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为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乃至社会上盛传“狼来了”的呼喊，各方都在积极寻找对策，尽管这些对策往往是南辕北辙。但是，前一章的分析却指出，“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源自一国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逾越的。与此相反，如果进行更深刻的逻辑剖析，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社会发展中却真正存在着一个“高收入陷阱”，它受困于一国政策上非此即彼的冲突，从而更具“必然性”。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考察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资本和商品流动，需要剖析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所衍生的经济效应差异。长期以来，资本输出都被视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掠夺和抢占第三世界原料和市场的工具，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工具，也是不合理国际分工和经济秩序的根源。似乎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百害而无一利”，因而发展中国家必须加以抵制。既然如此，试问：为何当前反对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输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呢？那些不能融入全球经济的很多国家为何迟迟无法摆脱贫困呢？这些现实问题都会引发有识之士对流行理论的审视。事实上，正如前面两章揭示的，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内源资本有限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时，外源资本就成为突破瓶颈的重要因素；更不要说，外源资本不仅有助于自然资源和公共设施的开发和建设，而且往往还伴随着管理经验、新兴技术和现代营销的传播。有鉴于此，本章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资本流动带来的社会经济形势作一深层的剖析，尤其是通过对美国现状的分析来预测美国未来可能的政策导向，进而探索在资本日益丰裕之下的中国应有的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