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但曰“唐宋”，不论“宋元”：对历史时段概念的反思
葛兆光曾在文章中写道：“‘唐宋’仿佛早已成为一个关于历史时段的固定词汇。”他“随意举一些例子”，讨论唐宋之变化的，在中国有傅斯年，在日本有内藤湖南[12]，都是20世纪初的事情，而“明清”的连用，亦可想而知，因为清朝到20世纪初才寿终正寝。仔细想想，这样把不同的王朝连用看作一个历史时期，究竟是在怎样的一种语境下形成的呢？它究竟表现了一种怎样的历史认识？
索诸文献，将不同王朝连用，历时已久。《左传·成公十三年》四月有“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的说法，《大戴礼记·礼察第四十六》亦有“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观之乎”句，但这些似乎只是把历代简单连用，表示过去的时间，而不是特定的历史时段的组合。《汉书·谷永传》云：“则商周不易姓而迭兴，三正不变改而更用。夏商之将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13]又同书：“虞夏商周，孔纂其业。”[14]《晋书·礼志》：“臣闻礼典轨度，丰杀随时，虞夏商周，咸不相袭，盖有由也。”[15]都是类似的用法。但在唐令狐德棻修之《周书》中，以王朝组合为特定时段的用法便有出现：“史臣曰：昔贤之议者，咸云以周建五等，历载八百；秦立郡县，二世而亡。虽得失之迹可寻，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变，复古未闻。……五等之制，行于商周之前；郡县之设，始于秦汉之后。”[16]“商周”和“秦汉”这两个时期就其实行的不同体制而言，各自有了共性，因此有了各自结合为一个历史时段的理由。
“秦汉”这个概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还基本上没有出现，应该是作者身处其间的缘故，但在班固的《汉书》中便已多次出现，如卷二九，“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卷三六，“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卷六二，“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卷九一，“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等等[17]。这说明在班固的时代，虽然“秦汉”还有表示“前代”的一段时间这样的含义，但也逐渐被视为具有共性的同一个历史时段，特别是制度上的共性，被后人加以沿用时着意强调[18]。“隋唐”的概念也颇类此，在宋代文献中就已频繁连用，如“自周之衰，道与世降；秦汉、隋唐之君，见闻单狭”，秦汉与隋唐这两个词语已并列表示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段[19]。如前所述，这与秦和隋比较短命，而在制度上汉、唐与之承继关系较深是直接关联的。在这中间，“魏晋”“六朝”也是逐渐固定之时段概念，不赘论。
但无论“秦汉”还是“隋唐”，由于其成就的辉煌和延续之长，“汉”和“唐”都居于主要的地位，“秦”和“隋”都是附属，因此“汉唐”也往往构成一个历史时段的称谓。而在唐以后，唐代的重要地位一直得到承认，因此，即在宋代，“唐宋”这个合称就已出现于文献之中，譬如有詹玠《唐宋遗史》、僧仁赞《唐宋类诗》等书[20]，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中亦有“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句。但这个词真正得到大书特书显然是在明代，因为朱元璋不断强调自己与“唐宋”的继承关系，而力图与元划清界限。如吴元年朱元璋命中书省定律令时，“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21]；再如洪武三年“诏定公侯仪，从礼部尚书陶凯考，定以唐宋之制为准”[22]；又如洪武四年“礼部奏：临濠宗庙宜如唐宋同堂异室之制”[23]等等，不胜枚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明代文献中，“宋元”并提时多用作此前的一般时间概念，类似于“前代”，而极少把它们当作在制度或文化传统上同质的两个朝代。如永乐五年，“昔宋元之时，安南逆命，兴兵讨之，皆无成绩。今之此举，实逾古人”[24]；宣德十年，“房山民言其县北七十里有龙潭，历宋元以来，祷雨辄应”[25]；嘉靖五年，“因取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迹可为法戒者”[26]等。清代文献中也大体类此，由于在它的前面又多了一个明代，所以在表达前代之意时，往往“宋元明”连称。由此可见，民国以后对中国历史时段的把握，是以以前历代的习惯性用法为基础的，而历代的习惯性用法，除了表前代之意外，一是出自对不同朝代之制度与文化一致性的认识，二是出自与本朝统治合法性的关联。
为什么但曰唐宋而不曰宋元，甚至也不曰元明呢？前曾述及也是人所共知的一个原因，就是唐宋通常都被视为中原汉人建立的王朝，而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有其特殊性，与前与后都较少制度上的承继性，所以既不能和宋连用，也不好和明连用。我们知道有“汉承秦制”“宋承唐制”或“清承明制”，但却没多听说有“元承宋制”或“明承元制”，尽管这种制度上的承继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见呢？当然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知道，本朝修前朝的历史，既是表明本朝是前朝的合法继承者，也是表明对前朝合法性的承认。《宋史》是元朝修的，也具有同样的意味。但是与两宋同时存在的政权，先后还有辽、夏、金。元朝所接续的，在中原政权的意义上是宋，但在草原帝国的意义上和族群的意义上却是辽、金。所以元朝修正史，还有《辽史》和《金史》，说明它是承认这两个政权的正统性的，承认与它们的继承关系。
元朝建立之初准备修史的时候，还是引起了一场较大的争论：
初，世祖立国史院，首命王鹗修辽、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修通三史。延祐末，国史院编修官袁桷请购求辽、金、宋遗事，从之。然义例未定，有欲如《晋书》例，以宋为本纪而辽、金为载记者；或又谓辽立国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后尝称臣于金，以为不可；又有待制王理者，著《三史正统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建隆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一时士论不决。
最后还是在顺帝至正三年三月“诏厘为三史，而各统其所统”[27]。其顺序是《辽史》《金史》，最后才是《宋史》，说明元朝是把它和草原帝国的承继性看得要比与中原王朝的承继性更重的。这样，怎么可能会有“元承宋制”的说法呢？
对这种态度，明代人当然很不满意。正统十三年时，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上书说：
窃观宋、辽、金三史，成于前元至正间。当时秉国大臣皆辽、金族类，不以正统归宋，遂分裂为三，而以辽、金加于宋首，不惬人心，不协公论。初修之际，言者虽多，卒莫能改。至今越百年，凡有志史学、正纲常者，未尝不掩卷愤叹也。盖宋承中华之统，礼乐教化之隆，衣冠文物之盛，仁义忠厚之风，三代以降之所仅见。不幸辽、金二虏迭扰其间，后虽南渡，而天命人心，实所归附；盛德弘纲，难以泯没。元儒陈桱修《通鉴续编》，既正其统；而三史全书，尚仍其旧，况《宋史》文字繁复，板本复毁，当厘正传布，不可或缓。钦惟皇上负大有为之资，承列圣之统，日御经筵，屡命儒臣讲论宋史，以资治道，宋之明君贤臣事迹，何幸晦于昔而显于今乎！乞敕翰林文学老成之臣一人，同臣于南京选文职官有学识者三四人，共加论述，以成有宋一代全书。[28]
但是皇帝似乎不太重视，回复说你就自己修好了。周叙无可奈何，过了几年就死了[29]。无独有偶，嘉靖年间有个福建莆田人叫柯维骐，也以为这非常不妥。“《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30]，重新建构了宋朝的正朔。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明朝时哪些人特别强调汉人正统？哪些人觉得北方的金、元进入占据中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上面提到的都是南方人。仔细想想，这些地区的人，在某一个历史时段，差不多也不是汉人。但后来他们都特别强调自己的汉人身份，至少觉得汉人的文化正统后来跑到他们那儿去了。研究华南的学者就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以汉人自居者，在当时的汉文文献记载的他们的祖先时，使用的字往往都有个犬旁。这当然是汉人的蔑称，但说明他们确被视为其他的族群。到明代以后，他们渐渐读了儒家的典籍后，变成了士大夫，就说自己特别代表汉人的正统，对汉人的正统争得特别厉害。我们了解历史的真实，不能光听他们自己怎么说，而要回溯到金、元时期去看那时的族群状况。
在《元典章》里讲了一个案子：
至大三年九月□日，福建宣慰司承奉江浙行省札付，准尚书省咨：刑部呈：于至大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蒙都堂钧旨，分付到木八剌告指乱言文状一纸……问得木八剌状招：既是回回人氏，庄农为业，自合守分过日，却不合于至大三年三月十九日，为知官司捉获帖里等谋歹，将首告人给与官赏，及怀恨本村住坐人马三等时常指攀木八剌应当一切杂泛差役，因此将木八剌幼小听得妄传词话，自行捏作乱言事情，虚摭马三：于至大元年六月二十日，有马三就于甸内锄田处，对木八剌道：“往常时汉儿皇帝手里有两个好将军来，杀底这达达剩下七个，走底山洞里去了。上头吊着一个，驴下面一个，鼓儿听得扑洞洞响，唬得那人不敢出来。您杀了俺，几时还俺？那将军道，日头月儿厮见呵，还您。如今日月厮见也，这的是还他也。”又虚捏：于当月二十日，有本庄住人小甲，就于甸内锄田处，对木八剌言说：“如今真定府背后河元曲吕来，直了也。汉儿皇帝出世也。赵官家来也。汉儿一个也不杀，则杀达达、回回，杀底一个没。”[31]
虽然这个案子说的是一个回回造谣说汉人有反叛言论，但这类流言在社会上也的确存在和流传。这类强调汉人与回回、蒙古人族群对立的言论和情绪，在南方是很普遍的，可以说比华北显得更强烈。这种强烈的意识是否真正说明，他们对于汉人的那套东西很认同，还是说另外有想法或实际的考虑，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想象元和宋之间的承继关系，也很难想象明朝人会公开讲和元朝蒙古人有什么承继关系。明朝人想建构的是明朝和宋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和元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人们有意识地去强调甲朝和乙朝之间的延续性，同时又强调丙朝和丁朝之间的断裂性，这些话语在今天究竟应该怎么看？到底甲和乙在哪些方面有断裂，哪些方面是接续？
我们反思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意义，最重要的是过去人们经常强调的是断裂，是“汤武革命”之类，而他强调的是接续[32]。为什么过去人们强调断裂呢？还是因为西晋以后到隋唐之间的这一段是异族统治，过去叫“五胡乱华”，“正统”的历史学家要把他们的活动从历史中抹去，所以传统的时段概念叫“汉魏六朝”，叫“汉唐”，北方民族的历史就不见踪影了，甚至可能存在认为只有唐才是汉的继承者这样的潜意识。为什么陈寅恪能看到接续？因为他不是从政治的关怀，而是从文化、社会的关怀来审视政治史和制度史的。这就是我所谓社会史视角或者文化史视角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