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太宗与石氏父子：辽晋关系新说[1]
林 鹄
【内容提要】 传统看法以为，辽太宗援立石敬塘及南下灭晋，都是被动作出的反应，第一次源于石敬瑭求援，第二次则是石重贵挑衅。本文指出，入主中原一直都是太宗的目标。后唐君臣内讧，意外地解决了一直困扰太宗的如何突破后唐防线的难题。援立石晋只是权宜之计，早在石重贵继位前，辽太宗就已经在策划再度南下。晋出帝的鲁莽只是提前引爆了潜在的辽晋冲突，太宗的真正意图是据有中原，而非惩戒石重贵。
公元93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亲率契丹大军南下，援立后晋，石敬瑭因献燕云十六州。十年之后，德光再度亲征，石晋亡，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学界一般认为，太宗两度南下，虽然对中原政局影响至为关键，但他基本上是被动做出反应，第一次是石敬瑭求援，第二次则是石重贵挑衅。笔者近读《辽史》，尚有疑焉，前贤之说或可修正。石氏父子所为，诚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光南下时机的选择，但入主中原是契丹开国君主阿保机建国方略中的根本目标，亦为太宗所秉承。不过，即位以来一直困扰德光的如何突破后唐防线的难题，却意外地因唐室君臣内讧得到解决。援立石晋只是权宜之计，早在石重贵继位前，辽太宗就已经在策划再度南下。晋出帝的鲁莽只是提前引爆了潜在的辽晋冲突，德光的真正军事意图是据有中原，而非惩戒石晋。兹申说如次。
一
9世纪末，中原纷乱，漠北亦无王庭。此时崛起的契丹，面对的是千载难遇的绝佳时机。不过，相比较而言，唐室虽弱，藩镇尚强，南下实无胜算，而踵回鹘故迹入据漠北、再造草原汗国的任务，则要容易得多。但作为一位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契丹开国君主阿保机选择的是前者。在几度尝试南进未果后，辽太祖吸取教训，定下了稳定后方、徐图南下的战略决策。在平漠北、渤海后，契丹兵锋又转而向南。但天不遂人愿，阿保机在渤海返程中暴卒，此志终成未竟之业。[2]
太祖次子德光在阿保机死后的第二年（辽天显二年）十一月即皇帝位。据中原文献，早在该年九月，契丹即遣使修好后唐。十月，“契丹王遣使持书求碑石，欲为其父表其葬所”；十一月，“契丹遣使梅老等来乞通和”。[3]十一月的这次来使，在《册府元龟》中保留了较详细的记载：“契丹使梅老等三十余人见，传本主愿和好之意。帝谓侍臣曰：‘俱保边鄙，以安疲民，朕岂辞降志耶？彼既求和，足得怀柔矣。’”[4]于是，同年十二月，唐明宗“遣飞胜指挥使安念德使于契丹，赐契丹王锦绮银器等，兼赐其母绣被缨络”。[5]次年（天显三年）正月，“契丹遣使秃汭悲梅老等贡献，帝遣指挥使奔托山押国信赐契丹王妻”。[6]
以上记载表明，渤海灭后一度紧张的局势，由于阿保机的突然辞世暂时得到了缓解。天显二年十二月，后唐“蔚州刺史周令武得代归阙，帝问北州事，令武奏曰：‘山北甚安，诸蕃不相侵扰。雁门已北，东西数千里，斗粟不过十钱。’”[7]正是这一和平局面的反映。
不过，这一和平局面相当脆弱，很快就被打破。天显三年四月，定州王都叛唐，为唐将王晏球所攻，王都求救于契丹。面对中原纷乱所赐予的机会，辽太宗并没有犹豫，马上“命奚秃里铁剌往救之”。五月，王都与铁剌为王晏球所败，铁剌请益师，太宗“命惕隐涅里衮、都统查剌赴之”。[8]七月，契丹援军又为王晏球所破。八月，幽州赵德钧生擒惕隐涅里衮、查剌等。天显四年二月，王晏球破定州，铁剌父子磔于市。[9]
在涅里衮等被俘之后的闰八月，新任契丹平州刺史张希崇“以管内生口二万余南归”，上演了与卢文进降唐相同的一幕。[10]这次失败，似乎对契丹打击很大。《旧五代史·王晏球传》谓“契丹遂弱”，[11]《契丹传》曰“自是契丹大挫，数年不敢窥边”。[12]《新五代史·王晏球传》载：“契丹后数遣使至中国，求归惕隐等，辞甚卑逊，辄斩其使以绝之。”[13]同书《四夷附录一》更是对后唐此战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是阿保机崛起后中原政权对契丹的最大胜利：“契丹自阿保机时侵灭诸国，称雄北方。及救王都，为王晏球所败，丧其万骑，又失赫邈等，皆名将，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辞厚币数遣使聘中国，因求归赫邈、荝剌等，唐辄斩其使而不报。当此之时，中国之威几振。”[14]
不过，中原文献对此战的影响有所夸大。首先，虽然德光对王都的求援和铁剌的益师之请反应很迅速，但契丹此役并非倾国而来。《五代会要》以为铁剌率“数千骑”，涅里衮麾下有“七千余骑”。[15]《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五》载：“（五月）己未，幽州奏，契丹秃馁（即铁剌）领二千骑西南趋定州。……（七月）甲子，王晏球奏，今月十九日，契丹七千骑来援定州。”[16]涅里衮援军七千除《旧五代史·王晏球传》作“五千”外他处均同，铁剌援军的兵力各记载则差别稍大。《旧五代史·王晏球传》作“千余”，《契丹传》作“五千”，《王都传》则曰铁剌有“骑万人”，[17]《新五代史·王处直传》、[18]《王晏球传》俱作“万骑”。从史源来看，《旧五代史·明宗纪》的记载应当来自官方的正式档案，可信度较高。也就是说，两批援军总数也不到万人。即使采用最大的数字，也不超过两万。因此，铁剌和涅里衮麾下兵力较为有限。[19]
其次，此役后契丹也并非一蹶不振。的确，契丹似乎有意求和。据《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五》，天显三年闰八月，契丹即遣使至唐。[20]契丹使此来，可能是为了求归涅里衮等人，但后唐方面最初也并无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辽史·太宗纪上》记载契丹使至唐后，后唐随即作出了反应，“遣使遗玉笛”。[21]《册府元龟》对此有更详细的记录：“十月甲子，差春州刺史米海金押国信，赐契丹王及回使。梅老秀里等辞，赐物有差。”[22]可能唐明宗的答复并不能让辽太宗满意，所以在十一月辛丑日，德光“自将伐唐”。但在启程之后的十二月庚戌日，“闻唐主复遣使来聘，上问左右，皆曰：‘唐数遣使来，实畏威也。未可轻举，观衅而动可也。’上然之。甲寅，次杏埚，唐使至，遂班师。”[23]“畏威”云云，与中原文献契丹“辞甚卑逊”、“数年不敢窥边”等相类，不足采信，“未可轻举，观衅而动”才是真正的原因。
太祖时代，契丹针对山南地区的两次大型军事行动都以失败告终，而在山北则相对较为顺利，曾一度据有山北诸州。可能也参考了太祖时代的经验，太宗在即位初这次果敢但又谨慎的南下尝试之后，认识到幽州及镇定地区难以突破，开始改变策略，把目光投向云州。据《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六》，天显四年四月，“壬子，契丹寇云州。癸丑，契丹遣捺括梅里等来朝贡，称取秃馁等骸骨，并斩于北市”。[24]太宗在入寇云州的同时遣使，难以让人相信“辞甚卑逊”，而唐明宗斩契丹使，恐怕也是因为来使的嚣张气焰。同年五月，“云州奏，契丹犯塞”。[25]十月“甲辰，（辽帝）幸诸营，阅军籍。庚戌，以云中郡县未下，大阅六军。甲子，诏皇弟李胡帅师趣云中讨郡县之未附者。十一月丙寅朔，以出师告天地。丁卯，饯皇弟李胡于西郊。壬申，命大内惕隐告出师于太祖行宫。……五年春正月庚午，皇弟李胡拔寰州捷至。……（二月）癸卯，李胡还自云中，朝于行在”。[26]
李胡这次出征，战果并不显著。而太宗也并不急于寻求扩大战果，随着李胡还朝，大规模军事行动暂时停止。不过军事准备及骚扰还一直在进行。据《册府元龟》，天显五年七月，“北京留守冯赟奏诸蕃部三千余帐近振武，请添兵控御”。[27]又按《辽史·太宗纪上》天显六年七月己酉，“命将校以兵南略”。[28]同时，契丹与后唐的外交往来也在继续，德光的策略是外交军事二途并进。天显六年四月己酉，“唐遣使来聘”。[29]八月己未，“契丹使邪姑儿至唐”。[30]十一月乙酉，“唐遣使来聘”。十二月丙辰，“遣人以诏赐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31]《册府元龟》则曰：“十二月丙辰，幽州奏契丹乞通和好。”[32]天显七年二月，“云州上言契丹遣使来求果子，帝曰：‘契丹中虽阙此物，亦非彼实，然盖当面侦谍，宜阻其求。但报云遣使入朝，当有处分。’”[33]
对于辽太宗的这一策略，唐明宗也有两手准备，一方面不示弱，另一方面力争和平。这突出表现在唐廷应对契丹求归涅里衮等人的举措上。据《册府元龟》，天显七年三月，“契丹遣使都督起阿钵等一百一十人进马一百疋及方物……又契丹遣使铁葛罗卿献马三十疋”。[34]而《五代会要》道出了此行的原委：“礼宾使梁进德自契丹报聘回，称其王请放荝剌舍利还本国。……又遣使铁葛罗卿献马三十匹，亦求荝剌归国故也。”[35]荝剌当即查剌，据《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九》，涅里衮亦在请中。[36]
对于契丹这一请求，唐廷中发生了很大争议：
明宗与大臣谋议，特放还蕃。一日，召光远于便殿，言其事，光远曰：“则剌等北土之善战者，彼失之如丧手足，又在此累年，备谙中国事，若放还非便。”明宗曰：“蕃人重盟誓，既通欢好，必不相负。”光远曰：“臣恐后悔不及也。”明宗遂止。[37]
不过在五月己亥契丹使者铁葛罗卿辞归国时，明宗还是作出了一些让步：“上曰：‘朕志在安边，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荝骨舍利与之俱归。契丹以不得荝剌，自是数寇云州及振武。”[38]辽太祖与李克用曾有兄弟之约，归而背盟，明宗焉能轻信契丹盟誓，其真实意图恐在“安边”。也就是说，在天显三年由王都引发的冲突结束后，双方在军事上都较为谨慎。至于《通鉴》认为唐廷未放查剌归国，导致契丹用兵云州，似未得其实。
天显七年十月，“契丹引吐浑、突厥犯塞”。[39]据《通鉴》，该月丙辰，“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胡注曰：“时幽州有备，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徙横帐，居捺剌泊，出寇云、朔之间。”[40]胡三省可谓一语中的，不过，按上文所述，德光将主攻方向从山南转向山北要早于天显七年。对于契丹这一咄咄逼人的举动，唐廷很快作出了反映。《册府元龟》载：
十月戊午，帝御广寿殿，谓范延光、秦王从荣等曰：“契丹欲谋犯塞边上，宜得严重帅臣，卿等商量谁为可者以闻。”甲戌，秦王从荣奏曰：“伏见北面奏报契丹族帐近塞，吐浑、突厥已侵边地。北面戍卒虽多，未有统率，早宜命大将。”[41]
按《旧五代史》，十一月丁亥，“以河阳节度使、兼六军都卫副使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蕃汉马步总管。时契丹帐族在云州境上，与群臣议择威望大臣以制北方，故有是命”。[42]《册府元龟》又曰：“十一月乙巳，云州节度使张敬达奏探得契丹王在黑榆林南撩剌泊率蕃族三百帐，见制造攻城之具，云蕃界无草，欲借汉界水草。诏亲直指挥使张万全、供奉官周务谦赍书国信、杂彩五百匹、银器二百两，往赐契丹王。”[43]
不过，辽太宗非常谨慎，仍不急于南下，而是先肃清外围的隐患。天显八年正月“庚子，命皇太弟李胡、左威卫上将军撒割率兵伐党项。癸卯，上亲饯之。……三月辛卯，皇太弟讨党项胜还，宴劳之。丙申，唐遣使请罢征党项兵，上以战捷及党项已听命报之。夏四月戊午，党项来贡”。同时，与后唐的外交往来依旧。天显八年二月乙卯，“克实鲁使唐还，以附献物分赐群臣”。[44]五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贡”。[45]十月“辛亥，唐遣使来聘。己未，遣拔剌使唐。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崩，遣使告哀于唐及人皇王倍”。[46]
天显九年正月，唐明宗辞世，作为五代痼疾的继承问题再次主导了政治局势的发展。面对唐廷内乱提供的机会，辽太宗终于挥师南下。[47]不过，由于明宗在世时的安排，皇位的争夺并未影响到山北的防御，石敬瑭坐镇太原，击败了契丹。[48]在其后的天显十年，辽太宗并没有马上组织新一轮的全面进攻，只是采取了骚扰性的行动。[49]耐心的德光仍在等待机会。也许他没有想到，机会来临得如此之快。
天显十一年，石敬瑭与唐末帝的关系迅速恶化，决裂在所难免，后唐面临着全面内战。《旧五代史》载：“掌书记桑维翰、都押衙刘知远赞成密计，遂拒末帝之命。朝廷以帝不奉诏，降旨削夺官爵，即诏晋州刺史、北面副招讨使张敬达领兵围帝于晋阳。帝寻命桑维翰诣诸道求援，契丹遣人复书诺之，约以中秋赴义。”[50]八月庚午，“（辽太宗）自将以援敬瑭”。[51]九月，太原围解。十一月，德光册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后晋许割燕云十六州。闰十一月，晋军入洛，唐末帝自焚，后唐亡。
对于辽太宗的成功南进，以往史家多强调石敬瑭割地事敌的卑鄙之举。上文分析表明，如果没有石敬瑭，契丹南扩的确困难重重。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石敬瑭只是给德光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契机，而契丹据有汉地的野心，并非石氏所启。从天显三年援王都失败，到十一年成功援立石敬瑭，其间虽有曲折，战术上有调整（比如主攻方向从幽燕镇定转向云朔），但德光一直在准备军事入侵（当然也并不一味蛮干、排斥外交），南进中原的战略方向一以贯之。事实上，石敬瑭得以出镇太原，拥兵自重，恰恰是唐廷在契丹军事压力下的无奈之举。没有德光的积极备战，石氏未必有机会出掌雄藩，这亦可谓是天助自助者。
中原士人可能出于对蛮夷的偏见，并未能体察辽太宗各种政治军事举措背后的通盘考虑。石敬瑭叛唐前，近臣吕琦曾向唐主进言曰：“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契丹母以赞华在中国，屡求和亲，但求荝剌等未获，故和未成耳。今诚归荝刺等与之和，岁以礼币约直十余万缗遗之，彼必欢然承命。如此，则河东虽欲陆梁，无能为矣。”[52]唐廷对契丹意图把握失当，未能及早防范契丹南下，也是覆亡的原因之一。
辽太宗挺进中原的战略目标，除上所论外，还有其他证据。据《辽史·太宗纪上》，天显十一年四月辛未，“燕民之复业者陈汴州事宜”。[53]其时幽州尚在赵德钧治下，所谓“燕民”恐怕是契丹招徕的奸细，“汴州事宜”云云，殊不可解，但德光对中原局势的关心可见一斑。
而且，石敬瑭与契丹素无来往，德光迅速果敢的反应，让中原史家颇感意外。石氏最初对辽朝的许诺，已不得其详，但燕云十六州之约，晚至契丹援立石晋当日始成，因此《旧五代史》感慨道：“帝与契丹本无结好，自末帝见迫之后，遣腹心何福以刀错为信，一言亲赴其难，迅若流电，信天意耶！……及重围晋阳，帝遣心腹何福轻骑求援北蕃，蕃主自将诸部赴之。不以缯帛，不以珠金，若响应声。”[54]当时唐廷也不认为契丹会轻信石敬瑭。《册府元龟》载：“朝廷又以虏性多疑，必不以高祖单词容易应副。”[55]因此，后唐疏忽了对契丹南下的防范。据《新五代史》，德光在抵达太原后就指出了唐廷所犯的这一致命错误：“吾谓唐兵能守雁门而扼诸险要，则事未可知。今兵长驱深入而无阻，吾知大事必济。”[56]《旧五代史·晋少帝纪五》载其降表云：“往者，唐运告终……翁皇帝救患摧锋……犯露蒙霜，度雁门之险。”[57]这表明，不论太宗是否真的说过《新五代史》所记的这番话，南援晋阳从军事角度而言，其巨大的潜在危险是存在的。此外，《通鉴》载：
帝以晋安为忧，问策于群臣，吏部侍郎永清龙敏请立李赞华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楼，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内顾之忧，然后选募军中精锐以击之，此亦解围之一策也。帝深以为然，而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58]
此策若行，胜负如何，实未可知。[59]也就是说，一方面，石敬瑭是否可信，对辽朝来说完全是未知之数，另一方面，南下晋阳是军事上的大冒险。在这种情况下太宗援晋的果断决定，与此前他的谨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这一对照并非矛盾，恰恰相反，正是这两种看似冲突的举动说明了彼此的真实含义，揭示了其背后德光整体性的政治意图。天显十一年的果敢，说明近十年的谨慎并非软弱，而是为了等待一个绝佳的契机。前此的精心准备，说明援晋并非出于鲁莽，并非受石敬瑭蛊惑而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多年来的计划。至于危险，那是成功者常要付出的代价。
二
辽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辽会同元年晋上尊号并献十六州图籍时达到了高潮。不过好景不长，会同五年出帝石重贵即位后，辽晋间发生了冲突，最终导致后晋的灭亡。学术界一般将辽晋关系的破裂归咎为石重贵试图摆脱藩属地位的鲁莽行为。换言之，以往一般认为辽太宗原本满足于止步燕云，只是在石重贵挑衅下才挥师南下入汴。本节将重新审视这一说法，力图证明，灭晋是契丹既有长期计划中的关键一步，石重贵可能提前促成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但并非其根本原因。
我们首先对太宗立晋后辽晋关系的变迁作一番细致的梳理。太宗在援立石晋后，并不满足于燕云十六州和每岁的金帛，他对后晋内政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旧五代史·汉高祖纪上》载：“戎王送晋高祖至上党，指帝谓高祖曰：‘此都军甚操剌，无大故不可弃之。’”[60]而同书《晋少帝纪一》亦云：“高祖受契丹册，将入洛，欲留一子抚晋阳，先谋于戎王。戎王曰：‘使诸子尽出，吾当择之。’乃于行中指帝，谓高祖曰：‘此眼大者可矣。’遂以帝为北京留守。”[61]吊诡的是，石重贵的崛起，辽太宗功不可没，而后日称帝的刘知远，也曾是德光对儿皇帝明言不可弃之人。
另外，会同元年石晋上尊号的使者是冯道和刘昫，该年十二月戊戌，“遣同括、阿钵等使晋，制加冯道守太傅，刘昫守太保，余官各有差”。[62]我们注意到，所谓“守太傅”、“守太保”应当是晋之职官，而并非赐冯道、刘昫辽之荣衔。也就是说，辽太宗将晋之职官视同己物，俨然是凌驾于晋天子之上的太上皇。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个。《旧五代史·王庭胤传》载：
先是，契丹欲以王处直之子威为定州节度使，处直则庭胤之叔祖也。处直为养子都所篡，时威北走虏庭，虏纳之。至是虏遣使谕高祖云：“欲使王威袭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国将校自刺史、团练、防御使序迁，方授旄节。请遣威至此任用，渐令升进，乃合中土旧规”。戎王深怒其见拒，使人复报曰：“尔自诸侯为天子，有何阶级耶？”高祖畏其滋蔓，则厚赂力拒其命，虏忿稍息，遂连升庭胤，俾镇中山，且欲塞其意也。[63]
虽然这次石敬瑭以厚赂坚据其命，但已反映出德光试图支配后晋内政的企图。
不过，晋高祖奴颜婢膝，总算避免了辽晋关系的破裂。《旧五代史·契丹传》曰：
德光请晋高祖不称臣，不上表，来往缄题止用家人礼，但云“儿皇帝”。晋祖厚赍金帛以谢之。晋祖奉契丹甚至，岁时问遗，庆吊之礼，必令优厚。每敌使至，即于别殿致敬。德光每有邀请，小不如意，则来谴责，晋祖每屈己以奉之。终晋祖世，略无衅隙。[64]所谓“不称臣”一说，恐误。晋高祖一朝，与契丹之间的通使非常频密，每岁使节往来络绎不绝，曲意奉迎换得了暂时的和平。
但会同五年石敬瑭卒，局面发生了变化。《辽史·太宗纪下》云：
（六月）乙丑，晋主敬瑭殂，子重贵立。戊辰，晋遣使告哀，辍朝七日。庚午，遣使往晋吊祭。……秋七月庚寅，晋遣金吾卫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来谢，书称“孙”，不称“臣”，遣客省使乔荣让之。景延广答曰：“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荣还，具奏之，上始有南伐之意。[65]
《辽史》对辽晋冲突起源的记载，有错误之处。乔荣与景延广的故事，实际上发生在次年九月（详下）。称孙不称臣在少帝即位后可能就引发了辽晋之间的不快，但直到会同六年九月契丹回图使乔荣归国前，辽晋往来无虚月，气氛还并不紧张。
表1 会同五年七月至六年八月辽晋交聘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少帝即位之初，虽然可能已经因称臣问题引发争议，但情况在表面上并不危急。[66]这或许是一贯谨慎的德光并不急于轻举妄动，也可能是太宗试图迷惑对手。但九月契丹回图使乔荣归国，带回了景延广一番刺激性极强的言论，终于引爆了大战。按《通鉴》载：
初，河阳牙将乔荣从赵延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及契丹与晋有隙，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悉取邸中之货。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负。戊子，释荣，慰赐而归之。
荣辞延广，延广大言曰：“归语而主，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约故耳。为邻称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笑天下，毋悔也！”荣自以亡失货财，恐归获罪，且欲为异时据验，乃曰：“公所言颇多，惧有遗忘，愿记之纸墨。”延广命吏书其语以授之，荣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决。[67]
据《册府元龟》，该年七月壬午，“契丹回图使乔荣、通事郝在殷到阙，各进马一匹”。[68]因此，乔荣系回图使无疑，他于会同六年七月到达汴京，九月归国。在景延广的言论中，“十万横磨剑”一段杀气逼人。在这种态势面前，纵然德光觉得军事准备还不充分，也已别无选择。《册府元龟》载契丹军至澶渊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广唤我来相杀，何不急战？’”[69]正说明了此番言论的效果。而《通鉴》所谓“入寇之志始决”，应当理解为南征日程表的正式敲定。
据《辽史·太宗纪下》，会同六年“十一月辛卯，上京留守耶律迪辇得晋谍，知有二心。……十二月丁未，如南京，议伐晋。命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分道而进，大军继之”。[70]契丹伐晋之师正式出发。值得注意的是，得晋谍的是上京而非南京留守，这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此时上京留守耶律迪辇正统军驻防于辽晋边境；其二，晋谍远至上京地区。笔者以为，前者的可能性较大。此外，这次德光下定决心，除了景延广的言论太过刺激外，还跟晋青州藩帅杨光远通款有关。
会同七年正月，契丹大军南下，进抵元城。《旧五代史》曰：“邺都留守张从恩遣人夜缒城间行，奏契丹主以铁骑三四万建牙帐于元城，以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改封魏王，延寿日率骑军摩垒而退。”[71]魏博节度使之任说明德光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教训少帝，而是欲据其地而有之。在这种局面下，少帝试图妥协。据《辽史》，“晋遣使来修旧好，诏割河北诸州，及遣桑维翰、景延广来议”。[72]德光对后晋这次外交努力的答复，中原文献记载不同。《旧五代史》云：“遣译语官孟守忠致书于契丹主，求修旧好。守忠自敌帐回，契丹主复书曰：‘已成之势，不可改也。’”[73]笔者认为《辽史》记载有误，“诏割河北”等是太宗对次年晋使的答复（说详下）。此时契丹兵锋正锐，德光自信满满，从上文封延寿魏博即可看出其志在必得的骄兵之态，因此虽然后晋已经屈膝，仍断然予以拒绝。
不过，三月戚城决战，辽晋双方伤亡都非常惨重，征服中原已成泡影，德光遂于四月引军北归。七月辛卯，“晋遣张晖奉表乞和，留晖不遣”。[74]同年底再度南伐。在南征已然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仍拒绝后晋的求和，只能说明太宗志不在和。会同八年三月，在白团卫村发生大战，“辽军不利，上乘奚车退十余里，晋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乃归”。[75]契丹大败，其君主仅孤身鼠窜得免，似乎形势对契丹极为不利。据《辽史》，四月甲申，“（太宗）还次南京，杖战不力者各数百。庚寅，宴将士于元和殿”；七月，“晋遣孟守中奉表请和，仍以前事答之”。[76]所谓“前事”，当即上文所引“割河北诸州，及遣桑维翰、景延广来议”。但从中原文献来看，这是辽太宗会同八年的新态度。按《旧五代史·契丹传》，德光单骑败亡后，“晋相桑维翰劝少帝求和于契丹，以纾国难，少帝许之，乃遣使奉表称臣，卑辞首过。使回，德光报曰：‘但使桑维翰、景延广自来，并割镇、定与我，则可通和也。’朝廷知其不可，乃止”。[77]《通鉴》记载略同，谓“朝廷以契丹语忿，谓其无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谓李崧等曰：‘向使晋使再来，则南北不战矣。’”[78]
德光这次虽然没有明确拒绝和谈，但条件极其苛刻。我们还注意到，中原文献明确指出晋使此来“奉表称臣”，也就是说，在当初引发纠葛的问题上已完全让步，重新接受石敬瑭时的辽晋君臣名分。考虑到契丹在军事上的进展并不顺利，如果德光对中原没有野心，这应该就是他求之不得的理想结果。如此强硬的表现，说明后晋最初的挑衅只是诱因，太宗所想要的并非回到此前的局面，而是不得河北绝不罢休。《辽史》之误，笔者怀疑是辽史臣有意作伪的结果。因为“已成之势，不可改也”之语，赤裸裸地表现出太宗的真实目的是入主中原，少帝的鲁莽只是辽晋冲突的表象。至于入汴后德光所说“向使晋使再来，则南北不战矣”，若非后人演绎，则正显其沉骛狡诈之本色。会同九年八月，辽太宗再度自将南伐，这一次终于灭亡了后晋。
以上的分析表明，晋出帝继位后的鲁莽表现，是辽晋冲突的导火索，但可能并不是其根本原因。下面笔者将力图证明，灭晋、入主中原是德光早已有之的目标。
首先，即使石敬瑭尚在位时，辽晋友好的表面下已有暗潮汹涌，契丹与南唐秘使往来频繁，共谋石晋。
表2 石敬瑭在位期间契丹南唐交聘表
据上表，早在天显十二年，即立石晋的次年，南唐就与契丹建立了联系，其后双方使节不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同三年十一月，“南唐遣使奉蜡丸书言晋密事”。此前南唐与契丹往来中是否明确以共取中原为目标，已不得而知。但至少从这时候起，共谋石晋应当已成为共识。因为次年双方来往异常紧密。难以想象，如果太宗对三年十一月的蜡丸书没有作出积极回应，南唐会在四年这短短一年中再次三奉蜡丸书。与此同时，会同四年八月庚子，“吴越王遣使奉蜡丸书”，[79]似乎也加入了这一针对石晋的同盟。而这些，都发生在石敬瑭一命呜呼之前，也就是说，在石重贵继位之前。
其次，德光伐晋的真实企图，《辽史》中有明文记载。《耶律图鲁窘传》云：
（会同九年）从讨石重贵，杜重威拥十万余众拒滹沱挢，力战数日，不得进。帝曰：“两军争渡，人马疲矣，计安出？”诸将请缓师，为后图，帝然之。图鲁窘厉色进曰：“臣愚窃以为陛下乐于安逸，则谨守四境可也；既欲扩大疆宇，出师远攻，讵能无厪圣虑。……”帝喜曰：“国强则其人贤，海巨则其鱼大。”于是塞其饷道，数出师以牵挠其势，重威果降如言。[80]
图鲁窘明确指出，太宗南征的真正目的是“扩大疆宇”。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后晋方面“称臣”的退让仍然无法满足德光的要求。
不过，或有论者会怀疑，德光灭晋后可能意在建立另一个傀儡政权，而非直接统治中原。这种说法恐怕不能成立。
《旧五代史·赵延寿传》载：
天福末，契丹既与少帝绝好，契丹主委延寿以图南之事，许以中原帝之。延寿乃导诱蕃戎，蚕食河朔。晋军既降于中渡，戎王命延寿就寨安抚诸军，仍赐龙凤褚袍，使衣之而往，谓之曰：“汉儿兵士，皆尔有之，尔宜亲自慰抚。”延寿至营，杜重威、李守贞已下皆迎谒于马前。[81]
又同书《杜重威传》曰：
重威密遣人诣敌帐，潜布腹心，契丹主大悦，许以中原帝之。重威庸暗，深以为信。一日，伏甲于内，召诸将会，告以降敌之意，诸将愕然，以上将既变，乃俛首听命，遂连署降表，令中门使高勋赍送敌帐。军士解甲，举声恸哭。是日，有大雾起于降军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诸军，寻伪加守太傅，邺都留守如故。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辖晋军以从。既至东京，驻晋军于陈桥，士伍饥冻，不胜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为市民所诟，俛首而已。[82]
《新五代史》兼采二传，云：“重威等被围粮绝，遂举军降。德光喜，谓赵延寿曰：‘所得汉儿皆与尔。’因以龙凤赭袍赐之，使衣以抚晋军，亦以赭袍赐重威。”[83]《通鉴》因之，并下按语曰“其实皆戏之耳”，胡注云：“契丹主非特戏杜威、赵延寿也，亦以愚晋军。彼其心知军之不诚服也，驾言将以华人为中国主，是二人者必居一于此。晋人谓丧君有君，皆华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计巧矣。”[84]
司马光与胡三省之说，盖得其实。德光虽以赭袍衣重威，但仅“加守太傅，邺都留守如故”，显然没有兑现诺言的意思。这可以得到《辽史·太宗纪》的证实：“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所部二十万众来降。上拥数万骑，临大阜，立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邺都留守，守贞天平军节度使，余各领旧职。分降卒之半付重威，半以隶赵延寿。”[85]而对德光了解应当颇深的赵延寿，似乎也很清楚其用意。《旧五代史·赵延寿传》云：
及戎王入汴，时南北降军数万，皆野次于陈桥，戎王虑有变，欲尽杀之。延闻之，遽请见戎王，曰：“臣伏见今日已前，皇帝百战千征，始收得晋国，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为他人取之乎？”戎王变色曰：“尔何言之过也！朕以晋人负义，举国南征，五年相杀，方得中原，岂不自要为主，而为他人耶？卿有何说，速奏朕来！”……戎王曰：“念在壶关失断，阳城时亦曾言议，未获区分，致五年相杀，此时入手，如何更不翦除？”延寿曰：“晋军见在之数，如今还似从前尽在河南，诚为不可。臣请迁其军，并其家口于镇、定、云、朔间以处之，每岁差伊分番于河外沿边防戍，斯上策也。”戎王忻然曰：“一取大王商量。”由是陈桥之众获免长平之祸焉。[86]
此事又见《通鉴》。[87]需要强调的是，在《旧五代史·赵延寿传》中，这一记载紧跟在上文所引许帝中原、加赐赭袍的故事之后。延寿问语曰“皇帝百战千征，始收得晋国，不知皇帝自要治之乎，为他人取之乎”，德光变色作答，表明辽太宗实无意委延寿以中原，赵氏也深知这一点。又所谓“壶关失断”，是指援立石晋时的失策。这说明，德光南下，正是试图改变辽晋体制。而迁军于镇、定、云、朔的建议，表明太宗对中原的统治，将以这些区域为统治中心。大同元年二月，镇州升为中京，正与此合。
不过，《旧五代史·赵延寿传》也有记载似乎可为反证：
延寿在汴久之，知戎主无践言之意，乃遣李崧达语戎王，求立己为皇太子，崧不得已言之。戎王曰：“我于燕王，无所爱惜，但我皮肉堪与燕王使用，亦可割也，何况他事！我闻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燕王岂得为之也！”因命与燕王加恩。时北来翰林学士承旨张砺，拟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燕王如故。戎王览拟状，索笔涂却“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之字，乃付翰林院草制焉。[88]
但此事有两大疑点。其一，太宗立弟李胡为皇太子，所以“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之语恐不可信。其二，录尚书事系魏晋南北朝时之宰相，[89]都督中外诸军事在曹魏一代是实职武官，掌京师禁军，南北朝时变为虚衔，常充当权臣篡位阶梯。[90]两职均废于隋，张砺怎么会拟出这样的职衔呢？更何况，辽太宗居然将其涂去，就更显得可疑了。到底他怎么理解这两个职衔呢？如果“都督中外诸军事”仅从字面看就足以引发德光怀疑的话，他为何要涂去录尚书事呢？因此，笔者以为，这一记载并不可信。
总之，虽然德光曾许赵延寿及杜重威为帝并赐赭袍，但这只是太宗的诡计。耶律德光南下灭晋，绝无意再立傀儡政权，而是为了实现多年来苦心经营的称帝中原之梦。
（林 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族政权研究再思考”（12CZS023）研究成果之一。
[2] 关于辽太祖朝的历史，详参拙作：《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以下简称“《旧五代史新辑》”）卷三八《唐明宗纪四》，陈尚君辑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8、1143、1150页。
[4] 《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通好》，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520页。
[5] 《旧五代史新辑》卷三八《唐明宗纪四》，第1151页。
[6] 《旧五代史新辑》卷三九《唐明宗纪五》，第1161页。同月（第1160页）另有一条记载曰“契丹陷平州”。按天显元年十月，契丹平州节度使卢文进率属下军民人众南归降唐，但平州本身并没有被后唐控制，大概几近一座空城，所谓“陷平州”可能只是表明契丹重新恢复了对平州的统治，而非从后唐手中夺回平州。
[7] 《旧五代史新辑》卷三八《唐明宗纪四》，第1152页。
[8]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8—29页。据同书卷六四《皇子表》（第978—979页），太祖除应天三子外，“宫人萧氏生一子”，名“牙里果，字敌辇”，“天显三年，救耶律沙于定州，为李嗣源所获，至石晋立，始得还”，“自晋还，始为惕隐”。惕隐涅里衮当即牙里果。
[9] 详见《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57页）、《旧五代史新辑》卷四○《唐明宗纪六》（第1223页）、《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纪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59—60页）、《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后唐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9016—9029页。以下简称“《通鉴》”）及《册府元龟》卷三六○《将帅部·立功十三》（第4273—4274页）、卷四三五《将帅部·献捷二》（第5168—5169页）、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六》（第11594页）。《辽史·太宗纪上》（第28—29页）以为王都请援在天显三年三月，涅里衮援军在四月，定州城破于七月，疑误。（参见刘浦江、邱靖嘉：《〈辽史·太宗纪上〉校勘长编》，未刊稿。）
[10] 《旧五代史新辑》卷八八《张希崇传》，第2699页。月份据同书卷三九《唐明宗纪五》，第1199页。
[11] 《旧五代史新辑》卷六四《王晏球传》，第2001页。
[12] 《旧五代史新辑》卷一三七《契丹传》，第4286页。
[13] 《新五代史》卷四六《王晏球传》，第510页。
[14]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第891—892页。
[15] 《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第457页。
[16] 《旧五代史新辑》卷三九《唐明宗纪五》，第1180、1189页。
[17] 《旧五代史新辑》卷五四《王都传》，第1777页。
[18] 《新五代史》卷三九《王处直传》，第421页。
[19] 当然，规模不大并不代表太宗对此役不重视，其弟涅里衮出征、被擒后契丹屡屡向后唐求归（详下），即是反证。
[20] 详见《旧五代史新辑》卷三九《唐明宗纪五》，第1199页。亦见《通鉴》卷二七六《后唐纪五》天成三年闰八月戊申，第9022页。《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29页）系于九月庚寅。
[21]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29页。
[22] 《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第11468页。
[23]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29页。
[24] 《旧五代史新辑》卷四○《唐明宗纪六》，第1233页。
[25] 同上书，第1242页。
[26]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30—31页。
[27] 《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七》，第11675页。
[28]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33页。
[29] 同上书，第32页。
[30] 《新五代史》卷六《唐明宗纪》，第63页。
[31]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33页。
[32] 《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通好》，第11520页。
[33]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第11725页。
[34]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第11423页。
[35] 《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第458页。
[36] 《旧五代史新辑》卷四三《唐明宗纪九》，第1403页。
[37] 《旧五代史新辑》卷九七《杨光远传》，第2986页。
[38] 《通鉴》卷二七七《后唐纪六》长兴三年五月己亥，第9072页。
[39] 《册府元龟》卷八《帝王部·创业四》，第89页。
[40] 《通鉴》卷二七八《后唐纪七》长兴三年十月丙辰，第9077页。
[41] 《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七》，第11676页。
[42] 《旧五代史新辑》卷四三《唐明宗纪九》，第1434—1435页。
[43] 《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通好》，第11520—11521页。
[44]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34—35页。
[45] 《旧五代史新辑》卷四四《唐明宗纪十》，第1458页。
[46]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35页。
[47] 同上书，第36页。
[48] 详见《通鉴》卷二七九《后唐纪七》清泰元年，第9124、9126页；《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六》，第11595页；《旧五代史新辑》卷一二三《安叔千传》，第3791页。
[49] 参见《旧五代史新辑》卷四七《唐末帝纪中》，第1587、1590页；《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37页。
[50] 《旧五代史新辑》卷七五《晋高祖纪一》，第2268—2269页。
[51]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38页。
[52] 《通鉴》卷二八○《后晋纪一》天福元年三月，第9139页。
[53]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第37页。
[54] 《旧五代史新辑》卷七五《晋高祖纪一》，第2272、2276页。同卷（第2279页）下曰：“是日（契丹援立），帝言于戎王，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戎王许之。”然《通鉴》卷二八○《后晋纪一》（天福元年七月，第9146页）载：“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其说恐误。不过，即使石敬瑭确曾在求援时即许诺割让燕云十六州，此时其自身安危尚是未定之数，终究只是空头承诺而已。
[55] 《册府元龟》卷三○九《宰辅部·佐命二》，第3649页。
[56]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第893页。
[57] 《旧五代史新辑》卷八五《晋少帝纪五》，第2656页。
[58] 《通鉴》卷二八○《后晋纪一》天福元年九月，第9151—9152页。
[59] 《通鉴》卷二八○《后晋纪一》（第9155—9156页）载：“（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虽军柳林，其辎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辄结束，以备仓猝遁逃。……（闰月，赵延寿）别为密书，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欲许德钧之请。帝（敬瑭）闻之，大惧，亟使桑维翰见契丹主，说之曰：‘……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尔见捕鼠者乎，不备之，犹或啮伤其手，况大敌乎！’对曰：‘今大国已扼其喉，安能啮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约也，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维翰）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契丹主乃从之。”按照这一记载，契丹军队当时面临的危险几乎迫在眉睫。不过此说恐不可信。据《旧五代史新辑》卷七五《晋高祖纪一》（第2275页），十一月德光册立石敬瑭的册文中明确说“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而且石氏许割燕云十六州。比较而言，赵延寿只是约为兄弟之国，条件相差太过悬殊。又《旧五代史新辑》卷九八《赵德钧传》（第3022页）曰：“（德钧）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己以为帝，仍许晋祖长镇太原，契丹主不之许。”卷一三七《契丹传》（第4287页）同。其事系月不明，恐在册立后晋之前。同时，赵氏求立一事也间接证明，燕云十六州之许不会是在石氏求援之时。不论如何，其中并没有德光忧惧的记载。
[60] 《旧五代史新辑》卷九九《汉高祖纪上》，第3044页。
[61] 《旧五代史新辑》卷八一《晋少帝纪一》，第2505页。
[62]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第45页。
[63] 《旧五代史新辑》卷八八《王庭胤传》，第2704页。
[64] 《旧五代史新辑》卷一三七《契丹传》，第4286页。
[65]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第52页。
[66] 《旧五代史新辑》卷八八《景延广传》（第2690页）云：“朝廷遣使告哀北虏，无表致书，去臣称孙，虏怒，遣使来让。延广乃奏，令契丹回图使乔荣告戎王曰：‘先帝则北朝所立，今上则中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无称臣之理。’且言：‘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笑天下，当成后悔矣。’由是与虏立敌，干戈日寻。”又同书卷一三七《契丹传》（第4289页）曰：“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不先承禀，擅即尊位，所赍文字，略去臣礼，大怒，形于责让，朝廷使去，即加谴辱。会契丹回图使乔荣北归，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谓荣曰……”《通鉴》卷二八三《后晋纪四》（第9242—9243页）亦载：“（天福七年十二月）契丹大怒，遣使来责让，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帝闻契丹将入寇，（天福八年）二月，己未，发邺都；乙丑，至东京。然犹与契丹问遗相往来，无虚月。”按景延广乔荣事在会同六年九月，所谓少帝即位初双方已爆发严重冲突恐不可信。《辽史》系乔荣景延广事于会同五年七月，可能是受了中原文献的误导。
[67] 《通鉴》卷二八三《后晋纪四》天福八年，第9253—9254页。这段记载不见新旧《五代史》之《帝纪》，仅见《列传》，系年不明。
[68]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第11424页。“事”字本缺，王超《〈册府元龟〉中的契丹史料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5年6月，第138页）据宋本补。
[69] 《册府元龟》卷四五三《将帅部·怯懦》，第5375页。
[70]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第53页。
[71] 《旧五代史新辑》卷八二《晋少帝纪二》，第2552页。
[72]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第53页。
[73] 《旧五代史新辑》卷八二《晋少帝纪二》，第2553页。《通鉴》卷二八三《后晋纪四》开运元年正月（第9263页）同。
[74]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第54页。
[75] 同上书，第56页。
[76] 同上。
[77] 《旧五代史新辑》卷一三七《契丹传》，第4292页。
[78] 《通鉴》卷二八四《后晋纪五》开运二年六月，第9294页。
[79]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第50页。
[80] 《辽史》卷七五《耶律图鲁窘传》，第1242页。
[81] 《旧五代史新辑》卷九八《赵延寿传》，第3026—3027页。
[82] 《旧五代史新辑》卷一○九《杜重威传》，第3289、3291页。
[83]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第896页。《辽史》卷七六《赵延寿传》（第1242页）曰：“上喜，赐延寿龙凤赭袍，且曰：‘汉兵皆尔所有，尔宜亲往抚慰。’延寿至营，杜重威、李守贞迎谒马首。”当系综合欧、薛二史而成，然不取重威事。
[84] 《通鉴》卷二八五《后晋纪六》开运三年十二月，第9319页。
[85]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第58页。
[86] 《旧五代史新辑》卷九八《赵延寿传》，第3027—3028页。
[87] 《通鉴》卷二八六《后汉纪一》天福十二年正月，第9331—9332页。
[88] 《旧五代史新辑》卷九八《赵延寿传》，第3029—3030页。其事亦见《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第897页；《通鉴》卷二八六《后汉纪一》天福十二年二月，第9339页；《契丹国志》卷三《太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页；《辽史》卷七六《赵延寿传》，第1248页。诸书记载大体相同，《辽史》当抄自中原文献，但改“燕王”为“魏王”尔。
[89] 详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版。
[90] 参见祝总斌：《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收入氏著《材不材斋文集（下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80—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