1983年春季），第4页。
[25] 简·德哈特：《妇女史、性别史和政治史》（Jane Sherron De Hart，“Women's History，Gender History，and Political History”），《公共历史学家》，第15卷第4期（1993年秋季），第77—78页。
[26] 罗杰斯：《跨大西洋通道》；戴维·阿米蒂奇：《独立宣言的全球史》（David Armitage，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A Global History），马萨诸塞州剑桥2007年版。
[27] 1971年，勒高夫针对传统史学的缺陷，结合年鉴学派的史学实践，描绘了一个“新政治史”的“梦想”：这种“新政治史”不同于“旧政治史”的地方，在于它关注结构、社会分析、符号学和权力研究。见勒高夫：《政治仍旧是历史的脊骨吗？》，第12页。不难看出，他说的这种“新政治史”是把当时年鉴学派在经济史、社会史和心态史中尝试过的理念和方法投射到政治领域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预示了后来法国政治史的发展方向，也能反映美国政治史的某些特点。
[28] 库赛尔：《走向“总体政治史”》，第526、560页。法国学者罗桑瓦龙也有构建以政治概念史为核心的“总体史”的雄心。见吕一民、乐启良：《政治的回归》，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