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行为理念

如果说留学生们自治和民主参与的愿望源自国内的政治现实，美国则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一个民主实践的脚本以及排演他们的政治戏剧的舞台。对于作为个人的中国学生来说，美国也启迪了新的行为理念，大学校园则成为他们观察和实践这种理念的方便和适当的场所。

在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校园里，课外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1]那些到学校来只是为了学习书本知识的人被看成“书呆子”和局外人，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认为，“教室和课本的存在是作为大学生必须付出的代价”^[2]。许多学生把参与课外社团活动当成将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上获得成功的热身，把精力和热情都投入进去，创造了一个学生们自己的世界。这种状况引发了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和观察家对学生课外活动价值的讨论。^[3]尽管来自传统上把求学等同于“课堂和书本”的国家，中国留学生们也开始认识到课外活动的重要性，特别是它对培养“公共精神”的价值。在世纪之交，梁启超特别重视公共精神的问题，他认为与传统上崇尚的“私德”相比，中国现在更需要“公德”。他说中国如果要在现代世界上生存，中国人自愿和积极参加公共生活是极其重要的。^[4]这种新的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世界观是梁启超“现代公民”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群”的观念的一部分。^[5]梁启超为中国人提出了一套新的行为理念。

在留美学生中开始出现一些按照新理念行事的人，顾维钧和胡适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两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有影响的人物，顾是民国时期最有成就的外交家之一，胡适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重要的教育家和文化、政治评论家。

顾维钧是东部中国学生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利用自己在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学生会宪章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是宪章的起草人之一，也参与了后来对宪章的多次修改。此外他还在学生会担任职务，曾一度任学生会主席。如果说这个组织在初期有一些核心人物的话，顾肯定是其中之一。

顾维钧1906—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和研究生，在此期间他积极投身到丰富多彩的哥大校园生活中。他参加了好几个体育运动队，因为担任划艇队的舵手，他学会了用英语骂人。他是戏剧社的成员，数次登台演出。他还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与康奈尔大学的辩论（他的出场使得对方队推出了一位女生，以此与“来了个中国学生的新鲜事”相抗衡^[6]）。顾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杂志《观看者》（Spectator）的编委会成员，先为副编辑，大学四年级时担任了主编。

顾维钧在哥大最有意思的经历是大三时竞选学生代表会成员。起初他没有参加竞选，但当几位竞选人向他游说时，他“始知事情的做法”，遂决定自己参选。此后，凡有人来向他拉选票，他都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对方也要投他的票。在同班同学的支持下，他被选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九人学生代表会，这使他大喜过望。当时在哥大，犹太和非犹太学生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顾发现自己作为局外人处在有利的地位，可以向双方拉选票。^[7]

这样的经历让顾维钧知道了美国式民主在基层如何运作。顾还对美国政治发生了兴趣。1908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他选修了有关美国政府的课程。这门课上一个值得回忆的活动是模拟美国总统竞选人的推选大会。班上同学分成许多“代表团”，每个团都有自己支持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顾维钧对总统候选人、时任众议院议长的约瑟夫·坎南（Joseph Cannon）的支持演说博得同学们“热烈和长时间的掌声”^[8]。

到哥大之前，顾维钧本想学习工科，将来当一名工程师，这是当时留美中国学生选择的热门。但在哥大的经历打开了他的眼界，最终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1912年他尚未完成博士论文之前，即接受了担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邀请，开始了他此后漫长的公职人员生涯。^[9]

和顾维钧一样，胡适1910年来到美国后，很快就被大学校园生活吸引。他当过《留美学生月报》和《留美学生季报》两刊的编委。他写的文章常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有的引起了争议。^[10]像顾维钧一样，胡适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中国学生的圈子里。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时，他对风靡美国许多大学的“世界主义运动”（Cosmopolitan Movement）产生了兴趣。^[11]1913—1914年间，胡适担任康奈尔大学“世界主义俱乐部”（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主席。第一次主持俱乐部会议的经验使他难忘，他认为从中学到的民主知识比读几个月的书要多。^[12]四十多年后，当他回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时，认为主持那些会议是他所学到的最有价值的西方民主课程。^[13]作为康奈尔大学世界主义俱乐部主席，胡适有大量的讲演机会，他对之乐此不疲。在康奈尔大学三年间，他一共作了七十多场讲演，听众包括教会团体、社交俱乐部和妇女组织，讲演的内容从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到世界主义和英文诗歌。因为预见回国后可能被邀请做公众讲演，胡适和一些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还成立了一个练习中文讲演的团体。

像顾维钧一样，胡适也对美国的政治十分感兴趣。在191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他召集世界主义俱乐部的会员们做“大选游戏”。不管来自哪一个国家，每人推举一位美国总统。胡适选择支持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大选期间始终佩戴一枚象征罗斯福的麋鹿徽章。四年之后，胡适成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支持者。在大选结果公布的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几个哥伦比亚大学（胡适1915年到哥大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从哥大校园一路步行到时代广场去等待大选结果。他去首都华盛顿参观时，专程到国会山听议员们辩论。

胡适对美国基层政治也同样感兴趣。他和几位美国朋友一同到绮色佳市议会旁听过好几次，事后他认真地追记下会议的程序和通过的决议。给他印象特别深的是市议会是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前任市长开一家洗衣店。

胡适知道很少有中国留学生像他一样参与美国社会的生活。在一篇日记中他检查自己的举动，认为做得没错，因为中国很需要具有公共精神的人：

余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且此种阅历，可养成一种留心公益事业之习惯，今人身居一地，乃视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关，则其人他日归国，岂遽尔便能热心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害得失乎？^[14]

胡适特别关注知识分子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在1912年总统大选期间，当他看到两位康奈尔大学教授就竞选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激烈辩论时，感慨良多。大选结果出来后教授们的欢欣雀跃也令他深有感触。在纽约他目睹了为争取妇女参选权举行的游行。当看到他的老师杜威也在游行队伍里时，他不无惊讶。他描述美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是“不具私心的关心”（disinterested interest），意即这些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心显示了一种公共精神，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他后来说，他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正是受到这些美国人的影响。^[15]

并非所有中国学生都和胡适一样，推崇美国式的政治和赞赏美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角色。胡适的朋友、哈佛大学学生梅光迪就在《月报》上发表了他的批评意见。梅对美国政治家“知道怎么运动群众”不以为然，也批评了美国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清高”。^[16]但他也承认美国民主的优点，特别对“有魄力、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评价很高。^[17]他认为“一个民主体制有赖于积极和有见识的国民大众”，但他并没有在美国知识分子中找到楷模。他提出以孔子和曾国藩作为“我们的国民典范”。^[18]梅光迪实际上是在挑战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传统没有造就有“公德”的国民的看法。^[19]1920年代回国以后，梅光迪与一些和他有同样想法的归国留学生，如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鼓吹中国儒家传统中积极的一面，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挑战。^[20]

维持学生会和其他留学生组织的运作需要很多人手。在中国留学生中，具有公共精神、熟悉法律规章、能操办公共事务（包括讲演）的人并不少见。顾维钧和胡适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们既积极参与中国学生的活动，也融入了美国社会的生活。同为留学生的C.Y.Chin指出，能突破中国学生圈子的人并不多。^[21]种族歧视是中国学生进入美国人生活的一个障碍^[22]，本书第三章将对这一问题做探讨。顾维钧和胡适两人也遇到同样的挑战，但他们用各自的办法应对之：顾维钧把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变为哥大学生会竞选时的有利条件，胡适则用世界主义来对抗种族主义。

[1] Horowitz, Campus Life: Undergraduate Cultures from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p.91.

[2] Horowitz, Campus Life: Undergraduate Cultures from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p.11.

[3] Ibid.,p.91.

[4]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5] 张灏用一整章分析梁启超的“新民说”，见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hap. 6。

[6] “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顾维钧回忆录》（Wellington Koo Memoir）第一卷，未标页码。

[7] Ibid.

[8] Ibid.

[9] Ibid.

[10] 1915年，当留美学生得知日本的“二十一条”时，许多人义愤填膺，要求对日开战，《留美学生季报》（Chinese Students' Quarterly）还为此通过了一项决议。胡适却反对这一想法。他给《月报》写了一封信，要求大家保持冷静。信中对许多学生做了批评。见Hu Shi，“A Plea for Patriotic Sanity: 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载《留美学生月报》1915年4月，pp.435-436。

[11] 该运动1898年起源于意大利，当时成立了世界主义大学生联合会（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Etudiants, FIDE）。20世纪初随着到美国大学学习的外国学生的增加，这一运动开始在美国有了追随者。1903年威斯康星大学成立了世界主义俱乐部，次年康奈尔大学世界主义俱乐部成立，到1912年类似的组织在美国已有近30个。1907年美国成立了世界主义俱乐部协会，四年以后该组织被承认为FIDE的美国分支。

[12]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142页。

[13] 《胡适的自传》，唐德刚译，见陈金淦编：《胡适研究资料》，第188页。

[14]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1053页。

[15] 同上书，第180页。

[16] 梅光迪曾说：“很难看到美国教授积极地参加公众事务。他们认为与聚众闹事的群氓混在一起有损自己的学术尊严。”K. T. May，“Our Need of Interest in National Affairs”，载《留美学生月报》1917年2月，p.210。

[17] K. T. May，“Our Need of Interest in National Affairs”，载《留美学生月报》1917年2月，p.211.

[18] Ibid.

[19] Ibid.

[20] 1922年他们创办了一个名为《学衡》的杂志，该杂志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1933年。《学衡》派深受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的影响，后者是一个新人文主义者、文化的保守派。有关《学衡》派，见《学衡简章》；孙尚阳：《在启蒙与学术之间》；旷新年：《学衡派对现代性的反思》。

[21] C. Y. Chin，“The Proper Meaning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载《留美学生月报》1913年6月。

[22] Horowitz, Campus Life: Undergraduate Cultures from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p.7.霍罗维茨说校园生活依据阶级、种族、宗教和性别把人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