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总结

本文分别以“启”为主、以“书”为辅对两者进行了研究。可得出的结论是，以书信作为媒介，官僚、士大夫之间相互的关系得到加强，同时也对具体的政治过程产生了影响。在以科举—人事体系为中心的官僚制，以及以该官僚制为核心的科举社会之中，日常行政以科举、选举等制度为中心进行操作，而能令制度更加圆滑地运作起来的是社会网络，书信则是该网络的重要媒体手段。

不过，作为主要分析材料的“启”，它的内容侧重于惯例性、礼仪性，因此，所提供的信息还不足以囊括科举社会网络的方方面面。例如，官员的赴任、送别等场合经常会互相馈赠诗文，那么也可以通过对诗歌的研究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文第二节中提及安丙与魏了翁的关系，在对之进行研究的时候，也有必要考察一些十分有意义的诗歌：例如魏了翁送给四川制置大使安丙的生日贺诗（《安大使丙生日》^[45]）、对安丙送赠白玉环的回礼诗（《谢安大使丙见遗白玉环》^[46]）、安丙被召回中央担任同知枢密院事时的送别诗（《送安同知丙赴阙五首》^[47]）等等。

此外，还需要注意四川这个地域的特殊性。本文曾提及，四川与其他地域不同，由于与京师距离较远，就在地方设置了类省试，以代替赴京之省试。四川在北宋时期也实行了相当特别的人事法规（定差法），小州的知州以下由转运使实行漕选，而四川出身的官员大多都在四川历任数官。近年陈松的论文对四川的特殊性进行了量化分析，指出四川士人的婚姻圈基本是在四川的范围之内^[48]。魏了翁本来姓高，他的父亲高孝璹见自己的胞兄魏上行没有儿子，于是就把魏了翁送给他当养子。而相同情况的并非仅有魏了翁一人。高孝璹同样是魏了翁的祖父魏革过继给高氏的养子。如此便跨越了四代人，相互之间反复地进行养子过继。蒲江高氏与魏氏彼此往来，如同一族，在养子过继以后，魏了翁仍与本身的亲兄弟之间保持着亲密交往。魏氏、高氏的婚姻对象集中于“同郡”（邛州）、“同邑”（蒲江县）、“同里”的范围内，呈现出以“同邑”（蒲江县）为中心的狭窄范围内紧密联结的情态^[49]。因此，在通过魏了翁的材料探讨科举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必须把四川地域的特殊性考虑进去。

书信确实是解析宋代社会网络的有效手段，而且本文通过运用“书”的材料研究政治的运作，也使我们认识到它作为探明政治过程的有效史料的重要性。书信材料在今后的研究当中，其史料价值将被提升到一个新的级别。本文所提出的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必要。

【平田茂树，男，1961年生，日本静冈县静冈市人。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博士。现任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宋代政治史、社会史等。】

（原载《北大史学》总第20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 同名论文曾提交于2014年6月哈佛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Middle Period China Conference information”,本文是在其基础上添加修正而成。

[2] 参见拙文《日本宋代政治制度研究述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40—63页；《日本宋代政治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95—102页；《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22—27页。笔者相信，文中对宋代政治史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认识，是宋史研究者所共有的。2013年9月，在北京大学主办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

[3] 文中暂且使用“科举社会”一词。虽然“科举社会”的概念仍有暧昧之处，但是，例如近年出版的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挙社会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0年）一书中就尝试较为明确地提出它的定义，即着眼于科举所含有的“社会的流动性”和“社会再生产功能”，“把科举成为传统社会体制的再生产系统之环节的社会构造，称之为科举社会”。该处所谓“社会的流动性”“再生产”等说法，简单来说，就是认为：由科举产生了身份、阶层以及空间的社会流动性；同时，科举作为政治、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装置”对宋代社会的形塑也起到重要作用。关于第一点，可以参看何炳棣著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年）一书，第二点则可参看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著，秦玲子译《再生産装置としての明清期の科挙》（《思想》810，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95—102页）一文。不过，本文的“科举社会”倾向于指更为广义，即着眼于以科举制和人事体系为中心的官僚制，并以此官僚制为中核形成的社会。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并不止步于科举，而是进一步考察士人成为官僚以后，在不断晋升的阶梯中，如何通过自身的地缘、血缘、学缘、业缘等网络，获得必须的来自高官与上司的荐举。笔者认为，如此运转的重层网络，同样具有与上述“社会的流动性”“再生产”两大系统相似的社会功能。关于这个观点的大致轮廓，可参看拙文《宋代の朋党形成の契機について》，《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3—46页。

[4] 详见拙文《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27页。

[5] 参见李伟国《宋代书信类文献的外延、内容及整理研究刍议》，Pembroke Workshop, Oxford：Letters and Notebooks as Sources for Elite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900—1300与会论文，2014年。

[6] 在中国社会的交际上，与书信同样重要的是名刺。岸本美緒《名刺の効用―明清時代における士大夫の交際》（《風俗と時代観》，東京：研文出版，2012年，179—217页）一文即论证了名刺在可以称之为网络社会的中国内所承担的“职能”。笔者认为，书信其实也和名刺一样，在宋代社会的交往当中起到了润滑油一般的作用和功效。

[7] 可参看朱惠良《宋代册页中的尺牍书法》，《宋代书画册页名品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市来津由彦《朱熹門人集団形成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02年；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还有，2014年1月在英国举行的Pembroke Workshop, Oxford：Letters and Notebooks as Sources for Elite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900—1300中，发表了十数篇以书信、笔记为材料考察士大夫之间交往的论文。

[8] 尽管有如黄宽重《论学与议政——从书信看孙应时与其师长的时代关怀》（Pembroke Workshop, Oxford：Letters and Notebooks as Sources for Elite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900—1300与会论文，2014年）等相关成果，但在政治史领域该方向的研究仍有待增加。

[9] 本文主要使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的《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以下简称《鹤山集》），而其中文字异同则与《全宋文》（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中经过诸版校勘的版本互相参照。

[10] 《宋元学案》卷八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647—2692页。作为思想家的魏了翁研究，可参看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作为文学家的魏了翁研究，可参看张文利《魏了翁文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魏了翁的年谱研究，可参考彭东焕《魏了翁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 司马光《书仪》卷一，《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2册，462—464页。

[12] 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六《谢邛守范秀才宗丞启》，《全宋文》卷七〇七五，420页。

[13] 魏了翁的老师可知的有何普、杜希仲、章寅臣、范荪等数人。何普是魏了翁四岁时候的老师，《荣州司户何君普墓志铭》（《鹤山集》卷七一，《全宋文》卷7113，119页）记云：“余生四年，从乡先生何君德厚受书数方名，未期岁，更他师，犹以父执事之。厥二十有二年，当庆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策进士，余与君偕试于左右廊，余既叨第，君亦以特奏名入等，侪辈往贺焉。”这里说的是，魏了翁四岁时师从何普，虽然不足一年的时间就换了另一位老师，但是此后仍然把何普当作父友一辈的人尊敬以待，在魏了翁考中进士之时，何普也以“特奏名”的方式中举。随后，魏了翁又从学于杜希仲，《杜隐君希墓志铭》（《鹤山集》卷八三，《全宋文》卷7125，315页）记云：“予自幼与内外群从兄弟皆从杜德称先生游。虫飞而兴日，三商而罢夜，窗率漏下二十刻，受馆十余年犹一日也。厥后弟兄连年举进士第，析圭符节者相望。余亦忝禁近，而公卒不偶命也。”这里说的是，魏了翁由五岁开始十余年间一直与兄弟们一起在杜希仲处学习。接下来的一位老师是章寅臣，《洛县丞章公墓志铭》（《鹤山集》卷八二，《四部丛刊》本）记云：“年十有七，从乡先生章公游，先生必迪以义理，语辄心解，似不以凡儿畜之，予益慊然自愧。”证实魏了翁在十七岁时即开始跟从章寅臣学习“义理之学”。再然后就是学于范荪，魏了翁由他那儿开始接触到了真正的“理学”。若只通过“启”文，我们无法了解魏了翁思想形成的状况，但是，“书”里却保留了相当部分有助于考察该问题的材料。试举一个例子：通过解读《鹤山集》卷三二所收《上建康留守叶侍郎适书》（《全宋文》卷7069，308页）、《答虞永康刚简书》（《全宋文》卷7075，314页）、《又答虞永康书》（《全宋文》卷7069，316页）三篇，我们可以看到，魏了翁、叶适、虞永康在开禧二年（1206）围绕叶适《师立斋铭》的释义，已经表现出不同的儒学取向，而魏了翁更逐渐走向了朱子学。

[14] 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八，《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47册，517页。

[15] 《鹤山集》卷九《赴遂宁进士期集即席赋》（《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140页）是魏了翁嘉定十五年（1217）知遂宁府时在为赴京赶考的考生们举办的期集宴中撰写的一篇赋文，其中有云：“聘币鸣驺选实才，辇输使者作行媒。般添春意和氊墨，催送花风上翠苔。世论且然聊尔耳，诸君行矣勉之哉。邦人此意毋虚辱，满贮香名万里回。”乃在致意勉励考生努力科考，莫令乡里蒙羞。

[16] 魏了翁《鹤山集》卷七二《四川茶马司干办公事韩甲墓志铭》，《四库全书》本，第1173册，134页。

[17] 魏了翁《鹤山集》卷六七，《全宋文》卷七〇七五，440页。

[18] 《宋元学案》卷八〇《鹤山学案》，2685页。

[19] 《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2355页。

[20] 魏了翁《鹤山集》卷四一《书鹤山书院始末》，《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468页。

[21] 魏了翁《鹤山集》卷九二《赠王彦正》，《四库全书》本，第1173册，384页。

[22] 魏了翁《鹤山集》卷八六，《全宋文》卷七一二八，249页。

[23] 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六，《全宋文》卷七〇七五，421—427页。

[24] 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六《通□茶马启》，《全宋文》卷七〇七五，426页。

[25] 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六《通谢尚书启》，《全宋文》卷七〇七五，426页。

[26] 参见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85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27] 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六《知眉州到任谢安大使启》，《全宋文》卷七〇七五，432页。

[28] 魏了翁亦并非从未推荐过官员。《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就有三篇可以认定为“举状”的文章：《除权工部侍郎举虞刚简自代奏状》（《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297页）、《应诏荐杨子谟等五人奏状》（《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297页）、《除宝章阁待制举游似自代奏状》（《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297页）。此外，端平二年（1235）十一月，侍御史李鸣复以“侍从乘机荐引，无非亲戚故旧之私，随事献替，实有党同伐异之意。高谈正论，满腹私情，似足以乱真，邪足以胜正”等语弹劾魏了翁通过荐举提拔亲族和友人当官，并以此纠党结社，魏了翁辩解道：“乃闻去岁蜀士庙堂访问，各引其私，以误差除，因此取轻于宰执。故臣半年之间，宁负蔽贤之媿，未尝辄荐一人者以此。陛下问之宰执，则知臣尝荐何人。谓安癸仲抚谕使出于臣之荐邪？此自出于宰相之意，臣实未尝与闻。若癸仲每以书抵臣及李埴，必具言疾病日侵，力祈闲退，未尝一语干进。臣屡为宰臣言，乞听其去。”（《鹤山集》卷二五《再乞祠奏状》，《全宋文》卷七〇六一，186页）说鉴于之前四川士人纷纷拜访庙堂、寻求私荐之事，他在这半年未尝推荐一人。然而，在文末他又提及安癸仲屡次写信给自己和李埴请求辞任，当时他也试图影响宰相，使其答允安的离去。可见，推荐、被推荐的行为也许远比文集中所反映的更为日常。

[29] 严格地来说，这封“贺启”发出的时间并非郑清之就任右丞相当时，而是端平元年（1234）。魏了翁在获得朝廷的情报以后，一方面向皇帝提出“应诏封事”，另一方面寄出《与郑丞相书》《与陈参政书》（皆出自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六《全宋文》卷七〇七四，406—410页）等私信之时，该封“贺启”亦一并发出。

[30] 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八《贺郑丞相清之启》，《全宋文》卷七〇七七，454—456页。

[31] 《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传》，12968—12969页。

[32] 参见拙文《両宋間の政治空間の変化について―魏了翁「応詔封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東洋史研究》72—3，2013年，59—93页。

[33] 魏了翁《鹤山集》卷三七《与郑丞相书》，《全宋文》卷七〇七四，407页。

[34] 同时寄出的《与陈参政书》，目的或许也是请求郑清之与陈贵谊互相合作，促成改革。

[35] 魏了翁《鹤山集》卷三一，《全宋文》卷七〇六八，293—294页。

[36] 奏状与申状的性质不同。呈至皇帝之处的是奏状，而递送至以宰相为核心的上级官府的则是申状，申状具有上行文书的性质。详情可参看王化雨《宋代皇帝御宰辅的政务信息处理过程：以章奏为例》，《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06—367页。

[37] 魏了翁《鹤山集》卷三一，《全宋文》卷七〇六八，297—299页。

[38] 魏了翁《鹤山集》卷二八，《全宋文》卷七〇六三，229—230页。

[39] 参见拙文《宋代政治構造研究》第三章《文书を通して見た宋代の政治——「劄子」、「帖」、「牒」、「申状」の的世界》，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295—318页。

[40] 魏了翁《鹤山集》卷二八《奏并力援襄及令参谋官吴潜留幕府》，《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339页。

[41] 《宋史》卷四一九《别之杰传》，12556页。

[42] 制置使的幕僚由现任地方官以兼任的形式充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详情请参看姚建根《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

[43] 参见拙文《宋代政治構造研究》第三章《文書を通して見た宋代の政治——「劄子」、「帖」、「牒」、「申状」の世界》。

[44] 参见拙文《両宋間の政治空間の変化について―魏了翁「応詔封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東洋史研究》72—3，2013年。

[45] 魏了翁《鹤山集》卷一、七、九四，《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79、128页；第1173册，400页。

[46] 魏了翁《鹤山集》卷二，《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87页。

[47] 魏了翁《鹤山集》卷八，《四部丛刊》本，卷八，2页。

[48] 参见近藤一成《南宋四川の类省试からみた地の问题》，前引近藤书、268—286页；陈松《分権統治下における在地社会と広域地方―宋代四川を中心として―》，《中国宋代の地域像—比較史からみた専制国家と地域》，東京：岩田書店，2013年，143—178页。

[49] 参见胡昭曦《诗书持家、理学名门——宋代蒲江魏氏家族研究》，《宋代蜀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26—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