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兴亚会
1．兴亚会的创立与活动
兴亚会创立于1880（明治十三）年2月。在当时的日本国内，西南战争结束后呈现出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势头，对外则是中日两国间因为“琉球处分”问题而持续对立。视野再扩大一点，法国侵略安南（越南）的步伐也在加速。
1880年2月13日，几乎没有实体存在的振亚社改头换面为兴亚会，会址在久保町的卖茶亭。所谓“卖茶亭”，从字面上可能难以想象，其实是一处西洋酒楼[1]。参会者十余人，决定更改会名，选举长冈护美为会长，渡边洪基为副会长，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草间时福为干事。而且还讨论了曾根起草的立会宗旨与会章，作成“临时规则”。大家决定努力增加会员，至3月9日第一次会议之前争取发展百名以上的会员。因为事务繁忙，所以临时增加两名干事宫崎骏儿和佐藤畅。3月1日，会长、副会长、五干事一起制定了“本会规则”[2]。
这个规则以《兴亚会规则》[3]之名印刷成小册子，其中收录了立会宗旨《兴亚会设立绪言》和规约《兴亚会规则》。绪言部分与曾根起草的内容相比，将对象从“支那”扩大为亚洲诸国，并有几处不同[4]。
《兴亚会设立绪言》中的思想，非常引人深思，首先定位亚洲形势：
窃惟方今亚细亚全州之大势，国不相依，人不相辅，委靡偷薄，苟且自安。当此之时，全州志士，孰不慨愤者哉。夫欧美诸州之能致隆盛者，皆由于彼此言语相通，情事谙练，故缓急可以互相维持也。呜呼，使我全州诸国若此，则振兴衰颓，而比隆欧美诸州，岂其难哉。
叙述近代欧美国家侵略亚洲的整体形势的同时，分析认为他方优势在于“彼此言语相通，情事谙练”的相互合作关系。当然曾根并非不了解欧美诸国间相互敌对的关系，只是强调它们对待亚洲时总是首先克服自身的内部矛盾，其前提条件是互通彼此的语言。所以他呼吁通过建立此种关系来实现亚洲的振兴。
但是，在亚洲还真正保持独立状态的只有日本和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只有名存实亡的独立，缅甸、印度等处于欧洲诸国的直接统治之下，“此兴亚会之所以不可不亟设也”。
中日朝三国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也历史悠久，相互间通信、贸易等关系的重要性远非欧美可比。但即使如此，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的实际往来还没有稳定的基础，与东南亚诸国更不用说。这种状态下应该做什么呢？
在今日之急务，联亚洲诸邦之士，协合共谋，兴正道而拯衰颓，则不可不先知其情势。欲知其情势，不可不先通其言语。本邦能欧美诸洲之语者有之，而能支那朝鲜亚细亚诸国之语者甚少。何也。校舍之设，未全备也。岂不遗憾哉。
应该追求“兴正道而拯衰颓”，这是共存、共生的大目标。拯救“衰颓”的亚洲要恢复“正道”，用后来孙文的话说，就是非西洋的“霸道”而是东方的“王道”[5]，兴亚会成立之时就已经竖起这面旗帜。
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当然必须相互加深理解，但是条件却完全不具备。虽然日本致力于欧美语言的学习，但却没有教授亚洲诸语言的学校。这种状况现在虽然有所改善，但众所周知此种不均衡局面的影响还是很大。
所以，首先要着手创立学校，而且要组织传达机构和信息网络。在东京创立教授中文的学校，设“公报局”输送“通信员”前往亚洲各地，为会员们提供信息。将来，在上海、釜山等地也成立学校，加强三国人士的交流，并逐渐发展至其余诸国，呼吁大家来支持这个大目标并一起努力。
志士苟无驰远而遗近之悔，惠然肯来，同盟于本会，赞成其事业，以匡其不逮，则振兴亚细亚全州之大势，其庶几乎。
明治十三年三月一日 兴亚会
这个创立意向书志向远大，全十七条的《兴亚会规则》也很完备。第一条规定兴亚会的性质是“本会讲究亚细亚诸邦之形势、事情，并以习得语言文章之学为其事业目的”。会员有“创立员”和“同盟员”两种，会费均是每月1日元，但前者征收创立费10日元以上，后者的入会费只有2日元（第三条）。委员由选举产生，即“于每年四月第一土曜日大会，以一般会员投票选举会长一名，副会长一名，干事五名”（第六条）。如果创立员增多，就设议员（十二名），也是选举产生（第八条）。有被选举权的只有创立员，必须通过选举来选出委员，这是当时的时代特点。
4月10日（并不是第一个星期六），第二次会议进行了实际选举[6]。会长伊达宗城（48票），副会长渡边洪基（38票），干事3人（恢复原数），金子弥兵卫（40票），草间时福（38票），佐藤畅（18票），其后是宫崎骏儿（17票）。根据记录，当天与会者共39人，从票数上看应该是未出席者也行使了投票权，但无法确知事实究竟如何。前任会长长冈卸任是因为赴任荷兰公使，其余均是再次任命。因为曾根有出外任务离开了日本[7]，所以第三位干事由佐藤和宫崎一起担任。干事的选举应该是一次性投票三人。
这一天还进行了议员选举，定数6人，选出大仓喜八郎、宫岛诚一郎、桂太郎、大久保利和、伊集院兼良、铃木慧淳。
桂太郎因为公务繁忙而辞职，补上来的榎本武扬也因为同样理由推辞。后面的小牧昌业和郑永宁同票（12票），以起立的方式决定小牧当选。大久保利和是大久保利通的养子。正副会长都是选了位高之人，但如此选举方式也反映了自由民权的风潮，完全是崭新的做法。
会长长冈护美（1850—1906）是肥后藩主细川侯的第六子。副会长渡边洪基是武生藩学者之子，在福泽门下学习兰学和医学，1879年任学习院院长，因为他的关系，兴亚会的集会经常在学习院召开。翌年选举中，会长伊达宗城以年老为由辞职，副岛种臣替补上任。伊达宗城（1818—1892）是宇和岛藩主，对《日清修好条规》的签订有所贡献。副岛种臣（1828—1905）是肥前藩士，维新后活跃于外交领域。
邻国中国在后来的变法运动及革命运动中，都没有使用过投票选举的方法。辛亥革命之前，进行过咨议局选举，中华民国成立后进行过众参两议院的选举，但不知有民间团体选举委员的事例。孙文认真考虑民主会议的方法并制定《会议通则》[8]
已是1917年的事情了。
如前所述，第一次会议于3月9日下午3点在神田锦町的学习院召开。当天，长冈会长因故缺席，渡边副会长以下的创立员35人、同盟员20人共计55人出席。其中可以看到重野安绎、中村正直等文化界名流。虽然不是庞大的团体，但可以推测其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当天代替会长祝词的是锅岛直大，也许因为是例行公事的祝词，所以《公报》中的介绍很简单，如下：
此协会成立缘由为何者。基于亚细亚诸国亲睦往来，洞察形势，如欧罗巴各国相互感触厉害痛痒。今日兴亚会之创立，全为表明亚细亚文明之进步。祝其创立，并望今后走向盛大。
引人注意的是兴亚会的创立是“为表明亚细亚文明之进步”这点。
接下来副会长渡边洪基宣读立会宗旨，干事草间时福介绍本会创立的历史，曾根俊虎介绍“支那钦差大臣何如璋”公使虽未能出席，但“欣喜于本会之创立”，正在进行入会交涉云云。
渡边这样“演说”了立会宗旨。欧美在进行战争和竞争的同时“维持同族、同文、同教的一致团结”，并得到“利益”。亚洲诸国“日本、朝鲜、满洲、支那、安南、缅甸”也是“人种相同文教不相殊”，所以应该学习欧美诸国，一致团结并与其对抗，带来“将来全地球上的人世社会的一大幸福”。为此中日两国志士应该联合，着手创立“支那语学校”并将其普及，本会创立的目的即在此。
“演说”一词意味着向对等的听众阐述意见，“选举”也是以对等人格为前提的意愿表达方法，是适合近代国民并面向多数人的表达方式。福泽谕吉也很提倡这种方式，它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普及而固定下来。
渡边演说中将亚洲诸国限定在缅甸以东，这也许是讲话时的临时发挥，但以东亚为中心是理所当然的，对波斯等西亚诸国是随需要而列举。“人种相同文教不相殊”是相对欧洲的大体概括。另外不说“清国”而分“支那”和“满洲”，其真意不好臆测，但值得留心。这个时期使用的“支那”一词，完全没有后来成为历史问题的轻蔑含义。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对语言学习的重点支持。如果从今天的常识来看，确实没有必要特别提出，但如果考虑到那是维新后仅仅十余年的事情，还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这与后来日本对亚洲诸国语言不正确的轻蔑，以及日本强调自身优越的历史有太大的反差。明治初期的日本人，在与邻国接触方面有着正确的感知。
重野安绎在第一次会议上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学习“汉学”必须“正则”，“正则”即“熟音韵通言语”。在日本，中文虽是“我国文章之躯”，但自江户时代以来逐渐被人们疏远，如今开展外交进行“正则”授课，是“无限之幸福”。
如今，外语从“音”开始学起是理所当然的常识。但是以前的知识分子即使能够读写中文，却不会听和说，即只能进行笔谈。重野安绎自我批评说“如余虽阅汉籍数十年，然因变则不通言语”，这是从他自身的经历而言，因为“昨年与清客王紫诠（王韬）游东京，暂居敝寓”，“虽日夜相接，互不晓其言语”，即二人没能充分进行交流。
当然，如长崎通事般“仅解话音”，缺乏“文学”（学问）交流也是不够的。只有能够“熟话音，自在音读经史诸书”，才能“互通两国人情世态”，兴亚会本来的目的就在于此。重野安绎强调这也是他自己的迫切希望。
关于王韬，容于后述，先简单叙述他到日本时与重野安绎的关系。
1879年王韬来到日本[9]。他从上海出发到达长崎是5月2日，途经神户、大阪、京都、横滨，5月18日到达东京。离开东京是在8月23日，从横滨乘船经神户、长崎于8月31日回到上海，共在日本停留了百余天。邀请他的是栗本锄云，帮助具体事务的是重野安绎、中村正直、龟谷行、冈千仞等人。此过程在王韬《扶桑游记》几人的序跋中可见。总之，他是作为著名的《普法战纪》作者，而且是学贯中西的当代学者受邀赴日的。
对王韬的高度评价有很多，比如冈千仞认为他是魏源的“继承人”，重野安绎则认为他已经超越了魏源。对此王韬回答说，魏源的时代不能与洋人深入交往，“未能洞见其肺腑”，但是魏源的“师长”一说是先驱性的，可惜的是以前只停留于口头上没有实行，现在正在实行却又流于表面[10]。
重野安绎看到旅馆的房间太窄小，所以提出让王韬住在自己家里。王韬接受了他的好意，6月6日搬了过去。王韬刚到东京时住在筑地的精养轩，让重野感到窄小的不知是何处的屋子。但王韬这次是带着厨师来的，与我们想象中的旅行完全不同。
简单介绍一下重野安绎（1827—1912）的经历。重野号成斋，萨摩人，在江户的昌平黉里与中村正直是同学。他协助了万国公法的日译，1875年进入修史局。1879年，他成为东京学士会院会员，6月在该院发表《宜设汉学为正则一科选拔少年秀才使留学清国论说》，提倡废除训读，提高音读水准。1884年任东京大学教授，1889年任史学会第一任会长。他努力建立实证史学，提倡史学当从儒教中独立。因为他不断揭露神话的虚构性，所以诨名“抹杀博士”。
重野安绎将明治的时代精神即实证主义（positivism）带入历史研究领域，在建立与主观派史学对立的客观派史学，将历史变为科学方面功不可没[11]。重野安绎对确立日本近代历史学贡献卓著，随着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等人的登场，他作为过渡期的人物，其功绩被定位为问题发起者[12]。总之，他是日本近代历史学的创立者之一，黎庶昌高度评价其学问“兼中、东、西三者之长”，这绝对不是单纯的外交辞令。
相对重野主张外语中“正则”的学习，兴亚会干事、《朝野新闻》社员草间时福在文章中则强调其重要性：“世人若感亚细亚连衡之要用，则宜知支那之国势，欲知支那之国势，则必先入门支那语学。支那语学岂非等闲一日可学哉。”[13]无疑这是与兴亚会创立相呼应的宣传活动。
实际上也如《设立绪言》中高唱的，兴亚会开始着手亚洲语言教育。最早的“支那语学校”，是创会前1880年2月7日以曾根俊虎的名义申请，得到东京府许可，同月16日即在芝荣寿寺开学。这所语言学校的发展比较顺利，但两年后决定合并入文部省管辖的东京外国语学校，1882年5月14日关闭[14]，总之是开拓性的存在。另外在大阪、神户、熊本等地也创立了“支那语学校”[15]，其中大阪的学校继承了前一年开设的东本愿寺学校的各种资源。
关于这所学校只记述一点。培养方案中除了外语还有“汉学”和“译书洋算”，后者“轮讲”的教科书有中村正直译《自由之理》（即下文的《自由论》）等。而且如教师吉田义静所说，斯文会（1880年6月创立）只理解圣贤教诲就可以了，兴亚会则是学习语言，更有“从事兴亚之事实”的必要。“兴亚细亚”之实践，不单纯是为了亚洲，还是为了欧洲。正是故人所云“善邻国宝”，“以四邻守国”，这才是兴亚的真精神[16]，即所谓亚洲主义。本国的安定建立在与邻国良好关系的基础上，亚洲的崛起和发展与欧美等世界范围的共存、共生紧密相关，所以必须学习弥尔的《自由论》。
广部精在这样的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尝试。1880年10月20日大会上，广部提议用中文编集会报，得到认可，他从第12
集开始担任编修[17]。第12集封面的《本局敬白》[18]第一条这样宣言：
一 本报告，向用和文录事。而外邦未能尽通，则非所以传本会之意也。因议今后改用中文，以广便亚洲各国士人之览，非敢有所区别也[19]。
用中文编集是为了让亚洲各国人士都来阅读。应该注意的是，广部的考虑以“西洋诸国各异其语，而以英语为通话”为基础，立足于“清国官话，非但清国，乃亚洲之通话也”[20]这一观点之上。即鉴于欧洲将英语作为“通话”，所以应该实现将中文作为东亚“通话”并活用于“官话”。所谓“官话”，是指在方言千差万别的中国作为标准通用的语言，比如北方的北京官话、江南的南京官话、内陆的西部官话这三大系统。广部在上述文章中还说清国十八省的语言均不相同，就像十八个国家。
广部的构想绝对不是单纯提倡复古，而是为了使东亚适应近代世界的再生，包含着崭新的计划。广部还根据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编辑成教科书《亚细亚语言集》。他所说的“官话”是指北京官话，这与随着国际政治关系变化北京官话逐渐取代江南官话成为中国普通话的过程相对应[21]。
有人提出，这样全部使用中文的编集方针会造成不便，所以从第14集开始设立“和文杂报”，封面的《本局敬白》后来也刊登同样内容。“和文杂报”栏作为地域版面，整体版面使用“官话”的精神不变。其后的《亚细亚协会报告》中也继续刊登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由此可见，广部与周围的亚洲主义者们的确非常认真地考虑建立“通话”。
也许兴亚会是顺应了当时的潮流，创立初期就有了很大发展。创立时只有十余人，一个月后第一次会议就有百余人，一年后扩大至三百余人（创立会员163人，同盟会员144人）[22]。期间还设立了神户（第一分会）、大阪（第二分会）、福冈（第三分会）等分会。
东京本会会员155人的职业种类，根据黑木彬文氏调查[23]，最多的是外务省28人；第二位海军省20人；第三位内务省15人；第四位是报人和商人，各14人；第六位是兴亚会语言学校的学生，后面的第七位到第十一位均是宫内省等地的职员。总之，官员的比例非常高，其次是报人和商人的团体。只是大阪分会的商人较多，军队成员中海军多、陆军少。出身方面以非藩阀为主，萨摩藩因大久保利通的关系尚有几人，而长州藩几乎没有。桂太郎当初作为创立会员加入，大概是因为他在谍报方面的领导地位[24]。中国会员有王韬等26人（因为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滋昉等人不在此表中，所以中国会员应该更多一些）。
[1] 王韬《扶桑游记》（走向世界丛书本），岳麓书社，1985年，408页。
[2] 草间时福《興亜会成立の歴史》，《興亜公報》第一辑，1880年3月14日，4页。《興亜公報》（从第2集开始改名为《興亜会報告》）为黑木彬文、鳟泽彰夫编辑解说《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会報告》第一卷，不二出版复刻版，1993年。以下省略复刻版书名，页数基本上为原报告页数。
[3] 《興亜会規則》收录于《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会報告》第二卷259页。《興亜会設立緒言》《興亜会規則》皆出于此书。
[4] 黑木彬文《興亜会、亜細亜協会の活動》（一），《政治研究》第39号，1992年，3页。
[5] 孙文《对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
[6] 《本会記事》，《興亜会報告》第3集，1880年4月21日，1页。
[7] 在翌年一周年会的改选上，“开启众员改选票”的结果，曾根位于众人之首。议员（定数12人）另有町田实一、佐藤畅、金子弥兵卫、末广重恭、重野安绎、岸田吟香等（《興亜会報告》第16集，4页）。
[8] 《会议通则》（《建国方略之三 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885年，412页。参考江田宪治《孫文『会議通則』の民主主義思想》，《孫文と華僑》，汲古书院，1999年（中文版：《孙文与华侨》，孙中山纪念会，1996年）。梁启超等人于1903年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温哥华等地进行保皇会副会长等选举（会长康有为无需选举），1907年在东京进行政闻社的部分职员选举（《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专集》22，中华书局，1936年，8页；《政闻社开会记事》，《政论》第2号，1907年11月15日）。
[9] 关于王韬的记述基本参考《扶桑游记》。文中出现日期、序跋等处省略注释。
[10] 王韬《扶桑游记》，413页。
[11] 麻生义辉《近世日本哲学史》，近藤书店，1942年，327页。关于汉学者重野安绎，参考陶德民《重野安繹と近代大阪の漢学》，《日本漢学思想史論考》，关西大学出版部，1999年。
[12] 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学者たち》，研文出版，1998年，98页。
[13] 草间时福《支那語学の要用なるを論ず》，《朝野新聞》1880年2月17日（黑木彬文《興亜会の成立》，《政治研究》第30号，1983年，91页）。
[14] 《吾会紀事》，《興亜会報告》第28集，1882年5月31日，1页。黑木彬文指出，所谓因为经费紧张而关闭学校，只是表面上的理由（10页）。
[15] 鳟泽彰夫《興亜会の中国語教育》，《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会報告》第1卷解说，22页。鳟泽的解说非常全面，包括兴亚会的中文教育是日本中文教育的原动力，兴亚会与陆军的关系，中文教科书的编撰状况等等。
[16] 吉田义静《同会諸君に告ぐ》，《興亜会報告》第7集，5页；第8集，7页。
[17] 《本会記事》，《興亜会報告》第12集，1880年11月15日，1页；23页。
[18] 所谓“本局”是指兴亚会的公报局，即负责《兴亚会报告》编辑刊行的部门。
[19] 《本局敬白》（原中文），《興亜会報告》第12集，封面里侧。
[20] 广部精《官話論》，《興亜会報告》第12集，5、6页。
[21] 高田时雄《トマス·ウェイドと北京語の勝利》，参考狭间直树编著《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
[22] 《興亜会創立の歴史》，《興亜公報》第一辑，6页；《本会記事》，《興亜会報告》第15集，5页。
[23] 《興亜会の基礎的研究》，198—213页。
[24] 佐藤三郎《日清戦争以前における日中両国の相互国情偵察について》，《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