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发觉有必要保存集体的记忆，并且找到保存这种记忆的适当而有效的方式，以突破短促无常的生命和与之相连的个体记忆的限制，应当说是一场智性的革命。人之所以要保存关于过去的集体记忆，似乎不是想让过去照原样留传下来，而是着眼于过去对于当前和未来的意义。在很长一个时期，保存关于过去的集体记忆，既体现了人寻求类属身份认同的努力，也包含着某种追求不朽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知识，从来就不是固化和僵死的东西，也是活在当前并指向未来的。

论及当前与过去、现实关怀与历史写作的关系，我们自然会想起克罗齐和柯林武德这两个名字。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则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两人的说法各有其语境，意思也不一样。克罗齐对那种一味地编排史料、记述史事的“假历史”颇为不屑，主张历史学家要借助对当前生活的关切来观察过去，基于当前的思想和兴趣来阐释史事。换句话说，过去只有用思想的光芒来照亮，才能显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历史只有进入当前的生活，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1]柯林武德则反对那种“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强调对“事件”的内在层面的理解，倡导史家以其智力活动来重演前人的想法和动机，从而突出“事件”作为人的“行动”的特性。然则史家无疑只能借助当前的经验来重演前人的思想，这样就无异于把历史变成了现在与过去互动的产物。^[2]细究起来，两人的说法倒也有共通之处。无论是“当代史”，还是“思想史”，都旨在强调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事实的再现，而与历史讲述者当前的思想、兴趣和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克罗齐命题”还是“柯林武德命题”，其旨趣都触及了当前与过去、现实关怀与历史写作的关系。

对历史学家来说，当前和过去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维度上的问题。两者在历史思维和历史写作中往往交错在一起，相互嵌入，相互干预，相互塑造。历史是在现实关怀引导下复活于当前的过去，现实则是经由过去熏染而具有历史内涵的当前存在；关于过去的知识经由现实的介入而变得富于意义，而当前的视点又因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而具备更深邃的穿透力。但是，相对于不断延长的过去，相对于看不到尽头的未来，当前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点，变幻不定，难于把握；它对历史认识的影响，必须通过它对历史学家的塑造以及历史学家对它的理解来实现。因此，在当前和过去之间，历史学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3]现实对历史学家的塑造性影响，历史学家对当前的了解和关切，就是通常所说的“现实关怀”。根据后现代主义关于知识和权力的说法，并参照把权力作为核心概念的现代政治学理论，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难免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甚至本来就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于是，身处当前和过去之间的历史学家，就总是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其历史写作难免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蕴。

在中外史学史上，对于现实关怀和历史写作的关系，历代史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中国古代的史官和私家修史者，一方面注重历史对当前的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意义，通常出于“致用”和“资治”的考虑来选取史事并加以诠释，另一方面又受到当前的政治、道德和信仰的规范以及禁忌的制约，对历史的理解和表述往往不会背离社会通行的准则和信条。他们倡导“求真”，所针对的大抵是“向壁虚构”和“凭空捏造”；高扬“直笔”，也不过是要求依据通行的政治和道德标准来做取舍和褒贬，以避免“掩恶”或“虚美”等有违“史德”的行为。在欧美史学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客观性和科学性一度成了史家追求的目标，他们力图借助逐渐成熟的专业规范和技艺，把“当前”和“过去”区分开来，把现实的幽灵从历史表述中驱逐出去。史家把自己想象成过去的代言人或传声筒，极力掩盖自我，甚或相信可以消灭自我，以求取“历史的真相”。但是，自19世纪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觉得，这种对“客观性”的无节制的标榜，根本不能掩饰史家基于现实关怀而形成的各种偏见和偏向；历史写作非但不可能摆脱现实的影子，即使真能摆脱，也反而会使历史学家失去方向感。因而在这些人看来，历史研究在根本上乃是当前和过去的对话，历史学家不必讳言自己的现实关怀，而只需要警惕现实关怀过度介入历史研究，或单纯依据现行的标准或当前的需要来解释历史，以致沦为“现时主义”（presentism）。然则按照近期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看法，以上各种说法或立场，或许都不过是欺人之谈。一方面，历史中的许多事物本身就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解释通常只是出于现实的政治需要或利益诉求而形成的某种说法。既然历史本身就是权力和利益的战场，历史知识的生产就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政治语境”。因此，现实关怀对历史研究的介入不仅难于避免，而且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美国史学一直是在社会政治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美国史家向来关注现实政治，大多带有或明或隐的政治倾向，希望自己的著述能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这方面的许多事例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建国初期就有众多名流写作美国革命史，其意图大都是要用建国的历史来塑造国民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精心构筑“边疆假说”，这与当时美国人在渐趋强大后寻求文化自主性的心理，正好若合符节。于是，“边疆”就成了美国独特性的一个标志。在查尔斯·比尔德和卡尔·贝克尔等人看来，那种相信历史学家可以“公正无偏”的想法难免幼稚可笑；生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具有不可避免的相对性。从他们开始，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不再是需要遮掩的史家之耻，而应在历史写作中堂而皇之地取得合法地位。而且，他们还自告奋勇地把自己写出的历史作为推进社会改革的工具。

进入20世纪之后，“客观性问题”由于与现实政治纠缠不清，在美国史学界变成了一个沉重的话题。^[4]特别是二战以来，随着美国社会更趋多元化，基于族裔、性别、宗教和阶级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也变得愈益多样化，并且直接作用于历史研究；于是，史学界基于思想倾向和研究路径的分歧与竞争，也就变得愈益激烈而难以调和。虽然政治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受到冷落甚至鄙弃，但政治作为一个观察过去的基本维度，作为一条联结过去和现在的纽带，可见于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课题之中。诸如“族裔政治”“身份政治”“记忆政治”“消费政治”“身体政治”之类的术语，在当今美国史学论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些术语所表达的理念和逻辑，无一不是部分地源自美国的现实政治。美国史学的这种“泛政治化”趋向，使得过去与当前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有时不免使史学讨论轻易地转化为政治争端。

虽然每一代史家都深受现实政治的熏染，但他们又总在质疑和批判前代学者的政治取向，而这种质疑和批判的结果，又不过是用新的政治取向来代替旧的。综观二战后六七十年来的美国史学，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意识形态演化路径，这就是反复批判美国例外论，着力清算美国历史解释中的种族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以构筑一种更民主、更开放、更包容和更多样化的美国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种族”（“race”，其着眼点在于少数种族和边缘族裔）、“性别”（“gender”，其着眼点在于女性）、“阶级”（“class”，其着眼点在于普通民众和下层群体）成了史学分析的主导性范畴。这就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现实政治对历史写作的塑造性影响，再生动不过地反映了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的复杂纠葛。

在20世纪美国史学思想的演变中，最受冲击的观念或许就是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曾经是美国人爱国观念的一个支撑点。对美国特性的界定，最初是基于美国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根本区别来进行的。美国在世界上不仅仅是独特的，而是例外的；在一个充满腐败和邪恶的世界，她是唯一纯洁无瑕的国家。这种观念形成于从殖民地到建国这一时期。革命一代普遍相信，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深为奴役和压迫所苦，而美国人却幸运地享有自由和平等。在美国成长的阶段，例外论乃是美国人界定和维护自身特性、免受其他文化侵扰和败坏的屏障；到了美国成为大国和强国之后，例外论又变成了美国向外传播其价值和制度的助推器。美国史家在梳理和批判例外论的影响时，曾调动过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资源，并一再扩大研究视野，力图把美国置于大西洋乃至全球的视野中考察，通过发现美国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互联系及影响，来破除美国例外的神话。从“外部主义”的路径来说，美国史学界对例外论的批判，与美国作为大国介入世界事务的国际主义取向有密切的联系，也同解构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神话的激进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但是，这一工作无疑是艰巨而繁难的，因为一方面美国在历史上确实有许多独特的地方，在阐释和表述这种独特性时，如果分寸失当或取向偏颇，就容易滑入例外论的窠臼；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联系还是比较的角度考察美国历史，其落脚点最终还是美国，这样难免在无意间走向美国中心主义，而把大西洋视野或全球视野变成装饰例外论的花边。

美国历史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种族和族裔的多样性始终具有强烈的影响，而美国史家在解释美国的过去时，又始终难以摆脱种族主义幽灵的困扰。在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历史的主流解释方式，通常是忽略黑人、印第安人和非西北欧移民及其后裔的经历，甚至刻意贬斥和丑化这些种族和族裔的文化，不假思索地把美国历史看成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经历，把它写成美国走向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故事。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开始关注那些受到忽视的群体，把少数种族和族裔的经历写进美国史，不仅揭示他们的苦难遭遇，而且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但是，那些在专业上趋于成熟的少数种族和族裔的史家，并不满足于这种“受害者”取向的历史叙事，他们不仅致力于发掘自己族裔的往事，而且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族裔反对种族压迫的抗争事迹，把他们的先辈描述成积极的历史力量。这种新的族裔史观的形成，与民权运动以来少数种族和族裔的政治行动相伴而行，桴鼓相应。在当今的美国史学界，不仅贬低和丑化少数种族和族裔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且忽略或轻视少数种族和族裔的历史经验也几乎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学术原罪”。

美国妇女史作为一个领域的成长和壮大，与妇女运动的兴起关系至为密切；而不断变化的女性主义意识和相关理论，又直接影响到对妇女在美国历史中的角色的理解。虽然描述妇女经历的论著在19世纪即已出现，但把妇女作为一种能动的历史力量融入美国历史的解释之中，则是女性主义思潮在史学中的反映。二战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史家获得成功，她们大多研究与妇女相关的课题，写出了不少出色的妇女史论著，其中自然蕴涵着女性主义的价值和诉求。温和的女性主义史家试图在复杂而广泛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妇女的经历，揭示妇女自主意识和抗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她们的自主性与抗争活动同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而激进的女性主义史家则倾向于从性别对立着眼来理解妇女的经历，一心要写出男性霸权的罪恶史和女性受压迫的苦难史，以此作为动员女性进行社会抗争的资源。当今美国的史学论著，如果其中没有女性的形象和声音，就很容易招来“政治上不正确”之讥。

美国向来被看成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历史写作中很注重突出“人民”的地位。“人民”一词不仅经常出现在历史叙事中，而且还直接用在史书的标题上，常见“美国人民生活史”“人民的美国史”“人民的美国革命史”一类的书籍。但是，二战以来美国史家愈益强烈地感到，美国历史写作的主流其实是忽视人民的，虽然写的是“人民”的历史，但“人民”没有面目，也没有声音，而只不过是修饰或点缀；有的史书即便把“人民”作为重要角色，但涉及的也只是他们如何在精英的领导下行动。这种顶着“人民”的名义的历史，大多是依据精英留下的材料、并从精英的角度加以阐释的历史。最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这种精英主义史观都受到了抨击。新史学和新文化史的实践者，把构成“广大人民”的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当作历史的主角，仔细而深入地探讨他们的劳动、生活、习俗、价值、诉求、抗争和记忆，诠释他们过去的外在和内在的经验，强调他们的经历的历史意义。这种反精英主义的平民主义史观，在近几十年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中得到了至为鲜明的体现：“建国之父”遭到矮化和边缘化，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经历受到特别的关注和强调；革命者的形象趋于淡化，而反革命和不革命的人们开始受到重视。这种平民主义史观在题材上聚焦于普通人的经历，在视角上强调从下向上看历史，在政治取向上则突出民众和精英的对立。这样一种治史的路径，与二战以来美国社会现实的变化息息相关。虽然精英和民众在公共政治中的博弈沉浮不定，但社会福利、大众消费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却塑造了一种大众主导美国社会的假象；20世纪60年代民众抗议运动盛极一时，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平民主义思想遗产；平民和少数族裔子弟纷纷进入史学界，他们对于自己祖先的经历往往抱有优先的兴趣；社会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对于普通人的价值、习俗和行为的研究形成了有效的理论，为史家处理普通人的经历提供了概念工具和分析手段。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和汇聚在一起，使得探究普通人的过去经历成为美国史学的主导性潮流。

美国史学界肃清各种“思想遗毒”努力，同史学范式的不断革新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历史的内容、解释框架和意义指向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历史一反过去那种直线进步的观念，不再把美国的历程说成一部凯歌高奏的英雄史诗，而突出强调其复杂多样、明暗交织、主线不清、挫折伴随成功、失败掩盖胜利的特点。这种历史也许可以叫做“新美国史”^[5]，主要流行于学院派史家的小圈子里。它淡化了美国过去的辉煌色调，无助于提升美国人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因而不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所喜爱；它又过于琐碎和专门化，因而也不合普通读者的脾胃。体现这种史观的《全国历史教学标准》，曾在美国社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一度成为颇受关注的公共政治议题。

在中国史学界，了解和研究美国史长期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行为，而与各个时期的现实政治紧密交织在一起。中国士人最初了解美国历史的冲动，也许来自于反思中国政治和探索中国出路的需要。在中美交恶后的30年里，美国史经常被用作揭露和批判“敌人”的工具。当进入全面追求现代化的时期后，美国的历史经验又成了“攻”中国发展之“玉”的“他山之石”。总之，中国人研究美国历史，选择什么样的课题，关注什么样的内容，提出什么样的结论，无不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无不反映了研究者个人对于现实需要的理解。这种过度“现实化”的倾向，往往混淆过去与现在、学术与政治的界线，因而是阻碍这个学科发展的重大障碍。最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现实政治的两面性，开始思考现实关怀与学术追求的关系，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

中外史学史上的许多事例表明，当前和过去、现实关怀和历史写作的关系，仍然是一个远未穷尽的话题。历史学家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很难摆脱外在的现实政治的制约，也无不受到内在的现实关怀的诱导。但是，如果用过去来证明现在的合理性，或者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待过去，都会有悖于史学的旨趣，也会有损于学术的品质，沦为巴特菲尔德所指斥的“辉格派历史解释”。现实的影响无从摆脱，但史家必须对现实的影响保持高度的防范意识；现实关怀可以合理地引领史家的研究兴趣，帮助他（她）从广漠幽暗的过去世界中发现有意义的问题，但只要进入到解读史料和解答问题的环节，现实关怀就必须接受学术准则的审查，受到历史主义的阻击。

归根结底，过去只有凭借它对于当前的意义才能复活，历史只有活在现实中才能保持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和过去之间，在现实和历史之间，确实难以划出截然分明的界线。两者之间这种复杂纠结的关系，既给历史学家造成巨大的困惑，也为史学赢得生存空间带来许多的机遇。但是，究竟应当如何面对这些困惑，如何把握这些机遇，似乎没有一用就灵的妙诀。回顾近期中美两国的美国史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思考这类问题提供一点参照。

[1]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

[2]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0—303页。

[3] 此处所说的“中介”，是着眼于史家联结当前和过去的作用，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说的“中介人”不同；他强调的是史家作为知识传递者来“阐明过去与现在的不同”的职能。见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页。

[4] 参见彼得·诺维克：《那个高贵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科》（Peter Norvick，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英国剑桥1988年版。

[5] 这里借用了埃里克·方纳所编《新美国史》（Eric Foner，ed.，The New American Histor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费城1997年版）一书中的提法，但含义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