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与学术的互动
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种族社会，这种多样性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不过，在美国史学史上却长期存在一种反常的情形：学者们受到时代精神、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利益的制约，对种族问题的重要性非但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反而以种族主义的态度撰写美国史。浸润种族主义的史学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是最优秀的种族，是美国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肩负上帝的使命，将北美大陆开拓发展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二、不仅完全忽视白人以外的其他种族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而且根本不从正面涉及这些种族的历史；三、将白人对其他种族的压迫和歧视说成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在殖民地时期那种相当粗糙的历史记述中，这些偏见即已十分强烈；在后来的乔治·班克罗夫特、弗朗西斯·帕克曼、约翰·菲斯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等一大批历史学家所撰写的美国史当中，这些特点表现得更加鲜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种族主义在史学中的影响得到逐步肃清，种族问题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愈益受到重视，涉及种族问题的课题成为研究的热点，“种族”和“阶级”“性别”一起，成了近期美国史学的基本分析范畴。
史学的这种新趋势在一定意义上乃是社会变动的反映。近几十年来，美国少数种族的人口增长甚快，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大。1900年，白人以外的其他种族人口为919.4万，占全美人口的12.08％；1970年，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人口为2538.7万，占总人口的12.39％。[2]比重变化不大，但绝对数量增长了2.76倍。此后，少数种族人口增长速度远胜于白人，1980年他们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至17.87％，1990年更达到6236万，占总人口的23％。[3]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口日众的种族的群体认同和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不再只是人种学意义上的群体，而成了民族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群体，在美国已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开始自觉反思数百年来所受的压迫和苦难，积极争取自己种族的权利和地位。特别是黑人，在少数种族中不仅人数最多，而且政治意识最强，组织化程度最高，在反抗歧视、争取平等的运动中走在前列。其他种族和文化群体与之桴鼓相应，使少数种族的社会政治行动声势极盛。与此同时，少数种族成员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所占的比重也大为增加。1960—1988年间，美国大学在校学生中少数种族的比例由6％增至近20％；1985年，大学教师中的非白人达到10％。[4]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职业历史学家。以上种种情况表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少数种族都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
少数种族的崛起引起了许多连锁反应。在社会潮流的推动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改善少数种族处境和地位的政策，致力于从法律上和制度上消除种族歧视和迫害；美国社会也重新认识种族问题，作为主流种族的白人开始反思数百年来对少数种族的态度，多元文化主义取代种族主义，逐步成为美国社会对待种族和文化问题的基本原则。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文化相对主义，它反对用唯一的和绝对的标准衡量各种文化的高低优劣，不再将某种文化定于一尊，而承认各种文化的价值和地位，主张平等对待不同的文化，承认各种族、各种文化对美国的贡献和作用。在美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白人长期反感于种族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对其他种族和文化采取歧视态度；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表明白人终于承认并采取宽容的态度来面对多元文化的现实。在这种舆论气候和思想背景下，改变以往对少数种族历史的不公正状况，全面改写长期由白人所主宰的美国史，也就成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期间美国史学在观念和方法上的革新，则为重新认识少数种族的历史创造了学术条件。二战以后，传统史学陷于困境，在社会科学的推动下，历史学家更新观念，在方法、史料和研究领域等多方面进行新探索，促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新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普通群众在历史中居于中心地位，应当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他们的生活、价值、信仰和行动加以研究，从而撰写一种“从下往上看”的美国史。这样，过去那些遭到忽视的少数种族人群，自然就成为史家关注的对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对史学的渗透，则为少数种族史学的兴起提供了概念和理论。
[1] 这里所用的“种族”一词，包含人种学和民族学上的双重含义，既指“race”，也包括“ethnic groups”。
[2] 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至1970年》（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 to 1970），华盛顿1975年版，第9页。
[3] 美国商务部国情调查局：《1993年美国统计摘要》（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3），华盛顿1993年版，第14、18页。
[4] 转引自劳伦斯·莱文：《克列奥、准则和文化》（Lawrence Levine，“Clio，Canons，and Culture”），《美国历史杂志》，第80卷第3期（1993年12月），第8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