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文辞随录”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展开
《清议报》“诗文辞随录”专栏是诗界革命发动期和发展期所依托的核心阵地。1901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终刊号上发文总结该报性质时，对这一专栏有句定位的话：“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认为此乃“我《清议报》之有以特异于群报者”之一端。[1]可见，他是有意将该专栏作为诗界革命的创作园地来经营的。
一、群星闪烁的《清议报》诗人队伍
从1898年12月问世至1901年12月停刊，《清议报》在存世的三年时间里，共刊发约150位署名诗人[2]近900首诗歌。以诗题数量计，排在前六位的“诗文辞随录”栏目诗人分别为：康有为（54题99首）、蒋智由（46题62首）、毋暇（38题83首）、谭嗣同（31题49首）、梁启超（21题59首）、邱炜萲（21题53首）。此外，丘逢甲、唐才常、狄葆贤、夏曾佑、高旭、何铁笛、蒋同超、蔡锷、天壤王郎、天南侠子、秦力山、马君武、杜清池、陈撷芬等，亦是其重要诗人。梁启超《汗漫录》中还录有3题31首诗，其见诸《清议报》的诗作达24题90首，毫无疑问属于《清议报》骨干诗人。
梁启超见诸《清议报》的诗歌不乏名章佳句，《壮别二十六首》《太平洋遇雨》《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纪事二十四首》《自厉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等，均为一时名篇，流布甚广，产生很大社会影响。梁氏之诗，充满家国之情和风云之气，感应着时代节拍，引领一时潮流，体现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无论从题材题旨、诗体革新方面，抑或从风格气魄方面来看，都堪称20世纪初年新诗坛的翘楚之作。这位“献身甘作万矢的”的“少年中国之少年”，立下“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的书生报国信念，发出“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的豪迈预言，信心满满地投身于新民救国的宏大事业当中。[3]而他领衔奏响的晚清新诗界的时代大“潮音”，则构成了以“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4]为导向的民族精神改造与重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末，康有为见诸《清议报》的诗歌，以题咏戊戌国变、表达维新变法信念和勤王报国之志为主旋律。“诗文辞随录”栏开篇之作，就是康氏《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其一云：“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庄严对温室，哀痛起桐宫。祸水滔中夏，尧台悼圣躬。小臣东海泪，望帝杜鹃红”；其四道：“南宫惭奉诏，北阙入无军。抗议谁会上，勤王竟不闻。更无敬业卒，空讨武瞾文。痛哭秦庭去，谁为救圣君。”[5]取材和题旨具有时事性与时代气息，所谓“诗外有事”。而那组广为传颂的乙丑年《出都作》，则凸显出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志士仁人的精神境界，表达当年（光绪十五年）以诸生上万言书请变法时甘愿为之献身的赤诚之心。其二云：“沧海飞波百怪横，唐衢痛苦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谩有汉廷追贾谊，岂教江夏贬祢衡。陆沈忽望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6]狂傲不羁之性、俾睨一世之态和郁勃不平之气充溢而出，感情丰沛，虎虎有生气。这是康诗中最受任公青睐的一首，梁氏其后在《饮冰室诗话》中两次征引之，言“南海人格”见于其中，赞佩作为“先时之人物”的南海先生“气魄固当尔尔”。[7]
进入20世纪后，康氏见诸《清议报》的诗歌，均为“诗外有事”之新作。其《赠星洲寓公》在感慨“平生浪有回天志，忧患空余避地身”的同时，依然以“圣主维新变法时，当年狂论颇行之”为傲。[8]1900年11月，康氏作拟乐府长诗《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面对“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的形势，叮嘱门弟子“或托乐府或稗官，或述前事或后觉”“庶俾四万万国民，茶余睡醒用戏谑”，期待着邱菽园酝酿的“政变小说”问世后能达到“海潮大声起木铎”的时代效应。[9]这一举措，既是两年后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之先声，亦可视为南海先生对正处在起始阶段的“诗界革命”的正面呼应。
谭嗣同见诸《清议报》的诗作，主旋律大体不出抒发经世致用、救国济民之壮怀的范畴，诗肖其人，雄健豪放。《晨登衡岳祝融峰二篇》其一云：“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伹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地沉星尽没，天跃日初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龙。”[10]气魄之大，心胸之宽，志向之高，境界之开阔，气格之豪健，可谓卓尔不群，英气逼人。梁启超言“浏阳人格，于此可见”，叹服这位“先时之人物”远超常人的自信与自负。[11]就谭氏“新诗”创作而言，以辛丑年《清议报》刊发的《金陵说法说》最具代表性。诗云：“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12]照饮冰室主人的解释，“喀私德（caste）、巴力门（parliament）皆译音。巴力门，英国议院名，喀私德，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这种“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诗，梁氏在肯定其锐意创新求奇精神的同时，又断言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13]在《汗漫录》中，任公对此类诗作亦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14]在此语境下，梁氏是引之为前车之鉴的；他所发起的“诗界革命”，自然要克服“新学诗”的弊端。但不管怎么说，在“诗中有人”的人格与风骨方面，以及大量引“新语句”入诗的实践经验与教训方面，谭诗对梁氏领衔发起的诗界革命产生过重要影响。
蒋智由《观世》《时运》《奴才好》《有感》《闻蟋蟀有感》《见恒河》《北方骡》《呜呜呜呜歌》等重要作品均见诸该刊，称得上《清议报》诗歌栏目后起之秀、代表诗人乃至顶梁之柱。传诵一时的《有感》云：“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15]眼光犀利，寄托遥深。那首旨在“思铁路之行”的《北方骡》，则与《呜呜呜呜歌》一道，通过描摹步履蹒跚、体衰力竭、卧死道旁的北方骡形象，与“呜呜呜呜轮舶路，万夫惊异走相顾”的蒸汽文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生动地阐发了“文明度高竞亦烈，强者生存弱者仆”的道理，毫无掩饰地传达出对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赞美之情。[16]不过，《清议报》时期的蒋智由，尚未创作出最具代表性的新诗；这位被梁启超目为“近世诗界三杰”[17]之一的后起之秀，在其后的《新民丛报》“文苑”栏有着更为出色的表现，也赢得了饮冰室主人更多的赞誉与青睐。
毋暇有38题83首诗歌见诸《清议报》，从诗歌内容、时代特征与诗体革新趋向来衡量，这位至今仍不清楚其真实身份的新派诗人，称得上诗界革命运动前期重要诗人。其重要作品《吊倭疏》《浏阳二杰行》《再题六君子纪念祭》《观地图》《旅顺口》《尚武》《铁树》等，表现出革新图强的思想性和求用于世的功利性，打上了鲜明的维新思想印记。纪念戊戌变法，缅怀献身政治改革的死难者，表达矢志维新事业的坚定信念，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弘扬尚武精神，乃至鼓吹暗杀主义，是其较为集中的主题意向，形式上大体循着“三长”兼备的新诗创作方向，应和着“诗界革命”的节拍。
丘逢甲有13题35首诗见诸《清议报》，是其骨干诗人之一。念念不忘割台之痛，抒发家仇国恨，表达光复之志，是丘诗一大取材倾向和主题意向。《闻海客谈澎湖事》其一云：“绝岛周星两受兵，可怜蛮触迭纷争。春风血涨珊瑚海，夜月磷飞牡蛎城。故帅拜泉留井记，孤臣掀案哭雷声。不堪重话平台事，西屿残霞怆客情”；其二道：“全台门户此荒礁，三载前仍隶大朝。斗绝势成孤注立，交争祸每弹丸招。尚书墓道蛮云暗，大令文章劫火烧。我为遗民重痛哭，东风吹泪溢春潮”。[18]甲午之后，台澎割让日本，海客谈澎湖群岛事，勾起了诗人的悲怆情怀，爱国挚情充溢其间。《题无惧居士独立图》是符合“诗界革命”创作纲领的代表作；诗云：“举国睡中呼不起，先生高处画能传。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存自主权。胸有千秋哀古月，目穷九点哭齐烟。与君同此苍茫意，隔海相看更惘然。”[19]梁启超赞其“黄人尚昧合群理，诗界差争自主权”联“可谓三长兼备”[20]，“意境新辟”[21]，视为新诗模范。梁氏高度评价丘诗，主要基于其不失为“诗人之诗”的判断。丘仓海既能“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又能做到“雅驯温厚”；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梁氏誉其为“诗界革命一巨子”。[22]
邱炜萲也是《清议报》高产诗人，发表诗作21题53首；如果考虑到康有为、梁启超、热血人等众多诗友写给他的几十首赠答诗，这位举人出身的新加坡保皇会会长、“南国诗宗”星洲寓公，算得上《清议报》诗歌栏目最为活跃的诗人之一。邱氏见诸《清议报》的诗作多为赠答诗，《寄怀梁任公先生》云：“周秦以后无新语，独有斯人解重魂。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争存。江天鸿雁飞犹苦，海国鱼龙道岂尊。夜半钟声观四大，不将棒喝让禅门。”[23]与夏曾佑、谭嗣同戊戌前夕尝试的“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的“新学之诗”接近，而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晦涩难懂的顽疾，梁启超谓其“以太同胞关痛痒，自由万物竞生存”之句“界境大略与夏、谭相等，而遥优于余”。[24]梁氏之定位，大体反映了邱炜萲此期新诗创作风貌。伯岩《寄怀星洲寓公》赞其“壮论已轰奸相胆，伟词能铸国民心”[25]，则点出了邱氏诗文的政治性主题与时代风采。
马君武早年是康、梁的信徒，借助《清议报》“诗文辞随录”园地登上新诗坛。1900年秋，其《感怀》《赠牅民二郎》《寄呈任公先生三首》等诗见诸《清议报》，署名“贵公”。“宝剑自磨生远志”“欲将口舌挽江河”，抒发出投身国事的远大志向和书生以文字救国的豪迈情怀；“书生誓树勤王帜，铁屋瀛台救圣躬”，表现出维新改良立场[26]；“维新有魁杰，辛苦牖黎元”[27]，“中国少年公所造”“说法殷勤忆世尊”[28]，流露出对康、梁的赞佩乃至崇拜之情。其诗体则体现出新意境与古风格相调和的新派诗特征。
后来成为南社魁杰的高旭，早年也是康、梁的信徒，1901年携带着《唤国魂》等诗，借助《清议报》登上新诗坛，署名“江南快剑”“剑公”“自由斋主人”等，一望而知其报国志向、尚武精神和平权思想。高旭见诸《清议报》的诗篇，有充满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的“唤国魂”之作[29]，有誓言“斫头便斫头，男儿保国休，无魂人尽死，有血我须流”的感赋谭嗣同之作[30]，有赞叹“快哉好身首，短剑铁血磨”的“吊烈士唐才常”之作[31]，有悲叹“白日嬉游太平域，黄人放弃自由权”的“伤时事”之作[32]，有声言“南海真我师，张贼最可鄙。烧却劝学篇，平权讲自主”的私淑康有为、声讨张之洞之作[33]……要皆以追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与富强、宣扬政治改革、歌颂英雄主义为主基调。梁启超标榜的诗界革命“三长”纲领，在高诗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感情或激越高亢，或沉郁顿挫，读之令人感奋，显示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和创作风貌。
1900年，蔡锷化名“奋翮生”在《清议报》发表的《杂感十首》，表达出继承谭、唐二浏阳遗志，甘愿为救国救民事业而献身的英雄气概。其二云：“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其三道：“圣躬西狩北廷倾，解骨忠臣解甲兵。忠孝国人奴隶籍，不堪回首瞻神京。”末章道：“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34]风格豪健，沉郁悲壮，诗体亦属于新派诗的路数。
二、《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前后期之分野
1898年底，《清议报》创刊伊始就开辟了“诗文辞随录”专栏，为维新派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相对稳定的诗歌园地。饶有意味的是，同样是《清议报》诗歌园地，19世纪最后一年与20世纪最初两年的“诗文辞随录”栏，其骨干诗人和诗歌面貌却有着较大差异。1900年之前，康有为、谭嗣同的诗作占据大部分版面。谭诗绝大部分系30岁以前之旧作，只有《赠梁任公》四律属于戊戌前夕夏、谭、梁三人小圈子秘密尝试的“新学诗”。至于康南海诗，同为“诗文辞随录”栏目诗人的康门弟子邱菽园对其有着形象的描述：“更生先生倡维新，新诗偏与古艳亲”[35]，可见康氏此期诗歌并不以趋新为宗尚。不过，这一情况在20世纪初年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原因，并非两个世纪之间形成了什么文化断层，而是梁启超1900年初依托《清议报》发起了“诗界革命”。
如果以1900年梁启超《汗漫录》的发表为界将《清议报》诗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话，那么，前期“诗文辞随录”专栏以逃亡日本的维新派精神领袖康有为和“戊戌六君子”之首谭嗣同为压阵大将，其栏目的诗歌更多地体现出同人刊物为共同的维新事业而标榜声气的主题意向方面的趋同性，而在诗体变革方面的努力并不明显；在此之后，随着梁氏公然打出“诗界革命”旗帜，明确提出“三长”俱备的新派诗创作纲领，“诗文辞随录”的诗歌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诗人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梁启超、蒋智由、毋暇、邱炜萲、天壤王郎、天南侠子、丘逢甲等成为该栏目骨干力量，其后转向革命阵营的一批新诗人——高旭（江南快剑、剑公、自由斋主人、秦阴热血生）、秦力山（力山遁广）[36]、蒋同超（振素庵主）[37]、马君武（贵公）等——亦频频在这一栏目露面；而此前充斥大部分版面的康南海诗和谭复生遗诗，此后数量大为减少，所占版面比例较之前期大幅降低。1900年之前的一年时间里，康氏有39题诗作见诸该刊；后期的两年时间里，仅有15题诗作。谭氏前期有29题诗词，后期仅有4题。梁氏前期仅有3首诗，不仅数量少得可怜，而且内容和形式上均无明显的革新气象；后期则有87首，且大都体现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诗文辞随录”栏骨干诗人毋暇，其全部诗作均在1900年之后发表。蒋智由见诸该刊的45题诗作，仅有一首发表在梁氏揭橥“诗界革命”旗帜之前。
除梁启超外，蒋智由是后期《清议报》“诗文辞随录”专栏最具代表性的新派诗人，无论从题材题旨的时代性和思想内容的进步性衡量，抑或从诗体语体的革新性考察，其诗作均鲜明地体现了“诗界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气度。对国人奴隶性质的暴露、讽刺、批判与反思，对尚武、合群、竞争、独立精神的呼唤，对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赞颂，是蒋氏此期诗歌较为集中的主题意向，奏响了后期《清议报》诗歌的主旋律。那首流布甚广的《奴才好》，以嬉笑怒骂的讽刺口吻反言讽世，对深入国人骨髓的奴隶性质的描摹与揭露，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开五四时期国民性批判文学主题之先河。
其次，从诗歌创作整体面貌来看，后期《清议报》诗歌响应梁氏“新意境”“新名词”和“古风格”三长指针者趋多，诗歌题材和诗体风貌的趋新倾向形成了一股潮流，引领着诗坛的新风气。1900年，铁血少年《读科仑布传有航海之思》云：“绝世英雄冒险家，河山云气失天涯。扁舟一叶寻新地，不让张骞八月槎。”[38]江岛十郎《友人归国赋赠》道：“乱世青年福，联邦黄种亲。平权标目的，尚武唤精神。蛮固倾藩阀，牺牲为国民。亚东廿世纪，大陆好维新。”[39]天南侠子《时事杂咏》其四云：“太鸟烟云十六州，欧风亚雨漫天愁。黄人何日脱羁绊，击剑狂歌唱自由。”[40]长眉罗汉《和怒目金刚刺时原韵》道：“婢膝奴颜历几时，野蛮结习恧难移。当途狐兔斗顽固，大陆龙蛇动杀机。兰芷香供民主像，蔷薇红插圣军旗。英雄革命从事来，欧美流风有所思。”[41]是年，此类明显响应“诗界革命”革新精神的诗作，可说是不胜枚举。
复次，作为“诗界革命”发起人和“诗文辞随录”栏目主持人的梁启超，此后身体力行地践履新诗创作，对新诗坛起到了引领作用。世纪之交，自言“素不能诗”且屡屡戒诗的梁任公，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了大量新派诗，一举成为后期《清议报》最为多产的诗人。这一饶有意味的现象，或许可以解释——“诗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倒逼作为领衔者的梁任公，不得不以身作则，带头创作新派诗。时风所及，连康圣人也放下经生策士帝王师的架子，写起“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42]的通俗歌诗来；任公则将这首歌行体长诗同时刊发在横滨《清议报》和澳门《知新报》，壮大了诗界革命的声势。
[1] 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2] 《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目诗人有：康有为（更生、素广、西樵樵子、青木森、延香馆主）、谭嗣同（谭浏阳烈士）、王照、杨深秀、唐才常（咄咄和尚蔚蓝、浏阳唐烈士、唐浏阳）、沧浪游子、章太炎（台湾旅客、西狩）、沛伯、梁启超（任公、照魑镜台道人）、丘逢甲（仓海君、南武山人）、介公、李莘田（雨堂）、寒松主人、黄敃卿、天壤王郎、中岛亮平、瀛洲客、苏庵、菿汉阁主、弗人、痛哭生、天南侠子、两观子、独泣问麒麟者、铁血子、敬庵、邱炜萲（星洲寓公、观天演斋主、星洲观斋）、郑藻常（西乡文治）、蒋智由（因明子）、璱庵、檀公、毋暇（毋暇斋、毋暇庵）、山根虎之助（立庵居士）、南洋秋云斋罗氏、直公、同是少年、被明月斋、海外义民、铁胆伯拉文、籀庐子、三余、未证果者、擎天道生、蓬头子、铁血少年、尼牟、无名之英雄、铁面猕猴、张华威、星洲大岛、江岛十郎、拏云剑客、商山老人、蒋同超（振素庵主）、大铮、大岛翼次郎、短褐皈樵、铁血头陀、怏怏生、陈三立（伯严）、旅个郎罗璪云、心太平室主人、乾坤一腐儒、行脚僧、重田友介、秦力山（力山遁广、遁庵、遁公）、百忙一闲人、重田担雪、铁血头陀、杨毓麟（三户）、楚客、寒山子、啮铁子、元道人、克斋、独立生、啰辣、希卢、庵罗子、马君武（贵公、马贵公）、铁林、濠镜少年、佗城热血人、燃犀子、怒目金刚、长眉罗汉、蔡锷（奋翮生）、狄葆贤（平等阁主人）、小累仙、埃仁伯、不空和尚、寒山寺僧、慧岩和尚、楚雄、季真诗孙、高野清雄、聿亚拉飞、大勇、旧庵、孳孳者、袒臂跋陀罗、飞虎、最恶守旧者、短褐皈樵、铁罗汉、浪公、郑鹏云、郑养斋、亚洲诗三郎、清流、玄圭十亿郎、陈云鹤、宜庵、秀水董寿、白狼小隐、杜清池（清池女史）、复庵、高旭（江南快剑、剑公、秦阴热血生、自由斋主人）、芬陀利室、热血人、敞斋、莽眇鸟、曰公、突飞之少年、紫髯客、鮀浦寄渔、海山词客、何来保（何铁笛烈士）、钉铰诗孙、陈撷芬（撷芬女郎）、聘庵、热斋主人、诗盉第三（诗盉）、补牢匠、先忧后乐生、觉庵、夏曾佑（碎佛）、文卿、佑公、璱斋、丁叔雅（惺庵）、忏庵、天囚、黄遵宪（人境庐主人）、颖初、奇齿生等。
[3] 任公：《自厉二首》，《清议报》第82册，1901年6月16日。
[4]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5] 更生：《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6] 更生：《出都作（乙丑）》，《清议报》第16册，1899年5月30日。
[7]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29号，1903年4月11日。
[8] 更生：《赠星洲寓公》，《清议报》第61册，1900年10月23日。
[9] 更生：《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清议报》第63册，1900年11月12日。
[10] 谭嗣同：《晨登衡岳祝融峰二篇》，《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11]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29号，1903年4月11日。
[12] 谭浏阳遗诗：《金陵说法说》，《清议报》第85册，1901年7月16日。
[13]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29号，1903年4月11日。
[14]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15] 因明子：《有感》，《清议报》第81册，1901年6月7日。
[16] 因明子：《呜呜呜呜歌》，《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17]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18日。
[18] 仓海君:《闻海客谈澎湖事》，《清议报》第33册，1899年12月23日。
[19] 仓海君：《题无惧居士独立图》，《清议报》第32册，1899年12月13日。
[20]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21]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
[22]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10月16日。
[23] 星洲寓公：《寄怀梁任公先生》，《清议报》第33册，1899年12月23日。
[24]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25] 伯岩：《寄怀星洲寓公》，《清议报》第49册，1900年6月27日。
[26] 贵公：《感怀》，《清议报》第56册，1900年9月4日。
[27] 贵公：《赠牖民二郎》，《清议报》第56册，1900年9月4日。
[28] 马贵公：《寄呈任公先生三首，用先生赠星洲寓公韵》，《清议报》第78册，1901年5月9日。
[29] 江南快剑：《唤国魂》，《清议报》第82册，1901年6月16日。
[30] 剑公：《读〈谭壮飞先生传〉感赋》，《清议报》第85册，1901年7月16日。
[31] 自由斋主人：《吊烈士唐才常》，《清议报》第85册，1901年7月16日。
[32] 自由斋主人：《伤时事》，《清议报》第89册，1901年8月24日。
[33] 自由斋主人：《书南海先生〈与张之洞书〉后，即步其〈赠佐佐友房君〉韵》，《清议报》第89册，1901年8月24日。
[34] 《清议报》第61册，1900年10月23日。
[35] 星洲寓公：《案头杂陈时贤诗稿，皆素识也，旧雨不来，秋风如诉，用赋长古，怀我八君》，《清议报》第67册，1900年12月22日。
[36] 秦力山（1877—1906），原名鼎彝，字立三，改力山，别署巩黄、遁庵、力山遁广等，湖南善化人，原籍江苏吴县，1897年进湖南时务学堂学习，后应梁启超之召赴日，1900年参与自立军起义。1902年与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后投身反清革命，1905年入云南从事革命活动，积劳成疾，次年病逝。著有《革命箴言》。
[37] 蒋同超（？—1929），字士超，又字万里，别署伯寅、振素庵主等，江苏无锡人。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里赞其《新游仙》二章“风格理想几追人境庐之《今别离》，亦杰构也”（见《新民丛报》第72号，1906年1月9日）。后加入南社。著有《振素庵诗钞》。
[38] 铁血少年：《读科仑布传有航海之思》，《清议报》第44册，1900年5月9日。
[39] 江岛十郎：《友人归国赋赠》，《清议报》第46册，1900年5月28日。
[40] 天南侠子：《时事杂咏》，《清议报》第60册，1900年10月14日。
[41] 长眉罗汉：《和怒目金刚刺时原韵》，《清议报》第60册，1900年10月14日。
[42] 更生：《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清议报》第63册，190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