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论》形成时间新考
唐 星
【内容提要】 关于魏晋时期《四本论》的形成时间，学界已经有很多成果。但这些研究，都认为傅嘏等人的观点是一成不变的。本文通过分析相关的材料，认为傅嘏、李丰的观点有过转变，转变的关键时间是嘉平元年（249）。这意味着《四本论》的出现可能始于这一年，而《四本论》形成最迟在嘉平五年（253）。
《四本论》是曹魏后期钟会所撰集的关于“才性四本”的书。“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1]关于《四本论》，前人已做了大量研究。[2]其中关于《四本论》形成的时间，争论很多，分歧也很大，主要意见有以下几种：
（1）嘉平元年（249）到嘉平三年。[3]
（2）嘉平元年到正元末、甘露初。[4]
（3）魏文帝末期到甘露三年，且四人论才性的顺序为：李丰论异（魏文帝末期到明帝早期）——傅嘏论同（魏明帝时期至正始初期）——王广论离（正始时期）——钟会论合（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到甘露三年）。[5]
（4）正始中期到嘉平三年（251）之间，最可能是在正始中后期。[6]
（5）青龙六年（232）到嘉平五年。[7]
这些研究都很有启发性，但几乎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傅嘏四人所持的观点均一成不变，从一开始，傅嘏就主张“才性同”，李丰主张“才性异”，钟会主张“才性合”，王广主张“才性离”。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傅嘏、李丰在才性论上所持之观点，是曾经发生过转变的。从这一角度入手，可对《四本论》形成的时间有新的认识。
一 “李丰论异”考
《三国志·卢毓传》提到：
（卢）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黄门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等服其言。[8]
唐长孺认为，“才性异只在于区别才性为二”，与“才性合”没有冲突，所以主“才性异”的李丰可以赞同卢毓的“才性合”。[9]乍一看，这个分析是合理的。卢毓的观点只能是“才性同”或者“才性合”，但具体是哪一个，已无法说清。唐氏把卢毓的观点定为“才性合”，是因为李丰是主张“才性异”的，如果把卢毓的观点定为“才性同”，这条材料就无法解释。为了解决问题，必须预设一个前提，就是“才性合”和“才性同”两者并不相关。这个前提条件很难成立。“才性四本”虽然分才性同、异、离、合四端，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只用“才性同异”来表示，如“（傅）嘏常论才性同异”、[10]“（钟）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11]“（王广）与傅嘏等论才性同异行于世”[12]等。南朝顾欢“四本”之得失，曰：“夫中理唯一，岂容有二？‘四本’无正，失中故也。”[13]所谓“岂容有二”，似“四本”“中理”有二，只有两端。又，傅嘏和钟会两人论才性都采用“言不尽意”，[14]可证“才性同”和“才性合”两者在方法上亦相通。正因如此，学者大多都把“才性四本”分为“才性同合论”和“才性离异论”两端。
既然“才性四本”只有“同合”和“异离”两端，卢毓的观点只能是“才性同合论”的一方。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李丰主张“才性异”，是“才性离异论”的一派，卢毓和李丰的主张正好相反，李丰为什么会认同卢毓的观点？周一良以为是史家渲染之词，未必可信，但并没有证据。学者对这条材料的解释，都拘泥于李丰的“才性异”，认定了李丰从一开始即持“才性异”的观点。如果从具体的史料来看，我们会发现，李丰实际上经历了从主张“才性同合”到“才性离异”的转变。
上引《卢毓传》中，李丰为“黄门”，当是“黄门侍郎”，[15]卢毓任吏部尚书，主管选举，前后有两次，此处所指的是正始前的一次。卢毓于青龙五年（237）由侍中迁吏部尚书，[16]景初三年（239）迁尚书仆射，以何晏代之。[17]李丰问卢毓事，当在这一时期。王葆玹认为李丰论“才性异”在魏文帝末期到明帝早期，但未解释这条材料，[18]难有说服力。如果李丰论“才性异”在魏文帝末期到明帝早期，那么李丰的“才性异”就不太可能得入《四本论》。无可否认，《四本论》是由汉末以来的才性论发展形成的，但《四本论》应更为抽象，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玄学。后世玄学家对《四本论》推崇备至，但对同样是才性论的《人物志》等著作却并不“感冒”，原因即在此。《人物志》作为正始之前才性论的代表，[19]尚且未得钟会青睐。若李丰的“才性异”是在魏文帝末期到明帝早期，当更接近汉末的才性论，从他赞同卢毓的看法来看，已被卢毓说服，其论难水平尚且比不上卢毓。果真如此，李丰的“才性异”怎么可能获得后世玄学家的认可呢？南朝顾欢批《四本论》“四本并通，莫能相塞”，[20]应该是指才性同、异、离、合四者并没有一种说法可以驳倒其余。[21]钟会论“才性合”在正始以后，必定晚于卢毓。[22]卢毓之观点并不只李丰一人知道，所谓“李丰等”，即有不少人知道卢毓所论，钟会精练名理，对关于才性的讨论应该是很清楚的。若卢毓所论真能折服李丰，钟会应该会吸收卢毓的成果，一举把“才性异”驳倒，而不至于“四本并通，莫能相塞”。因此，李丰不可能在问卢毓之前就论“才性异”。他之所以问卢毓，只是对卢毓“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感到奇怪，并不能说明他已经论“才性异”了。李丰赞同卢毓的“才性同合论”，其后也持这种观点，这可以找到佐证。
《晋书》卷二《景帝纪》云：
魏嘉平四年春正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掌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23]
事在嘉平四年（252）春。其中提到“卢毓、李丰掌选举”尤值得注意。虽然“预朝议”可能只是一种礼遇，并不一定有实权，[24]但“都督四方”、“典州郡”、“掌选举”却必定是有实职的。卢毓于曹爽被诛后复任吏部尚书，此处说其掌选举，即指任吏部尚书。既然卢毓所任为吏部尚书，那么李丰不可能是吏部尚书，他是以何官掌选举呢？《三国志·夏侯玄传》引《魏略》云：
正始中，迁侍中、尚书仆射……至嘉平四年宣王终后，中书令缺，大将军谘问朝臣：“谁可补者？”或指向（李）丰。丰虽知此非显选，而自以连婚国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辞，遂奏用之。[25]
李丰于嘉平四年迁中书令，之前所任的官位是侍中、尚书仆射。史书所载简略，未提到掌选举和迁中书令两事的具体月份。那么上引《晋书》的一段话中，李丰掌选举时所任之官职是中书令还是尚书仆射呢？当是尚书仆射。原因有二。第一，在曹魏时，未有中书令掌选举的记载，[26]据祝总斌研究，其职权仅为“掌王言”、“掌机密”。[27]第二，曹魏时掌选举可能是尚书台的某几位尚书，并不仅限于吏部尚书，如魏国初建时，掌选举的就有尚书仆射毛玠、尚书徐奕等。[28]《太平御览》引王昶《考课事》曰：
尚书侍中考课：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综理万机，以考庶绩；三曰进视惟允，以考谠言；四曰出纳王命，以考赋政；五曰明罚敕法，以考典刑。[29]
王昶撰《百官考课事》在嘉平年间，这跟李丰掌选举的时间几乎同时。李丰在正始中到嘉平四年一直担任尚书仆射，[30]应该也有“掌建六材，以考官人”的选举职权。《三国志·夏侯玄传》引《魏略》又云：
正始中，（李丰）迁侍中、尚书仆射……丰弟翼及伟，仕数岁间，并历郡守。丰尝于人中显诫二弟，言当用荣位为□。及司马宣王久病，伟为二千石，荒于酒，乱新平、扶风二郡而丰不召，众人以为恃宠。[31]
《魏略》以为，李伟当官不称职，李丰有责任召回，说明李丰其时有任免官员的权力，这应该是李丰为尚书仆射掌选举的明证。
既然李丰掌选举是在任尚书仆射时，那么这个时间当在正始中到嘉平四年。尚书仆射一职相当重要，李丰能任此职，恐怕是得到了当时辅政的曹爽或是司马懿的推荐，这就意味着李丰可能是曹党或马党的一员。按照学界的共识，李丰当属曹党，理由是他在司马师当政时反对司马氏专权被杀。然而，若仔细对比相关的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魏明帝死后，李丰受排挤，以“名过其实，能用少也”为由被贬为永宁太仆。[32]史书中提到齐王芳即位后，多人被排挤调职，均与曹爽专权相关。李丰这次被排挤，恐怕亦出于曹爽。在曹、马两党明争暗斗之际，李丰游离于曹、马两党之间，所谓“依违二公间，无有适莫”。[33]这种依违的态度，并不是无所适莫，而是偏向司马氏。如其时卫瓘亦优游曹、马两党之间，与李丰“依违二公间”如出一辙，但卫瓘的这种行为却得到了司马氏死党傅嘏的称赞，[34]可见“依违”的态度其实就是偏向马党，所以为马党之人所重。马党重视这种“依违”、“优游”的态度，恐怕与他们所获得的支持太少有关。当时有谤语云“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35]知两党之势相差较大。正是这种“依违二公间，无有适莫”的态度，使李丰深得司马氏之看重，所谓“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师）所亲待”。[36]凭借与司马氏的良好关系，被曹党认为“名过其实，能用少”的李丰由闲职的永宁太仆转为尚书仆射这样的要职。当时尚书省的事务完全归于曹党的何晏、邓飏等几位尚书，同为尚书省长官的尚书令司马孚、尚书仆射李丰反而被架空，两人只能不理尚书省事务——李丰“常多托疾”，[37]司马孚“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38]李丰此时与司马氏几乎同进退。因此，从史书中关于李丰的记载可以看出，李丰在曹、马两党纷争之际，比较明显地偏向司马氏。司马懿掌权后，依然信任李丰，让他继续当尚书仆射，和卢毓一起主管选举。司马懿这样安排，除了两人亲司马氏的立场外，还在于两人都主张“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李丰亦曾赞同“先举性行而后言才”。
据王晓毅研究，曹爽当政期间曾改革一些制度，司马懿诛杀曹爽后，着手恢复曹操以来的制度。[39]《晋书》卷二《景帝纪》提到：
魏嘉平四年春正月，迁大将军……或有请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40]
此处的“三祖”当指曹操、曹丕、曹睿。司马师所推行的，除了军事制度有所变革外，其余的应该都是自曹操以来的制度。单就选举方面来说，司马师采用的是明帝曹睿时期的制度。明帝以来，用人注重经明行修[41]，其所用的吏部尚书卢毓主张“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正是这个卢毓，在司马懿诛灭曹爽后复任吏部尚书。而被司马氏选中与卢毓一起掌选举的就是赞同卢毓“先举性行而后言才”的李丰。可见司马氏的选举标准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司马氏刚夺得执政权，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以恢复明帝时的制度为己任，若此时李丰的选举标准与自己相反，怎么可能让他在掌选举的尚书仆射上任职到嘉平四年（252）？所以李丰论“才性异”，当在司马师掌权时期，即嘉平三年六月以后。
李丰这种前后的转变，并不是孤立的，与其相似的还有司马师。《晋书·石苞传》：
稍迁景帝中护军司马。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景帝。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俦二子，亦今日之选也。”意乃释。徙邺典农中郎将。时魏世王侯多居邺下，尚书丁谧贵倾一时，并较时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见称。[42]
司马师任中护军在正始四年（243），[43]丁谧任尚书在正始十年以前，则石苞任司马师的中护军司马当在这期间。司马师的这番言论，就是曹操“求才三令”的翻版，此时司马师所主张的，并不是司马氏当政以后所认可的“先举性行而后言才”。
二 “傅嘏论同”考
除了李丰、司马师外，对才性论的主张发生变化的还有傅嘏。
傅嘏本传曰：“嘏常论才性同异。”此处“才性同异”当作“才性同”解，所谓“常论”，按照一般的看法，似乎傅嘏一直主张“才性同”。然而，这句话在《世说新语》却作“嘏尝论才性同异”。[44]两者只有“常”与“尝”的不同，且两字互通，因此学者基本上都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字的不同，只有范文澜认为此处当作“尝”。[45]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常”还是“尝”谁对谁错，而在于这个“常”或“尝”作“经常”还是作“曾经”解。从上下文来看，作“经常”或“曾经”均极通。本文认为，“常”当作“曾经”解，因为傅嘏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主张“才性同”。
关于傅嘏的“才性同”，学者多引傅嘏难刘劭《都官考课》中“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这句话来证明之，将其中的“道”训为“道德”。[46]据《三国志·傅嘏传》引述原文如下：
昔先王之择才，必本行于州闾，讲道于庠序，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乡老献贤能于王，王拜受之，举其贤者，出使长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义也。方今九州岛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47]
按，傅嘏所讲的“昔先王之择材”到“此先王收才之义”一句，是化用《周礼·地官司徒·乡大夫》中的描述：
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48]
两相比较，可知傅嘏的所谓“道修”之“道”，不能释为“道德”，而是“道艺”的意思。郑玄注“贤者能者”曰：“贤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艺者。”又引郑众（郑司农）曰：“兴贤者，谓若今举孝廉；兴能者，谓若今举茂才。”[49]两汉之举孝廉和茂才，一重操行，一重才能。[50]则道艺当引申为“才能”之意。因此傅嘏所谓“行具而谓之贤，道修则谓之能”，不管是他的见解还是古人的意思，都是有德者为贤，有才者为能，两者不必相兼。可以肯定不是“才性同合论”。
这次考课法是由当时的吏部尚书卢毓提议的，具体制定则由刘劭负责。卢、刘两人都主“才性同合论”，[51]这个考课法大体上反映了卢、刘两人的观点，即偏向“才性同合论”。傅嘏主张“才性同”，亦即“才性同合论”，何以反对这个考课法？汤用彤认为，卢、刘二人虽属名家，但其法家精神明显，所以法家气息较浓的《考课法》受到属名家的傅嘏的反对。[52]王葆玹认为，傅嘏主张实行乡举里选，作为吏部尚书的卢毓则把选举权集中到了吏部，所以傅嘏表示反对。[53]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都认定了傅嘏是一直主张“才性同”的。事实并非如此。
上引傅嘏之文最后提到“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其中的“薄伐”的“伐”当作“功劳”解。[54]大概意思为：品状重德行，只根据品状来选人，则有实才的人未必符合要求；薄伐与实才相关，只根据薄伐来选人，则有德行的人未必符合要求。如果这样理解没错，那么傅嘏认为选举既要取有“德”之人，又要取有“才”之人，这样方能“尽人才”，而不是只取“德”或只取“才”，更不主张德才兼备，这也与前面提到的先王择才的原则一样。傅嘏此时的主张，倒与曹操的求才令有相似之处，不可能是“才性同”。傅嘏批评刘劭的《考课法》，虽然与他反对“选举专任吏部”或者个人“殊少法家趣味”有关，但更可能与他此时不主张“才性同”有关，所以才会反对具有“才性同合”偏向的卢毓、刘劭等人制定的考课法。至于傅嘏论“才性同”的时间，恐怕已不可考，但必定在景初元年反对考课法之后。[55]据本传裴注引《傅子》云：
河南俗党五官掾、功曹典选职，皆授其本国人，无用异邦人者，嘏各举其良而对用之，官曹分职，而后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为本，然持法有恒，简而不可犯，见理识情，狱讼不加槚楚而得其实。[56]
傅嘏在曹爽被诛后出任河南尹，此时主张与景初元年反对考课法时已不同，所谓“以次考核之”，则已经转而赞同考课了。又云“其治以德教为本”，那么选举方面也主张以德为主了，其时傅嘏所主张的恐怕就是“先举性行而后言才”的“才性同合论”。这表明在嘉平之后傅嘏的主张已与正始以前不同。
三 “才性四本”的时间上限
前面讨论了李丰和傅嘏在才性论上的转变，据此可以讨论“才性四本”的时间上限。
据学者总结，魏晋时代的哲学命题主要有六个：（1）有无之辨；（2）自然名教之辨；（3）言意之辨；（4）圣人有情无情之辨（即性情之辨）；（5）才性之辨；（6）君父先后之辨。[57]以上六个命题，除了“君父先后之辨”，其余的五个命题，都出现在正始时期。[58]这五个正始时期的命题，除了“才性之辨”，王弼都曾有论及且都成为玄学中的经典论题。为什么王弼偏偏对“才性之辨”不感兴趣呢？又，《四本论》的论者分别是傅嘏、李丰、钟会和王广，却没有何晏、王弼及夏侯玄。后三人才是正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59]亦系玄学水平最高的几位人物，并且与傅嘏等人同时，他们竟然都没有讨论“四本”，这如何解释？
汤用彤认为，王弼只论形而上学，对“才性”这样的“形而下之学”不感兴趣。[60]汤氏所论有一定的道理，但将王弼定位为“形上学家”而不屑“形下之学”，恐怕未妥。第一，王弼之学并非只是“形上之学”。据余敦康研究，王弼的著作强调崇本息末，主要针对当时的政治积弊，这种思想是与汉末的社会批评思潮一脉相承的，[61]并不是纯粹的“形上之学”。第二，前面提到《四本论》实际上已经抽象到属于玄学之范畴，将其归为“形下之学”似乎不妥。第三，即便《四本论》属于“形下之学”，王弼之学也并非只限于“形上之学”。何劭《王弼传》云：“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能夺也。”[62]王弼与刘陶论的是纵横家之言，便不是“形上之学”。第四，王弼对才性论也有留意，其注“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设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矣”条云：“况骄悕者必无周公才美乎！假无设有，以其骄悕之鄙也。”[63]王弼所谓的“骄悕者必无周公之才美”，当属“才性同合论”。因此，把王弼定位为“形上学家”，范围过于狭隘了，以此认为王弼不屑论“形下之学”的“四本”，未必公允。至于何晏和夏侯玄，他们都有政治抱负，对现实政治非常关注，[64]更不是只对“形而上学”感兴趣的人。
侯外庐等认为何晏等不讨论“才性四本”，是因为对“才”不重视。[65]此说亦未妥。如果何晏对才不重视，那么他掌选举未必会“各得其才”。[66]
既然何晏、王弼等都不是单纯的“形上学家”或不重视“才”的人，那么他们不讨论“才性四本”是因为不具备论“才性四本”的条件吗？恐怕不是。第一，他们的玄学修养水平应该是当时最高的，这无需赘论。第二，他们都深受名家影响：何晏为吏部尚书，选举“各得其才”，又与卫瓘等谈“名理”；[67]夏侯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所选皆俊杰；[68]王弼著书立说，其“论君道，辩形名，即为名家之说”，[69]其兼采名家，实为家学传统。[70]
要明了何、王等人不讨论才性之原因，恐怕得从“四本论”兴起的背景谈起。唐长孺解释魏晋时期才性论出现的原因说：
（从汉末以来）才性问题还是个悬而不决的问题。可是选举标准不确定，那些求仕的士人就常在惶惑不安之中，当时的政治思想既然偏重于分析批判名教，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企图获得结论是应有之事。[71]
唐氏认定汉末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政策以来，选举标准就一直没有确定，所以才出现了“才性论”。唐氏并没指出选举标准何时才确定下来，按照他的观点，至少在傅嘏等人论“才性四本”的时候还没有确定。然而，从曹魏建立到这时候也至少已经二十多年，选举没有一定的标准，这个政权还能得到士人的拥护吗？值得怀疑。据学者研究，曹魏自文、明两帝以来，选举其实都重儒学，注重经明行修。[72]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
汉末曹操提出“唯才是举”，是与“天下尚未定”相关的，亦即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引申。这种思想，实际上为当时的政治家所共有，“赘阉遗丑”的曹操如此，“四世三公”的袁绍亦如此。[73]即便曹操的“唯才是举”在当时影响很大，然而，自曹丕即位后，“儒雅并进”，“以事能见用”的有才之士遂被废黜，[74]选举的标准也已经逐渐转为重德行。《三国志·魏书》卷二二《徐宣传》提到：
中领军桓范荐宣曰：“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故晋文行舅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后于周勃也。窃见尚书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确然难动，有社稷之节。历位州郡，所在称职。今仆射缺，宣行掌后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明）帝遂以宣为左仆射。[75]
桓范所谓“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亦即曹操之“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桓范举荐有德行之徐宣，认为此时（明帝时）是“治平”之世，当用有德行之人。明帝擢用徐宣，表示他认同桓范的说法，其后他用“先举性行而后言才”的卢毓为吏部尚书，更是明证。虽然其间曾动摇，但并没有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袁绍等人认为乱世应重才能，是受到当时形势的影响，由此而兴起的才性论，实际上是探讨如何选举人才以结束乱世。到了治平之世，开始提倡德行，以巩固统治，乱世中所讨论的“才性离合论”于是没落，“才性同合论”由此盛行，主“才性同合论”的刘劭的《人物志》就是正始以前才性论的代表。[76]
此后在政治上处于领导地位的，都主张“才性同合论”，司马懿即如此。前引《石苞传》提到司马师用“好色薄行”的石苞为中护军司马，受到了司马懿的责难，可知司马懿所持的正是“才性同合论”。曹爽一党亦如是。《晋书·傅咸传》提到何晏的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77]傅咸为何晏仇人之子，[78]他称赞何晏的选举，当非溢美之词。西晋以孝治天下，其时选举标准应该就是“先举德行而后言才”，作为西晋人的傅咸评价何晏的选举亦当采用这个标准。如果这样推测没错，那么何晏的选举也是“先举德行而后言才”。清人钱大昕等称赞何晏有“大儒之风”，[79]这从何晏所持之选举标准也可见一斑。以此类推，举荐何晏任吏部尚书的曹爽，其选官的标准亦当与何晏同。至于史书中所载之曹爽任人为亲、所任非人等，即便不是后世之渲染，[80]恐怕也不是主流。因为，如果曹爽时期选举所得非人，那么身为吏部尚书的何晏也难辞其咎，傅咸绝无道理还会称赞他。夏侯玄也主“才性同合论”。他在《时事议》提到：
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涣然明别矣。……
岂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81]
王葆玹据上引之第二段第一句，认为是“才性离异论”在选举上的表现。[82]王氏的观点，似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从上下文来看，并不能单据后一段来下判断，前面提到的关于“伦辈当行均”即可任官的意见与后面的相连，对后面的理解极为重要。细读夏侯玄这段关于选官权限的议论，我们可以发现与卢毓的观点较为接近。《卢毓传》提到：
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毓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黄门李丰尝以问毓，毓曰：“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丰等服其言。[83]
唐长孺认为“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一句说明取有名即是举性行，[84]甚是。综合《卢毓传》的记载，所谓“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其实就是指，选举的时候先取有名的士人，然后通过考课检验这些“有名”之士，达到举才的目的。也就是说，选举取的是性行之士，再通过考课来检验这些性行之士的才能。这就是卢毓所谓的“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夏侯玄《时事议》所提到的其实与此相同，认为“伦辈当行均”就应该任官，当了官以后，再由官长考其“能否”，最后再由台阁综合两者的评定，“比随次率而用之”。卢毓“先举性行后言才”就是“才性同合论”，当无异议，因此夏侯玄所持的也应是“才性同合论”。[85]
前面提到王弼已经注意到“才性”的关系，并云“况骄悕者必无周公才美乎！假无设有，以其骄悕之鄙也”，语气相当肯定，认定了“才性同合论”。可见“才性同合”是当时的共识，所以他们没把才性问题当成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是李丰虽然对卢毓的“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曾有疑惑而后能赞同的原因。
“才性同合论”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这并不妨碍有人认同“才性离异论”，如傅嘏、司马师等，但如果把“才性离异论”付之实践却会受到责难，如前引司马师用“好色薄行”的石苞为中护军司马，即受到司马懿的责难，司马师通过一番辩论，把石苞说成具有“经国才略”的“异人”才顺利说服其父。因此，当时整个社会实际上还是处于“才性同合论”的统治之下，与东汉时代的“名教”社会其实是一样的。在这样一个时代，提出“才性同合论”，几乎没有意义，所以王弼、何晏等对此均不屑详论。然而，王弼等最终还是没有论“才性四本”，这说明“才性四本”的发生，当在何晏、王弼死后。因为要使成为共识的“才性同合论”受到有力的质疑，需要发生比较大的社会或政治震动，而恰恰此时发生了高平陵事变，这一现象恐怕不是偶然。
以上所论，表明“才性四本”之发生，应该不在何、王在世之时。何、王均死于嘉平元年（249），何晏死于此年的春季，[86]王弼死于秋季，[87]则“才性四本”发生的时间上限当不早于嘉平元年。
四 “才性四本”的时间下限
前面探讨了“四本论”的时间上限，那么其下限在什么时候呢？
《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刘注云：
《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唐长孺认为“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一句系“《魏志》卷二八《钟会传》中语”，“四本者”云云为“刘孝标按语”。[88]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的断句大体与唐氏相同。[89]按，《三国志·钟会传》云：
（钟）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90]
刘注所引的《魏志》指陈寿的《魏书》当无异议。“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一句，是出自前引《钟会传》的内容。“四本者”云云在《三国志》中完全找不到，唐氏认为是刘孝标按语，甚是，当是刘孝标从别的书节录的。“文多不载”云云，则说明刘孝标亲见钟会所撰之《四本论》。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四本者”云云就是刘孝标节引钟会《四本论》的内容。[91]
除了标点外，上引刘孝标注的“侍郎钟会论合”一句中的“侍郎”，也值得注意。王仲荦认为是指“黄门侍郎”。[92]此说有误。据前引的《世说新语》刘注云“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则此处侍郎当指中书侍郎，因与前面的中书令连称而省略“中书”二字，[93]若是指黄门侍郎则应该直接书“黄门侍郎”而不应书“侍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误解，可能是以为当时中书侍郎不称中书侍郎而称通事郎。
《宋书·百官志》云：
（魏）文帝黄初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置监，及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奉以入，为帝省读书可。晋改曰中书侍郎，员四人。晋江左初，改中书侍郎曰通事郎，寻复为中书侍郎。[94]
据此记载，似乎到西晋的时候才有中书侍郎的称谓，此前则曰“通事郎”。此说影响相当大，唐修《晋书》不但沿袭《宋书》，并且还肯定不疑地说“及晋，改曰中书侍郎，员四人。中书侍郎盖此始也”。[95]但此说也早被人质疑。《初学记》卷一一“中书侍郎”条小注云：
按《魏志》：“明帝诏举中书郎，谓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有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噉也。’毓举韩暨，帝用之。”又司马宣王辟王伯兴，擢为中书侍郎，亦明帝时。据此，中书侍郎起在魏代，沈约《宋书》云晋改，似谬也。[96]
杜佑《通典》亦认为中书侍郎起自曹魏，由通事郎改为中书侍郎则似在魏明帝之时。[97]《初学记》及《通典》所据之材料均出自晋以后，并没有引曹魏时期的材料。《三国志·钟会传》云：“迁尚书中书侍郎。”此条裴注引钟会为其母所作传云：“正始八年，会为尚书郎……嘉平元年，车驾朝高平陵，会为中书郎，从行。”[98]则所谓“尚书中书侍郎”即指“尚书郎”和“中书侍郎”，这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可证曹魏时已有中书侍郎。
又，王葆玹已经注意到此处钟会的官位有些“与众不同”。[99]此处钟会的官位是中书侍郎，已如前论，但中书侍郎只是钟会一生中较低的官位，这如何解释呢？前面已经指出，此处“四本者”云云是刘孝标节引钟会《四本论》的内容，那么此处所列四人的官位就是钟会撰成《四本论》时的官位。也就是说，钟会是在中书侍郎时集撰《四本论》。据本传，钟会在正元二年（255）由中书侍郎迁黄门侍郎；李丰迁中书令在嘉平四年（252）。[100]则钟会最后集撰成《四本论》的时间当在嘉平四年到正元二年之间。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把钟会撰成《四本论》的时间系于嘉平五年，证据是陈寿把“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一句系于嘉平五年诸葛恪图新城之后，嘉平末（嘉平只有六年，此处谓“末”，应该是嘉平六年，即254年）进爵关内侯之前，[101]颇为突兀，当系钟会集成《四本论》之时。刘说可参。[102]既然钟会最后撰成《四本论》的时间为253年，[103]那么傅嘏四人的才性论在此前就应该全部完成。所以我们可以把四人论“四本”的时间下限定在嘉平五年（253）。
五 结 论
以上探讨了《四本论》所形成的时间，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稍作讨论。
（1）《四本论》并不是傅嘏等四人某次清谈后留下的记录，而是钟会在事后把前人和自己的论述集在一起编成的著作。所以，即便王广是在嘉平三年为司马氏所杀，钟会可以到嘉平五年才编成《四本论》。
（2）钟会在《四本论》中称死去的王广为“屯骑校尉”，不称“故屯骑校尉”是符合当时习惯的。对故去有官职的某人的称呼，当时人在正式的上达长官或皇帝的表、疏等官方档案和一般性的著作、书信中往往不同，在正式的疏和表中一般称“故某官”，如毌丘俭举兵反对司马师时上疏称已经去世的司马懿、李丰为“故相国”、“故中书令”；[104]而在一般的著作和书信中一般直接称“某官”，如钟会在为其母撰写的传中称去世的司马懿为“相国”，[105]文钦给郭淮的信称已故的曹爽、王凌、司马懿为“大将军”、“太尉”、“太傅”。[106]钟会的《四本论》不是表章，而是一般性著作，称故去的王广为“屯骑校尉”并不奇怪。
（3）钟会在《四本论》中称故去的王广为“屯骑校尉”，不称其最后的官位“尚书”，也符合当时的习惯。古人称某人的官位，未必是按其生前的最后官位来称呼。[107]在当时，屯骑校尉的班位要高于尚书，[108]因此称“屯骑校尉”比称“尚书”要合适。另，王广死于司马氏之手，在当时似不应称其官位（当时王凌并没有平反[109]），而应称“贼臣”或“奸臣”等，[110]但此处却仍称“屯骑校尉”。与此相似的例子还有邓艾和钟会，据《晋书·段灼传》记载，段灼为邓艾平反时上疏称邓艾为“故征西将军”、钟会为“故镇西将军”，邓艾、钟会当时都背有谋反罪名，虽说段灼是邓艾之故吏而此后邓艾又被平反，[111]但钟会还是一直背负“逆臣”之名的，段灼还是称邓、钟两人为“征西将军”、“镇西将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邓艾、钟会最后且最高之官位是“太尉”和“司徒”。由此可见，对王广不称“尚书”而称“屯骑校尉”是合理的。
（4）夏侯玄不参与“才性四本”的讨论，是因为在高平陵事变以后，政治形势已经不允许他参与这种讨论。据《魏末传》记载，司马懿杀曹爽后召夏侯玄回京。自此之后，直至被杀，夏侯玄“绝人道，不蓄笔砚”，[112]已无参加此种讨论的条件。
综上所述，《四本论》虽然是由才性论而来，但已经是抽象化或玄学化了的才性论，因而深受后世玄学家的青睐。傅嘏等四人论才性同、异、离、合的时间虽然有前有后，但都集中于嘉平元年（249）到嘉平五年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对才性论所持之观点是有变化的，而变化的转折点在当嘉平元年前后，其中原因值得思考。
（唐 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1] 《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刘孝标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5页。
[2] 截至2004年，单篇的论文有二十多篇，见林丽真主编：《魏晋玄学研究论著目录（1884—2004）》，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5年，上册，第159—160页。此外，涉及此问题的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一些。青木正儿：《清谈》，岩波讲座东洋思潮，1934年，后收入氏著《支那文学思想史》，东京：岩波书店，1943年，第357—358页；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三卷，第51—59页；冈村繁：《“才性四本论”的性格及其形成》，原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二十八辑，1963年，后收入《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陆晓光译，《冈村繁全集》，第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周一良：《三国志札记》，原载《文史》第九辑，1980年，第219—222页，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37页，“曹氏司马氏之斗争”条；王葆玹：《正始玄学》，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第389—411页；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7页；田文棠：《魏晋三大思潮论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7—103页；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41—45页；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0—101页。断代史性质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四本论的讨论，如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86—87页；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05—707页。
[3] 冈村繁：《“才性四本论”的性格及其形成》，收入《汉魏六朝的思想和文学》，第231页；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4页。
[4]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735页，注⑤。
[5] 王葆玹：《正始玄学》，第401—403页。
[6] 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第91页。
[7] 姚维：《才性之辨——人格主题与魏晋玄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3—98页。
[8] 《三国志·魏书》卷二二《卢毓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52页。
[9] 唐长孺：《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300页。
[10] 《三国志·魏书》卷二一《傅嘏传》，第627页。
[11]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钟会传》，第795页。
[12] 《世说新语·贤媛》“王公渊娶诸葛诞女”条引《魏氏春秋》，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78页。
[13] 《南史》卷七五《隐逸·顾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75页。
[14] 《艺文类聚》卷一九“言语”条引欧阳建《言尽意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上册，第348页。
[15] 《资治通鉴》卷七三作“黄门郎”，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31页。
[16] 《三国志·魏书》卷二二《卢毓传》，第651页。
[17] 《资治通鉴》卷七四，第2347页。
[18] 王葆玹：《正始玄学》，第402—403页。
[19] 汤用彤认为《人物志》是魏晋玄学之前的理论，见《读〈人物志〉》，原发表于1939年昆明《益世报》，后收入《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20] 《南史》卷七五《隐逸上·顾欢传》，第1875页。
[21] 《晋书》卷四九《阮裕传》提到：“（阮）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辞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8页）按，阮裕需要“构辞数百言”来支持傅嘏，说明其以傅嘏之理为长只是个人的意见，并非客观事实。他赞同傅嘏之论，主要与其思想行为有关（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6页），顾欢站在批评《四本论》立场上，对《四本论》的得失应该是很了解的，所以顾氏的看法当更值得参考。
[22] 据本传注引钟会为其母所撰之传中提到，钟会生于黄初六年（225），到景初三年（239）才十五岁，不太可能于此时就论才性。
[23] 《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6页。
[24] 夏侯玄、张缉此时未必有实权，说他们预朝议，只是一种礼遇。
[25]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引《魏略》，第301页
[26] 《三国志·魏书》卷二五《辛毗传》载明帝曾在任命尚书仆射时咨询过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但此事并不能说明中书监令掌选举，仅为咨询的性质。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9—320页。
[27]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320页。
[28] 《三国志·魏书》卷一二《毛玠传》，第375页；《徐奕传》，第377页。除了这两人外，原来属于曹操丞相府掌选举的官吏在魏国建国后转尚书，可能也掌选举。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142页。
[29] 《太平御览》卷二一二《总叙尚书》引王昶《考课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二册，第1016页下。《北堂书钞》卷六〇《诸曹尚书》“王昶考课事”亦引王昶“尚书侍中考课”（北京：学苑出版社，影印南海孔氏本，1998年，上册，第455页上），除了个别文字不同外，意思亦大体相同。
[30] 万斯同认为李丰任尚书仆射在正始八年（247）。参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第二册，第2612页。
[31]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引《魏略》，第301页。
[32] 同上。
[33] 同上。
[34] 《晋书》云“时权臣专政，（卫）瓘优游其间，无所亲疏，甚为傅嘏所重，谓之宁武子”。见《晋书》卷三六《卫瓘传》，第1055页。
[35]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引《魏略》，第301页。
[36]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第299页。
[37]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引《魏略》，第301页。
[38] 《晋书》卷三七《安平王孚传》，第1083页。
[39] 王晓毅：《司马懿与曹魏政治》，载《文史哲》1998年第6期，第94页，收入《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5—147页。
[40] 《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6页。
[4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6页。
[42] 《晋书》卷三三《石苞传》，第1001页。
[43]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第2619页。
[44] 《世说新语》最重要的几个版本，如日本藏宋本、明袁褧嘉趣堂本、周心如纷欣阁本、王先谦思贤讲舍本等，在此处均作“尝”。此外，其他一些书引这句话时也有作“尝”的。
[45]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四《论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上册，第336页，注十四。
[46] 冯友兰：《魏晋之际关于名实、才性的辩论》，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持同样意见的还有，田文棠：《魏晋三大思潮论稿》，第89—90页；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第125页。
[47] 《三国志·魏书》卷二一《傅嘏传》，第623页。
[48]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一二《地官司徒·乡大夫》，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上册，第716—717页上。
[49] 同上书，第716页下。
[50] 唐长孺：《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第301页。
[51] 唐长孺认为卢毓主“才性合”，其余学者大都认为卢毓主“才性同”，“才性同”和“才性合”相近，前面已经论述，故都可归为“才性同合派”。刘劭主张，可能近于“才性合”，见陈寅恪：《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93页。
[52] 汤用彤：《读〈人物志〉》，收入《魏晋玄学论稿》，第16—17页。
[53] 王葆玹：《正始玄学》，第409—410页。
[54] 卢弼《三国志集解》注引何焯曰：“薄伐，疑作簿阀。官簿阀阅也。古字或通。”又引梁章钜曰：“伐，劳也；薄伐，微劳也。似不必改字。”见《三国志集解》卷二一《傅嘏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35页。从上下文来看，作“微劳”更通。
[55] 此据《资治通鉴》，第2328页。
[56] 《三国志·魏书》卷二一《傅嘏传》注引《傅子》，第624页。
[57] 唐翼明：《魏晋清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87—109页。
[58] “君父先后之辨”成为一个值得争论的命题是在西晋以后，见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7—239页。
[59] 《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引刘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322页。
[60] 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收入《魏晋玄学论稿》，第73页。
[61] 余敦康：《论王弼的谋略思想与贵无论玄学的关系》，原载《孔子研究》1986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中国哲学论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8—180页；又收入《何晏王弼玄学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23页。
[62]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钟会传》引何劭《王弼传》，第795页。
[63]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四《论语泰伯第八疏》“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条，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二册，第108页。楼宇烈把这条归入《论语释疑》，见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下册，第625页。
[64] 缪钺：《清谈与魏晋政治》，原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收入《缪钺全集》第一卷《冰茧庵读史存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7—131页。
[65]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54页。
[66] 《晋书》卷四七《傅咸传》，第1328页。
[67] 《世说新语·赏誉》“卫伯玉为尚书令条”引王隐《晋书》，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5页。
[68] 《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引《世语》，第295页。
[69] 汤用彤：《读〈人物志〉》，第18页。
[70] 王粲就是名理学专家，所谓“校练名理”，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四《论说》，上册，第327页。
[71] 唐长孺：《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第309页。
[72]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5—36页；祝总斌：《评魏晋宋齐“儒教沦歇”及“近世取人，多由文史”说》，原载《文史》2006年第1辑，收入《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8—370页。
[73] 《后汉书》提到袁绍上表献帝云“臣闻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便是证明，见《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387页。
[74] 《三国志·魏书》卷一五《贾逵传》注引《魏略》，第486页。
[75] 《三国志·魏书》卷二二《徐宣传》，第646页。
[76] 汤用彤认为《人物志》是正始前学风的代表（见《读〈人物志〉》，第14页）；冯友兰认为《人物志》如果不是《都官考课》所附的《说略》，也是同《都官考课》有关系的著作（冯友兰：《魏晋之际关于名实、才性的辩论》，第5页）。王晓毅甚至认为《人物志》成书在青龙四年（236）以前（王晓毅：《人物志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载《东岳论坛》，2007年第28卷第6期，第87页）。
[77] 《晋书》卷四七《傅咸传》，第1328页。
[78] 《晋书》卷九六《列女·杜有道妻严氏传》，第2509页。
[7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何晏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80] 杨耀坤：《有关司马懿政变的几个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第94—96页。
[81] 《三国志·魏书》卷九《夏侯玄传》，第295—296页。
[82] 王葆玹：《正始玄学》，第408页。
[83] 《三国志·魏书》卷二二《卢毓传》，第651—652页。
[84] 唐长孺：《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第309页。
[85] 景蜀慧认为夏侯玄这段“分叙”说，是既主张“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才性的同异离合，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一种相反而相成的关系，与正始玄学家糅合儒道，打通天人的哲学努力相一致（见景蜀慧：《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载《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69页）。其说可参。
[86] 此据《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第123页。
[87] 《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引何劭《王弼传》，第796页。
[88] 唐长孺：《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第298页，注①。
[89] 徐氏的断句相对细致，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上册，第106页。
[90] 《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第795页。
[91] 此点冈村繁已指出，见《“才性四本论”的性格及其形成》，第235页，注十六。
[92]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735页，注⑤；持同样意见的还有王葆玹：《正始玄学》，第153页。王葆玹同书第152—153页据《傅子》“司隶校尉钟会年甚少，嘏以明智交会”一句，认为“钟会《四本论》乃是集述傅嘏学说，并暗示出他的集述应是结交傅嘏一事的起因。两人交友时钟会已是司隶校尉，在此以前是黄门侍郎”。此说误，钟会与傅嘏相识相交最迟不能晚于正元二年（255），因为傅嘏死于是年，而钟会也在此年才当黄门侍郎，到甘露二年（257）才升为司隶校尉，此时傅嘏已死两年，不可能跟钟会相交！我们只能如此理解，傅玄写此段文字是在钟会任司隶校尉时，所以称钟会为司隶校尉。据此，《傅子》之说，是指傅嘏在钟会年甚少的时候就与之相交，而不能理解为：傅嘏与年甚少的司隶校尉钟会相交。
[93] 这种省略不只此处，在《三国志》中也有不少例子，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265页。
[94] 《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45页。
[95]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34页。
[96] 《初学记》卷一一“中书侍郎”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一册，第274页。按，“司马宣王辟王伯兴”中的“王伯兴”当作“王伯舆”，即王基，见《三国志·魏书》卷二七《王基传》，第750页。
[97] 《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中书侍郎”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一册，第562页。
[98]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钟会传》注引钟会为其母所作传，第786页。
[99] 王葆玹指出，傅嘏、王广、李丰的官位都是生前最高职位，而钟会不是。见王葆玹：《正始玄学》，第402页。
[100]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第2614页。
[101]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卷下，卷之七，第535页。
[102] 陆侃如亦把此事系于此年。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下册，第568—569页。
[103] 王葆玹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引《魏氏春秋》“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一句，认为钟会在正元二年（255）之后才认识嵇康，而《世说新语·文学》却说：“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从而断定钟会撰成《四本论》在正元二年之后。此说有误。首先，《魏氏春秋》所云“闻康名而造之”，似乎钟会当时是第一次见嵇康，但就是这第一次见面，两人就成仇，所谓“会深衔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钟会在此之后才撰成《四本论》，还会去屈尊要嵇康一见？而且《世说新语·文学》所载，亦未说钟会之前已经认识嵇康，恐怕也是闻其名。综合两书的记载，当是钟会写成《四本论》时，虽然没有认识嵇康，但已闻其名，所以急欲嵇康一见其作，但又怕嵇康问难，所以不敢见面，其后钟会依附司马氏有了权势，再“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去见嵇康，结果被嵇康瞧不起，于是“会深衔之”。
[104]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毌丘俭传》裴注引毌丘俭表，第763—764页。
[105]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钟会传》注引钟会撰其母传，第786页。
[106]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毌丘俭传》注引文钦与郭淮书，第766页。
[107] 钱大昕曰：“郑康成注《周礼》，称（郑）兴为郑大夫，（郑）众为郑司农。兴以县令终，而称大夫，举其贵者也。”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一《后汉书二》“乃征为太中大夫”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108] 司马师废齐王芳时各官员的名单中，尚书的班位要低于屯骑校尉。《三国志·魏书》卷四《三少帝纪》引《魏书》，第129页。
[109] 王凌直到泰始元年才平反，见《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3页。
[110] 如李丰谋废司马师被杀后，齐王芳下诏封赏司马师时称“奸臣李丰”，见《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7页。
[111] 《晋书》卷四八《段灼传》，第1337页。
[112] 《艺文类聚》卷五八“笔”条引《魏末传》，上册，第1054页。“笔砚”，《魏略》作“华妍”，梁章钜认为当作“笔砚”；卢弼认为当作“华妍”，理由是“笔砚二字与蓄字不联属，太初方事著述，岂有无笔砚之理”（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九《夏侯玄传》，第299页下）。卢弼之言未当，《艺文类聚》把此条放在“笔”条下，则“笔”字未必误。卢氏谓此时夏侯玄“方事著述”，是未了解当时之处境，深受司马氏猜忌的夏侯玄实已无从事著述的条件，对司马氏来说，夏侯玄蓄华妍，反而更能为他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