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文化视域下的环境哲学及其历史脉络
从空间层面来分析，中西文化渊源和背景对环境哲学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环境哲学从19世纪下半叶起在美欧国家首先出现，它萌生、成长于西方现代哲学的传统思维向度或方式的边缘处，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哲学范式的学术气象。相比之下，中国背景与语境下的环境哲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产生与成熟，在外生内发的特性中体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接下来，笔者将分别从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视域阐述环境哲学的主要内容与历史脉络。
（一）西方环境哲学的源流与发展
西方环境哲学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以梭罗、利奥波德、卡逊、罗尔斯顿、辛格等为代表的美欧思想家的环境文学与环境哲学著作中。它以西方视域与英语文献清晰地表明，人类文化与文明不能迷恋于自身创造的物质劳动成果，不能沉湎于日益人工化或“智化”的生存生活环境，而忽视自然生态的现实状况或存在。因此，它所彰显的环境关爱向度，在强弱互见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与阐发中，既表达了对原生态自然环境存在的价值理解与尊重，也站在批评的立场表明了欧美发达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以富有侵略性的资本与技术所造成的人类生态危机的弊端。
尽管从2500多年前的希腊走来的哲学当属古老，但以美欧为基地的环境哲学却显得如此年轻。以环境伦理学为主线的西方环境哲学的发展，致力于实现从哲学边缘向哲学中心的突破，并在其不算久远的历史中展现出五次引起强烈反响的高潮。依此，我们可以归纳为西方环境哲学产生与发展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该世纪末，是西方环境哲学的孕育阶段。1854年，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发表了其超验主义的经典作品《瓦尔登湖》[1],10年后，乔治·珀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于1864年出版了《人与自然》[2]。它们共同开启了环境思想以自然写真为内容素材向哲学思辨靠拢的进程。在梭罗之后的时间里，美欧的自然文学著作与自然主义思想层出不穷。19世纪中叶前杰弗逊的“农业天然道德论”、泰勒的“田园共和主义”和爱默生的“自然超灵论”等哲学文化观念，播下了美国社会环境哲学朴素的信仰和理想的种子，而19世纪末美国的乡土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转型，也以蒙昧的自然价值论推动了农业文明观念对工业革命浪潮的“反哺”。伴随着美国19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第一波环境保护运动，面对机械化、工业化与资本扩张所导致的“分裂性现实”，以资源保护为基本诉求，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与约翰·缪尔（John Muir）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用感性的言说与故事化的情节思考生活何为、家园何在等人类生存环境的根本问题。
第二阶段，20世纪初到50年代，是西方环境哲学的诞生阶段。随着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美欧社会第二波环境保护运动，美欧的自然文学题材催生了西方社会的环境哲学。1915年，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置身非洲丛林与河水中的原生态世界，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理念，将伦理学考量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所有生命，成为环境哲学领域之中生命伦理学的奠基人。[3]从情境复述到价值思辨，在积淀了近一个世纪之后，面对美欧社会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胜利背后的种种困惑，比如资源耗竭、废气排放、水质污染、物种灭绝、森林破坏等环境问题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关注，西方环境哲学的首批结晶呼之欲出。1949年，环境哲学思想的先驱、美国思想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出版。[4]该书于1969年由塞拉俱乐部再版后得以广泛流传，成为影响环境哲学发展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大地伦理”一文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经典篇章。
第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是西方环境哲学的成长阶段。此间，对生态环境的关切成为欧美社会的重要议题，而环境运动在西方世界中迅速崛起。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5];1968年，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出版了《人口炸弹》一书[6]，其中将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口过剩。到60年代后期，随着世界性的第三波环保运动席卷全球，环境哲学日益从一种隐蔽的哲学变成显见的哲学。它以普遍而又具体的自然主义的知识模型，阐发了对急剧扩张的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批判。著名的《科学》杂志于1967年和1968年先后发表了林·怀特（Lynn White）的论文“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和加雷特·哈丁（Garett Hardin）的“公地的悲剧”。可以说，这些著述以一种震人发聩的声音，从环境神学、环境伦理学的进路开启了西方环境哲学的崭新历程。
第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西方环境哲学的成熟阶段。这也是西方环境哲学著述的一个高峰时期，而在这个阶段及其之前，环境伦理学往往是环境哲学的代名词。环境伦理学是“一种试图通过表明物种成员之间的种属差异甚或无机组织并不是伦理考虑的障碍来扩展对于自然的反人类沙文主义的道德框架”[7]。毕竟伦理道德视野是主宰了西方环境哲学研究150多年的主导性进路，因而，西方环境哲学也就十分自然地成为伦理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环境伦理学。
部分由于美欧社会第三波大众环保运动的推动，1970年4月22日发起组织了第一个“地球日”。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8]同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与会各国通过了保护全球环境的《人类环境宣言》及其“行动计划”，其中提出了26条关于人类对全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的共同原则。
环境保护实践的不断进展，也在提醒着哲学理论不能滞后。在70年代初，一些哲学家尝试着从宗教、历史、道德与社会的角度，对怀特与哈丁的观点做进一步的诠释。比如，美国哲学家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出版了他的著作《是否为时已晚？一种生态神学》[9]，而佐治亚大学教授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T. Blackstone）则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哲学与环境危机》。[10]
在西方哲学原产地的欧洲，环境哲学也在默默成长。这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学术刊物《探索》的创办者、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于1973年在该刊发表的论文“浅绿与深绿的、面向长远的生态运动”[11]。而《环境价值》杂志于1992年在英国的创刊，则使得欧洲环境哲学的发展迎来新的契机。它是环境哲学领域继《环境伦理学》之后的又一份按专家审稿制度运作的学术刊物，也进一步夯实了环境哲学的理论阵地。
值得指出的是，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在另一片看似孤独的澳洲大陆，也在悄然成长为环境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镇。1973年，澳大利亚哲学家理查德·鲁特莱（Richard Routley）在第15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发表了论文“是否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伦理，或一种环境伦理”。[12]有评论认为，这篇论文堪称西方当代环境伦理学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分水岭。鲁特莱在对传统伦理学反思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论证新的伦理学是否可能，希望通过扩展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人类本身），来创建一种全新的环境伦理学。1974年，另一位澳大利亚哲学家约翰·帕斯摩尔（John Passmore）发表了理论回应性专著《人对自然的责任》。[13]帕斯摩尔认为，鲁特莱的假设并无必要，基于人类自身的价值视域，传统伦理学完全能够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准确理解与正确应用传统伦理学中的精髓。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讨论以传统伦理学是否应退场、环境伦理学是否可以缺位、环境伦理学是否能够取代传统伦理学等问题，揭开了环境伦理学研究中旷日持久的“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或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伦理学）之争。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述问题都一直是该领域争论的焦点。帕斯摩尔的观点虽然并没有在西方环境伦理学界达成共识，甚至引起了泾渭分明的争论，但西方环境伦理学界的学者至少在那个阶段是以帕斯摩尔的观点为靶子，在批评与商榷中多数趋于认同“非人类中心论”，或至少是“弱人类中心论”。
环境哲学的真正自觉，在集结学术队伍、凝聚学术共识的意义上离不开学术阵地的创建。1979年，哈格洛夫、罗尔斯顿等人创办了《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学刊。这是一个以环境伦理学为代表的环境哲学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同时，它也是环境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时期有很多重要著作相继问世，表明该领域的理论建构已渐趋体系化。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在1986年出版的著作《哲学走向荒野》中[14]，对生态整体主义做了系统性论证，并补充阐释了“完整性”和“动态平衡”两个原则。此外，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保罗·泰勒（Paul Taylor）的《尊重自然》（1986）、布赖恩·诺顿（Bryan Norton）的《为何要保存自然的多样性？》（1988）、马克·萨戈夫（Mark Sagoff）的《地球的经济》（1988）、尤金·哈格洛夫（Eugene Hargrove）的《环境伦理学的基础》（1989）等[15]；较为重要的个人文集还有贝尔德·卡利科特（J. Baird Callicott）的《捍卫大地伦理》（1989）等[16]。
第五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是西方环境哲学的深入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环境哲学尽管还在为进入主流哲学的行列而努力，但其掌握的前沿议题及对全球社会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它自身的地位。全球绿色政治的崛起，也为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深入创造了条件。作为20世纪90年代举世瞩目的环境事件，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深远的一次空前盛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来自178个国家的代表团，其中包括118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全球峰会。该会议通过了《地球宪章》《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四个重要文件，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政治与治理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新阶段。
进入21世纪后，环境哲学已经开始得到哲学界越来越明确的承认，并逐渐走向前台。[17]如今，环境哲学研究拥有了自己明确而又独立的学术界域；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它不再只是环境伦理学的另一个指称，相反，环境哲学在学科层面上涵盖了环境伦理学。对此，我们可以比较分析由泰德·霍德里希（Ted Honderich）编撰的《牛津哲学指南》1995年第一版与2005年第二版的不同编排。第一版的《牛津哲学指南》只有“环境伦理学”的词目，而在10年之后的较新版本中，出现了“环境与环境哲学”及“环境伦理学”两个不同的词目。“环境哲学是关于人类与非人类存在之间关系的所有的哲学思考。由于该学科成长于人类如何对待自然世界的应然行为，因而它长期受制于环境伦理学层面上的讨论。面对这种霸权，一些作者指出，‘环境哲学’要高于‘环境伦理学’，因为他们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应用伦理的问题。其中的主要区别是，与应用伦理的理论取向不同——致力于解决现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环境哲学对传统哲学理论解决环境问题的潜能持一种天然的怀疑态度”[18]。
不仅如此，在学科交叉、视域互换、境遇相融、多元碰撞的复杂过程中，环境哲学与环境科学、环境政治学、环境社会学、环境心理学等相互对话、彼此借鉴。结果是，环境哲学的理论体系愈发成熟。
比如，尼尔·卡特（Neil Carter）在《环境政治学：理念、行动与政策》的第一部分，就从如下五个方面来概括了环境哲学：“环境哲学的主要理论观点与议题是什么？自然是否拥有超出人类需要的独立价值？自然界中的某些部分是否拥有高于其他部分的价值？人类对于多大范围之内的自然世界负有责任？环境哲学能否提供一种绿色思想体系的伦理基础？”[19]
尽管西方环境哲学由于产生较晚而缺位于众多西方哲学史的专著与教科书，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性环境难题引起了诸多有识之士对环境哲学的关注，相应地，环境哲学已日益走上了哲学殿堂的前台。甚至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史甚或伦理学史，必将随着人们对环境哲学成果的逐渐认知与认可而改写。对此，霍德里希概括道：“皮特·辛格用功利主义理论去论证对所有有感觉的生命形式的平等道德考虑。为了能够做到合乎道德地对待有感觉的生物，我们需要想象一种似乎成为他类生物的感觉。汤姆·雷根关于扩展非人类动物权利的讨论，强化了人类不能无视其他动物在一个更大范围的互惠网络中作为道德主体存在的责任与义务。保罗·泰勒基于康德哲学的伦理理论，为采取一种尊重自然的生物中心论的伦理态度做了深刻辩护。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致力于阐明，物种存在于生命共同体，人类没有权利把一个物种与它长期进化其中的生态系统分裂开来。”[20]同样可以相信的是，当代西方哲学史也必将为环境哲学的发展留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中国环境哲学的诞生与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环境哲学虽然历史较为短暂，但却展示了也许更为旺盛与鲜活的生命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不足40年间，中国环境哲学走过了西方哲学近170年的历程。作为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所生成的环境哲学研究，其开阔的理论与现实关注视野带来了新颖的问题域，展现了汉语世界中环境哲学的独特魅力。[21]当然，后来者的登堂入室总会有着后天的优势与先天的短板，历史的欠账并不能一步跨越而勾销。中国环境哲学的理论不能都是舶来品，其原创性还有待加强。但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与幅员辽阔的地域，也为中国环境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毕竟，中国环境哲学源于我们根深蒂固的儒道释文化土壤，虽然它不能直接转化为环境哲学的构成部分，但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人类行为自制的观念及仁爱自然的思想等，都在不同层面上支持着中国环境哲学包容多元、万物齐生的理论阐述。
而在一个颇具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理论方程中，环境哲学的伦理进路虽是十分重要的一块，但却远不是其中的全部。自然价值思辨、绿色政治哲学、生态公民教育、环境美学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环境哲学思考的理论论域；生态和谐社会、绿色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等的原则与路径探讨的环境哲学现实指向，也是中国背景与语境下的必然。可以说，虽然西方环境哲学的开创走在了中国环境哲学的前面，但中国的环境哲学却呈现为一种后来者居上的欣欣向荣局面。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环境哲学从无到有，逐渐成长，走过了一段不同凡响的历程。接下来，笔者将从如下6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环境哲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及其进展。
1．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征
对环境哲学概念与学科特性的讨论，是整个环境哲学研究中的元问题，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也不例外。对于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佘正荣认为，“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环境哲学乃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普遍联系的哲学”[22]。包庆德则认为，环境哲学“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为己任”[23]。在环境哲学的学科性质上，中国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强调环境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本质性区别，认为环境哲学不应仅仅理解为一般哲学原理在分析生态环境问题上的运用；另一种看法侧重于从环境哲学与生态科学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中，来把握环境哲学的性质。对于环境哲学的理论体系，包庆德认为，环境哲学的理论架构应包括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生态价值论、生态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24]余谋昌认为，环境哲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视角来看世界，其主要观点是：人与自然之间有着本质性区别、不能夸大或过分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区别、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要重视自然界对于人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25]解保军则认为，环境哲学就是研究生物、环境与人类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应分别从环境哲学本体论、环境哲学辩证法、环境哲学认识论、环境哲学历史观以及环境哲学社会观的角度来加以具体阐发。[26]
迄今为止，对环境哲学一般性问题的探讨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自然生态的独立权利、（非）人类中心主义。刘福森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所需要的哲学，是不同于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新哲学。环境哲学不是一般哲学的分支或“下属学科”，而是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的新形态的哲学。环境哲学是以自然存在论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以环境价值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以“生命同根”为价值前提的生态伦理观和以“生态约束”为特征的新发展观。[27]卢风则从环境伦理学中的两个不同纲领（人类中心主义者坚持的“经济增长瘾”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主张的“良知的革命”）、辩证有机论的自然观和价值观、消解“培根—笛卡儿理想”等三个方面，阐发了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指导下的生态文明观。[28]对于中国环境哲学的远景，周国文、卢风认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已日益展现出一种重视环境哲学理论的社会影响与扩大环境哲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当然，环境哲学未来图景的建构，既需要环境哲学能够创造出恰当与合理的理论知识，从而有效避免或终结流行哲学在自然生态观念上的盲区，也需要各方努力共同促成现存现代哲学观念在生态视域或话语体系下的新生。[29]
2．生态伦理的环境哲学研究
像在美欧国家一样，对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的探讨，成为中国环境哲学孕育与成长的催生性议题领域。在余谋昌看来，生态伦理学是在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全面失调的严峻形势下，为适应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严重挑战而提出来的。同时，他概括指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两个基本准则是：人与自然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传统继承与现代性相统一。[30]周国文认为，一个健全生态社会的生态伦理，是既体现人类社会理性、又尊重自然生态权利的公共生活规范。在人与自然界的互动过程中，既捍卫公民作为自然人的一般属性，又要保障非人类自然存在享有自身的权利。这种基于生态伦理的价值立场，将会支撑起生态系统中一个充分的普遍的道德世界。[31]刘福森则指出，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哲学，应该是以生态意识为核心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价值选择、以关爱自然和保护环境为伦理态度的新哲学，并认为，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念已落后于时代现实，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哲学革命，从而树立一种新的“生态伦理”或“关爱自然伦理”。[32]
在可持续发展与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树立生态伦理观，意味着对人类的实践行为进行反思、规范与约束。王学川从生态伦理角度出发，论证了生态环境危机的成因在于人类错误的价值观、人类需求膨胀导致的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经济活动和科技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本身，并指出，生态伦理的价值取向要求我们努力使科学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类，即有利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需要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并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33]郇庆治主张把自然价值观念的更新与生态伦理学研究相结合，强调人类的自然价值观念应当基于人类价值利益相对于自然整体的依存性、人类与其他类存在价值权利的平等性、人类与个体价值利益的不一致性等方面进行革新，从而解决生态伦理学中的主客体界定、利益冲突的道德评价标准、人类活动的道德动因问题。[34]
3．环境伦理的环境哲学研究
与上述学者略有不同的是，陈安金具体分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指出它们各自的意义及其局限性，并提出要建立一种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认为这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归宿。[35]相比之下，杨通进着重阐述了环境伦理学的三个理论性焦点，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权利话语与环境伦理、自然的内在价值与环境伦理。[36]在另一篇文章中，杨通进首先论述了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精神——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然后又对环境伦理学背景下的绿色文明做了具体阐释。[37]此外，他还分析了环境伦理学的两种探究模式（即道德哲学模式与应用伦理学模式），通过区分并说明环境伦理学的这两种探究模式，试图解答人们关于环境伦理学之身份的困惑，并对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38]而在韩立新看来，环境伦理是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挑战，环境伦理必须要建立在对自由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环境问题使自由主义所假定的开放的无限空间受到了挑战，自然环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有限性，它与人类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协调的矛盾。依此，他先是讨论了哈丁的“救生艇伦理”，但它明显存在着正义方面的局限性，随后又引入了日本哲学家加藤尚武的“地球全体主义”。在韩立新看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路径或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39]薛勇民强调指出，通过认识到当代环境伦理学理论体系中的现代性困境、提倡宽容与和平、反对价值独断论、倡导交流对话等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建构起一个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框架。其实质上就是，我们需要更好地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实践，把握当代人在与自然、与后人对话中的恰当位置，实现东西方生态智慧的真正融合和整合，从而建构起一种适合于全球绿色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40]刘孝廷则着重分析了价值与伦理的关系、发展与未来的关系，并指出，环境伦理的未来学基础是一种“似伦理”，未来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主客体关系，而且，环境道德的底线主要是人类后代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问题。[41]
4．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哲学研究
不难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哲学思想成为中国环境哲学研究的成果丰硕的一个议题领域。[42]余谋昌着重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环境哲学思想，认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以及正确对待自然客观规律的思想，对于今天我们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3]王国聘详尽分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认为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来把握、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立场是相一致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并不是自然本身包含着什么人的道理，而是指自然具有这样的可能性，即自然可以作为借助于人的劳动而发生变化、被人化、被纳入社会的各种自然力，因而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材料或对象；马克思的许多生态环境思想仍可以理解为探究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指南。[44]解保军侧重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视域，概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污染的状况、类型和危害，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深层次根源，探讨了减少生态环境污染的制度性前提与基本途径。[45]刘仁胜从如下四个方面评述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与观点：莱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认为经济危机的生态转嫁和消费异化直接导致了生态危机；奥康纳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系统阐发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克沃尔在2002年版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福斯特和柏克特则全面阐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使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环境危机具有了更大的理论相关性或启发价值。[46]
此外，欧阳爱权从实践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本质和发展态势，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实践特征——实践主体：中心地位的不可消解性；实践的本质属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实践路径：社会制度与科学技术变革的统一；实践目标：自然与历史的相互生成性。[47]杜秀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从生态自然观、生态社会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环境观等多角度、多层面，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哲学思想，主张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化的道路。[48]赵宬斐则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49]的生态思想的理论阐发入手，以生态视域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理论批判，提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相结合，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相应地，在致力于构建生态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我们应当将“马克思立场”置于思考和实践的首位，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境域下的解读模式与路径。[50]陈文庆则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三个维度——自然本源的生态世界观、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与和谐发展的生态实践观出发，论证了中国走“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51]
5．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环境哲学研究
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资源或生态智慧的挖掘、整理与阐发，为中国环境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营养。[52]余谋昌着重分析了儒家的环境哲学思想，认为“天人合一”是儒学环境哲学的思想基础，“仁爱万物”是儒学环境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天地之性和为贵”是儒学环境哲学的价值论。朱晓鹏认为，道家主张自然无为、知止知足、热爱生命，强调人与自然须臾不可分离的统一性，肯定自然与人具有同等的价值，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重释和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53]卢风则认为，环境危机归根结底是现代性的危机。儒家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与现当代人的理解截然不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对当代环境思想有着诸多启示。若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享受“孔颜之乐”，那么地球的生态压力就会大减；借鉴儒家的天人关系观，我们可以找到纠正人类集体道德错误的客观参照系；“赞天地之化育”是一种好且正当的生活方式。[54]此外，卢风还从《道德经》的文本出发，对老子所阐发的反物质主义、反理智主义和“甘于居小”的智慧做了分析，并认为，老子的文明观是最符合生态主义理想的文明观。在当前的现代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争论中，在他看来，大力扩大信仰生态主义的人群，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55]孙敏明以当代环境哲学思想为参照，整理与阐发了庄子思想中的环境哲学思想和生态智慧，并从“顺道安道”的思想基础、“自然无为”的基本特征和“以人合天”的理想境界等三个方面，做了具体阐述。[56]李飞等整理与概括了《左传》中有关生态资源利用情况、生态环境变化以及当时统治阶级采取的应对措施等方面的描述，提出《左传》包含着“天人合一”“顺天则时”“俭用节欲”等丰富的生态思想萌芽，可以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57]陈红兵详尽阐释了佛教思想中“利乐有情，庄严佛土”“众生平等”“无情有性”等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价值观，与佛教关注精神超越和德性修养密切相关的佛教的生态德性思想，以及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佛教的生态环保实践。[58]余谋昌则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生命观、“依正不二”的生命与环境统一思想、“中道缘起”的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众生平等”的环境伦理思想、追求“净佛国土”的和谐社会思想等方面，阐述了“佛教生态思想”对于环境哲学研究的启迪价值。[59]
6．关于绿色变革的环境哲学研究
绿色变革与转型的哲学依据或理论基础，是许多侧重于环境政治学或政治生态学视野的学者的关注重点。近年来，郇庆治系统阐述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自治市镇主义）、包容性民主理论、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左翼绿党政治理论等支派构成的所谓“红绿色”或“绿色左翼”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和主要观点，以及它们对于当代社会绿色变革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挑战。在他看来，尽管就实践层面而言，欧美“红绿”的社会主义激进政党/绿党左翼和全球性运作的民主、生态新社会运动/团体，都还难以构成对现实主导性经济政治秩序的实质性挑战，但从理论层面上说，无论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反对或解构，还是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愿景或想象，进入21世纪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都在提供着前所未有的内在一致性、可信度和吸引力。[60]差不多同时，郇庆治也系统阐述了由“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国家理论”“环境全球管治理论”等支派构成的所谓“浅绿色”或“生态资本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和主要观点，以及它们对于当代社会绿色变革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挑战。在他看来，“生态资本主义”的初始性内涵是把市场原则扩展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物质价值尤其是自然资源，进而，它希望、相信和设想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克服或至少实质性缓和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环境挑战。因而，生态资本主义既是一种较为实用主义的或注重实效的绿色政治社会理论，也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社会理论。他认为，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确带来了当代欧美国家某些政策创制与制度革新意义上的“绿化”，但同时也突显出如下三个方面难以克服的内源性矛盾：渐进改善与结构性变革的矛盾，个体环境意识、责任和行动与国家培育、规约之间的矛盾，本土中心与全球视野需要之间的矛盾。[61]
此外，卢风认为，着眼于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须普及生态学知识，树立生态价值观，实现“良心的革命”，摒弃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必须促成科技的生态学转向，并使之成为一种新文明的智力基础；必须使制度构架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激励生态经济的成长和发展，鼓励绿色消费。[62]李保宁则具体阐述了绿色技术、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绿色营销、绿色消费、绿色文化、绿色认证、绿色标志、绿色壁垒、绿色保护等12个国外绿色文明发展的趋势，认为它们对于当下中国以绿色变革为背景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63]黄晓云主要分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变革或转型观点，认为他们的确揭示了现代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成因，但所倡导的绿色变革方案，由于在绿色变革的力量和途径方面仍面临着一系列难题，还无法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运动或行动。[64]徐世玲等则着重强调了消费方式变革对于绿色转型的重要性，认为绿色消费必将成为21世纪的消费主流。[65]
综上所述，中国环境哲学的孕育与产生，在时间上大致对应于西方环境哲学的第四个阶段。中国环境哲学研究起步的相对迟缓，一方面是由于汉语世界对自身历史传统中生态文化基因的挖掘只是最近40年来才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是由于来自西方英语世界的环境思想启蒙需要借助于1978年开始的社会改革开放进程这个宏观的背景。正是在上述背景和语境下，中国学界围绕道德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自然生态价值的存在与否、非人类自然存在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伦理是否可能等广泛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辨与论争，并且成果斐然。相应地，中国环境哲学的成熟与发展，则大致对应于西方环境哲学的第五个阶段。此间，中国环境哲学开始以中国视野、中国语言与中国思维，阐发并建构着汉语世界对于环境哲学的关注与理解。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已经产生了一些颇具原创性思想的环境哲学论著。它们与许多较高水平的西方经典译作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环境哲学研究的文本依据或基础。
值得提及的是，位于环境哲学学科边缘但又属于其广义之分支的环境（生态）美学，以颇具吸引力的焦点、生活化的议题与陶冶情操的言语异军突起，成功地建构起了自然之美的哲学视野。此外，环境文学的崛起也推动了中国环境哲学的发展。环境文学以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生动多样化的形式，既强化了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切身感知，也以形象化的方式展现了环境的概念。尤其是从一种广义的生态文化视角来说，环境文学依其生动形象的特征而成为生态文化的两翼之一，另一翼则是以抽象思辨为特征的环境哲学。
[1]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李继宏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 George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New York:Scribner's,1864）.
[3] 陈泽环：《敬畏生命：阿尔贝特·施韦泽的哲学与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王铁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6] Paul R.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68）.
[7] Ted Honderich（ed. ）,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 256.
[8] 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和丹尼斯·梅多斯：《增长的极限》，李涛、王智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9] Jr. John B. Cobb, Is It Too Late? A Theology of Ecology（Beverley Hills:Bruce and Glencoe, a divi-sion of Bensinger,1972）.
[10] William T. Blackstone（ed. ）, 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74）.
[11] Arne Naess,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A summary”, Inquiry,16 （1973）, pp. 95-100.
[12] Richard Routley, “Is there a need for a new, environmental ethic? ”Proceedings of the XV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Varna, Bulgaria:17-22 September 1973）.
[13] John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s（New York:Scribner's,1974）.
[14] Holmes Rolston Ⅲ, Philosophy Gone Wild:Essay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Buffalo:Prometheus Books,1986）.
[15] Paul 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Bryan Norton, Why Preserve Natural Diversit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Mark Sagoff, The Economy of the Earth:Philosophy, Law, and the Enviro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Eugene Hargrove,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89）.
[16] J. Baird Callicott, 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Albany:SUNY Press,1989）.
[17] 卢风：“生态文明的哲学阐释——卢风教授与美国北德州大学环境哲学学者对话”,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期，第20—24页。
[18] Ted Honderich（ed. ）,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 255.
[19] Neil Carter, The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Ideas, Activism,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p. 13.
[20] Ted Honderich（ed. ）,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 256.
[21] 曹孟勤、卢风主编：《中国环境哲学20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2] 佘正荣：“从‘硬技术’走向‘软技术’——一种生态哲学技术观”, 《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33—39页。
[23] 包庆德：“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生态哲学的深层逻辑”, 《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第37—45页。
[24] 包庆德：“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6—9页。
[25] 余谋昌：《生态哲学》，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26] 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2页。
[27] 刘福森：“新生态哲学论纲”, 《江海学刊》2009年第6期，第12—18页。
[28] 卢风：“论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学术界》2002年第4期，第98—107页。
[29] 周国文、卢风：“重构环境哲学的契机与趋向”, 《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第18—23页。
[30] 余谋昌：“确立生态伦理观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环境报》2010年12月14日。
[31] 周国文：“生态伦理的价值立场”, 《人文杂志》2009年第2期，第177—186页。
[32] 刘福森：“寻找时代的精神家园——兼论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11期，第5—9页；“生态伦理学的困境与思路”,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77—81页。
[33] 王学川：“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质与生态伦理的价值取向”, 《科技管理研究》2011年第1期，第231—234页。
[34] 郇庆治：“自然价值观念更新与生态伦理学”, 《理论学刊》1993年第2期，第25—28页。
[35] 陈安金：“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走向”，载沈立江主编：《当代生态哲学构建：生态哲学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150页。
[36] 杨通进：“环境伦理学的三个理论焦点”, 《哲学动态》2002年第5期，第26—30页。
[37] 杨通进：“环境伦理与绿色文明”, 《生态经济》2000年第1期，第44—47页。
[38] 杨通进：“论环境伦理学的两种探究模式”, 《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1期，第11—15页。
[39] 韩立新：“自由主义和地球的有限性”, 《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36—41页。
[40] 薛勇民：“论环境伦理的后现代意蕴”,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9期，第10—13页。
[41] 刘啸霆：“未来价值与环境伦理——关于环境伦理学未来学基础的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23—26页。
[42] 郇庆治主编：《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0页。
[43] 余谋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环境哲学思想”,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第83—91页。
[44] 王国聘：“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生态环境思想的考察”, 《现代哲学》2001年第2期，第48—52页。
[45] 解保军：“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第62—67页。
[46]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概况”,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3期，第58—62页。
[47] 欧阳爱权：“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践维度”，载沈立江主编：《当代生态哲学构建：生态哲学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7—15页。
[48] 杜秀娟：《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9] “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来的，通常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述。
[50] 赵宬斐：“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探微及当代启示”，载沈立江主编：《当代生态哲学构建：生态哲学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23—33页。
[51] 陈文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载沈立江主编：《当代生态哲学构建：生态哲学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34—39页。
[52] 谢阳举：《老庄道家与环境哲学会通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乔清举：《泽及草木、恩至水土：儒家生态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53] 朱晓鹏：“论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现代生态伦理学意蕴”，载沈立江主编：《当代生态哲学构建：生态哲学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181—191页。
[54] 卢风：“浅谈儒学对当代环境思想的启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第1—6页。
[55] 卢风：“老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4期，第1—5页。
[56] 孙敏明：“庄子生态哲学思想研究”，载沈立江主编：《当代生态哲学构建：生态哲学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第192—200页。
[57] 李飞、严耕：“《左传》生态环境思想解读”, 《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093—1095页。
[58] 陈红兵：《佛教生态哲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59] 余谋昌：“佛学环境哲学思想”,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第25—32页。
[60] 郇庆治主编：《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进入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第127—139页。
[61] 郇庆治主编：《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第108—128页。
[62] 卢风：“生态文明与绿色消费”, 《深圳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第73—78页。
[63] 李保宁：“世纪之交话绿色——国外绿色文明的12种趋势”, 《科技信息》1999年第4期，第40—41页。
[64] 黄晓云：“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色社会变革观点评析”, 《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21—23页。
[65] 徐世玲、王书明：“消费方式的绿色变革及其趋势”,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4期，第8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