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

爱德华·萨义德曾谈到“纯粹知识”和“政治性知识”的区分，并特别指出，人们广泛相信“真正”的知识是非政治性的，但实际上知识的产生往往具有或隐或显的“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1]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考察关于现代革命的历史叙事，就不难看出革命史知识通常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在革命史知识产生的“政治情境”中，意识形态^[2]往往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史上发生的革命，一般被视为政治事件、社会事件或军事事件，而它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意义容易遭到忽视。实际上，革命同时也是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一方面，革命者通常利用边缘性或外源性的思想资源，精心构造一套系统的政治话语，对革命发挥动员、辩护、阐释和巩固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通行的观念中，革命总是与“开端”相连，因而可能被后世“神圣化”；而在这一“神圣化”的过程中，革命话语通常会经过整理、过滤和重新组合，进而转化为带有“神话”性质的意识形态元素，对于“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发挥持久的塑造性影响。进而言之，一个社会可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的竞争，而各种意识形态自身又往往处在变化和重构之中，革命的意识形态也随之不断受到重新诠释，并以不同的形式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任何革命史的写作不论作者的动机如何，总是难于摆脱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革命史领域也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自美国革命发生以来，美国史学界关于它的历史叙事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而且最近半个多世纪的情形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