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学说介绍

本书的第一部分基于对历史经验的考察和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来探究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进而为时下的供给侧改革和产业政策找到理论依据和政策思维；第二部分则以更大篇幅来解读和拓展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相关学说，进而对新结构经济学作进一步的学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审视发展经济学的现代发展路向；第三部分则从思辨逻辑上对有关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引起的争论作一评述，进而挖掘不同主张背后的哲学思维，从而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缺陷。正是由于本书的很大篇幅都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关，因而，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探讨议题、思想认识和理论发展，就有必要在绪论中对本书论述中所涉及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相关学说作一简要介绍。

首先，新结构经济学何以谓“新”？

新结构经济学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因而，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就需要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中去寻找。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大体经历了这样三阶段的演变：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需要而兴起了发展经济学，罗森斯坦罗丹、缪尔达尔、赫希曼、普雷维什、辛格、纳克斯以及刘易斯等开创者都强调，由于各种市场失灵的存在，欠发达国家往往不能自然而然进入经济起飞，从而需要政府制定特定的产业政策来促进工业化，如通过市场保护来培育出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其次，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激进产业政策相继遭遇了挫败，尤其是拉美国家政府为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而扭曲了经济发展，安妮·克鲁格、拉尔等人就发起了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挑战，他们否定产业政策或者其他任何政府干预政策的有用性和必要性，而强调创建自由市场和“守夜人”性质政府的必要性；最后，随着20世纪末“华盛顿共识”在全球各国推行所引发的困境以及21世纪初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一些学者开始再次反思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和论断，再次重视产业政策并积极探寻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变革。正是在此背景下，林毅夫倡导一种基于传统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相结合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应地，新结构经济学就具有这样的双重特性：一方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剖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技术以及市场特性上的差异，试图通过政府的作用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治理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同等水平；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将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视为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这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事实上，传统结构经济学的政策就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或者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措施来构建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依靠保护政策以及实行进口替代等发展起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或者采用发达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但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市场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应该根基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比较优势，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解决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产权保护、信息供给、外部性协调等问题，并同时承认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

其次，发展中国家如何确定目标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每一时点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并以企业自生能力（即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获取社会上可接受的利润率的能力，其前提是企业所在行业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微观分析基础而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和相关的生产活动特性的差异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相应地，林毅夫倡导因势利导地促进比较优势转换和生产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其中的关键在于确定发展的目标产业；进而，为了指导各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林毅夫还构建了一套两轨六步法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其中的两步是：（1）确定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2）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其中，第一步又是关键。为此，林毅夫提出了“增长甄别”的六个步骤。（1）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确定一份满足如下条件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2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超过20年。（2）在该清单的产业中，政府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人企业已自发地进入的产业，并设法确定：这些企业提升其产品质量的障碍；以及阻止其他私人企业进入该产业的障碍。（3）对清单上那些全新的产业或是很少从事出口的企业，政府可以采取特定措施，鼓励第一步所确定的高收入国家企业来本国投资以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通过设立孵化计划等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行业。（4）除在第一步中贸易商品和服务清单上确定的产业外，政府还应密切关注本国成功实现自我发现的其他私人企业，并为这些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5）在基础设施落后、商业环境欠佳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可投资于工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并做出必要改进以吸引愿意投资于目标产业的国内私人企业或者外国企业。（6）政府也可以为在第一步确定的产业清单中的国内先驱企业或国外投资者提供激励，以补偿它们的投资所创造的非竞争性公共知识。

再次，有为政府在产业升级中如何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政府应该在产业升级中扮演积极角色，由此倡导了一种积极性的有为政府说；进而，林毅夫还根据现有产业和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而将产业分成五种类型，从而进一步细化了在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和升级中有为政府因势利导的功能承担。（1）追赶型产业，是指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低的现有产业，如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等。政府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本国企业并购拥有先进技术的海外企业以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可以支持本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以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而把那些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2）领先型产业，是指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的产业，如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政府可以设立科研基金来支持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大投入、高风险的基础科研，可以通过采购帮助取得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企业较快地形成规模化生产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可以在人才培训、资金、法律、领事保护、投资保护上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从而维持该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3）退出型产业，是指丧失了比较优势或者还有比较优势但产能富余的产业，如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等。政府可以通过提供人才培训、展销平台等鼓励产业集群中部分有能力的企业在品牌、研发、管理、市场渠道管理等方面升级到高附加值链上，可以通过提供信息、人才培训、资金支持以及合作创办园区等方式协助多数企业转移到低工资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支持产能富余产业中一些企业以直接投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国家。（4）“弯道超车型”产业，是指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新兴产业，如信息、通信产业的软件、手机等。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人才和税收优惠政策等以鼓励创新性人才创业，并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数量众多的科技人才以及完备的生产加工能力而能迅速将概念变成产品等优势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5）战略型产业，是指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并且我国尚不具比较优势但关系国防安全的产业，如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等。政府可以通过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并以政府采购和推广到其他国家来支持其产品的生产，也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软硬条件来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最后，如何认识不同产业政策的成败？

林毅夫之所以倡导新结构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GIFF框架和有为政府说，根本上源于对世界各国大量实践的观察、总结和提炼。事实上，在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和迅猛发展过程中，几乎都离不开特定的产业政策；即使在号称全面推行自由市场的现代发达国家，各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也都制定了发展制造业的各种产业政策，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以及“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德国的“高技术战略2020”、日本的“以3D造型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制造革命”等。产业政策之所以如此普遍，自然有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等各方面的原因；同时，正是由于每个国家在文化、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国情，从而具体产业政策在目标、内容和措施等方面也有不同的选择，进而也影响或导致了产业政策的成功和失败。譬如，基于对二战后世界各国产业政策中成功和失败案例的观察，罗宾逊认为政治因素对产业政策成败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由此提出了五个主要论点：（1）理论上有充分理由相信产业政策可以在促进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有大量案例能够证明产业政策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3）也有大量反例表明产业政策的失败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4）成功案例与失败案例之间的区别在于政策的政治角力上，产业政策的成功往往在于当政者希望工业化能顺利完成，或者是政治体制的激励迫使他们这样行动；（5）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必须改变他们对产业政策的思考方式。^[1]当然，各种因素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往往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动。一般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在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赤裸裸的支配和影响典型地出现在二战后，这是由当时国际政治对立的社会形势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壮大经济力量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出现在迄今还未走出未开化状态的传统社会中，因为政治权力是此类社会中资源配置的主要乃至根本性机制。但是，当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常态”，尤其是对已经融入现代文明并将经济增长和国民生活提高作为基本国策的那些国家而言，影响产业政策的根本因素，与其说还是停留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不如说更主要是基于对经济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林毅夫强调思想理念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上的决定作用，深入剖析了各国制定产业政策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意识，指出了那些失败的产业政策所存在的方向性错误，进而发展了根基于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