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国经济与创新
蔡洪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一 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
1．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阶段
对中国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一种划分方式是把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相对应的人均GDP大概在3000美元以下；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相对应的人均GDP为3000—17000美元；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相对应的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以上。在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增长受要素投入的影响比较大，其贡献率至少占60％，而效率提升大概占35％，创新的贡献在5％左右。在效率驱动阶段，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到40％左右，效率提升的贡献占50％，创新的贡献占到10％。在创新驱动阶段，要素投入的贡献进一步下降到20％左右，效率提升的贡献占到50％，创新的贡献占到30％。以上对三个阶段驱动因素贡献比例的划分并非完全准确——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一条十分清晰的红线，只是以此说明这些驱动因素在三个阶段经济发展中的占比不同。
与要素驱动阶段相对应的特征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跨越贫困陷阱。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国家都能够顺利跨过贫困陷阱，顺利走过要素驱动阶段，只有少数国家陷在这一阶段，走不出来。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增长的特征是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投入实现增长。除此之外，这个阶段的增长也需要一定的基本条件：基本的产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宏观经济的相对稳定，一个比较健康的劳动力队伍，初等教育的普及，等等。
跨过要素驱动阶段之后，就进入效率驱动阶段。关于这一阶段的另外一个说得非常多的词是“跨入中等收入陷阱”。此时的人均GDP约为150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来源是，基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经验，人们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时期以后，随着人均GDP超过3000、5000乃至6000美元，在很长时间内，就失去了原来的增长动力，在中等收入的区间内徘徊着，在几千美元到1万美元之间徘徊着，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也有少数国家成功走过了效率驱动阶段，最典型的是东亚的一些邻国地区，如日本、韩国等。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所谓的效率驱动，而市场经济的效率提高需要持续的改革，以降低交易成本，改变商业环境，同时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效率驱动阶段的初期慢慢地发展，一直到人均GDP达到10000乃至15000美元的过程中，创新驱动的力量逐渐加强。效率驱动阶段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什么？市场效率提高，市场力量加强，市场竞争比较充分，劳动力市场富有活力和弹性，技术准备更加充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这些都是效率驱动阶段需要的一些基本条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一些国家顺利走过了这个阶段，慢慢过渡到高收入国家，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有不少拉美国家长期陷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即长期在中等收入的区间内徘徊。如果一个国家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进入了所谓的创新驱动阶段，这个时候它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有很多国家进入效率驱动阶段以后，创新能力下降。对应前面的几个词，也可以说是进入了创新能力衰退的陷阱。创新能力的衰退可能发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国家。以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为例，它们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以后，其创新能力、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下降。南欧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之类似。真正保持持续创新能力的发达国家不是很多，美国、德国等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从创新驱动阶段的增长特征可以看出，经济效率的持续提升非常重要；另外，创新驱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此阶段，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达到30％。这个阶段需要的基本条件是全民教育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此时，人力资本投入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产品的市场要素要更加高效，不断提升市场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创新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全面创新能力上，它需要制度的创新，商业组织、技术、产品等全方位的创新。那么，一个国家的全面创新能力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和创新文化。接下来我便谈谈这些因素体现在哪些方面。
这是从一个视角看不同经济增长阶段背后的驱动力量及其背后要求的必要条件。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理解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了很长时间，它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意义，过去一段时间被提到得尤其频繁。不同的人提到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其实不尽相同，有的是泛泛一说，有的谈到的角度则比较具体。从经济增长阶段三分法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意味着什么呢？过去三十几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巨大。到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8.2万亿美元，基本上是美国的一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使13亿人口摆脱了贫困陷阱，经过这三十几年的发展，人均GDP从300美元、400美元达到6000美元。如果按照经济增长三阶段的划分，过去这些经济成就对应的是什么阶段？是成功跨过了贫困陷阱，也就是说走过了要素驱动阶段。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过去做到了什么？主要是在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得到了满足。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共性是什么？在刚刚提到的初等教育普及、产权保护、基础设施改善等要素方面，过去三十几年中我们都做得很好，这些条件逐渐得到满足。
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的故事，我们跟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改革。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这中间就有改革和制度的红利。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过去经济增长的数据去分析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背后要素投入的贡献、效率提升的贡献、技术进步的贡献。从1978—2007年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来通过价格的调整以及其他的因素影响，人均GDP年均增长7.58％，其中人均资本增长率的贡献是3.66％。效率提升既包括市场效率的提升，也包括创新的贡献（占3.92％）。总体来说，效率提升和创新的贡献加在一起占了52％。
我们把1978—2007年分成三个10年来看，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例从62％降到过去两个10年的不到50％。如果把三十几年作为一个整体看，中国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在此阶段的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要大。因为我们的这个阶段是所谓的要素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一般要素投入贡献比较大，而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的贡献没这么大。前面提到，在要素驱动阶段大部分国家要素投入的贡献占60％，效率提升、创新的贡献加起来占40％；而中国这三十几年要素的贡献大概占50％，效率提升、技术进步大概占50％。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一部分是我们的效率驱动，另一部分是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自制度改革和改革红利，这二者使得各个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各自贡献的百分比跟其他同处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有所差别。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非常不同，按道理讲，从要素驱动逐渐进入到效率驱动阶段、经济增长水平越来越高的时候，效率提升和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应该越来越高。而中国正好相反：效率提升和创新的贡献在第一个10年占60％多，第二个、第三个10年占了不到50％。这反映的是什么？中国逐渐从要素驱动阶段进入到了效率驱动阶段，但经济增长依靠的这些基本因素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在效率驱动阶段需要的那些因素方面可能做得不是那么好。
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经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这些国家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几个发达国家在战后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日本GDP的年均增长率在这个阶段达到了9.5％，其中资本的贡献占到百分之三点几，劳动贡献占了百分之二点几，TFP（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占了百分之四点几。而在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效率提升对GDP的贡献越来越大。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说只靠增加要素投入不能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要逐渐转变到靠效率驱动。效率驱动增长的基础是高等教育的扩大和广泛的培训，即人力资本提升和劳动者素质提升，还有市场力量的加强、更加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些都使得各种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劳动力市场需要被赋予弹性和活力，金融市场要逐步深化，技术准备要更加充分，市场规模要更加扩大，这些是中国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做的，需要在这些方面找到经济增长的源泉。这需要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改变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得创新驱动变得更加重要。有人可能会说，其实创新驱动阶段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17000美元以后，创新驱动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一方面强调改革一方面强调创新呢？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区域差异、行业差异。有的区域从人均GDP来看可能是刚刚进入效率驱动阶段，而有的区域已经进入到必须靠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经济的区域差异到底有多大？从2010年基于汇率测算的结果来看，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均GDP达到了12000美元、15000美元甚至17000美元；如果用购买力评价测算，这些地方的人均GDP都在20000美元左右，已经进入到必须靠创新驱动的第三阶段。反过来我们看另外一些地级市，即一些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这里的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还处于贫困陷阱中，需要靠要素投入作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手段。这是城市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若将统计单元缩小，这种差异就更大。假如我们把中国的2000多个（将近3000个）县的人均GDP拿来做比较，会发现很多“十强县”“百强县”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0000美元、40000美元，这跟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基本是同一水平；但另外一些县人均GDP还是几百美元，这又跟世界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处于同一种经济发展水平。所以中国经济区域间的巨大差异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挑战很大。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要求在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用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去驱动这个地区经济的增长，使中国整个经济增长方式得到更好的优化。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比较合理和科学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说法，包括在很多政府文件里也出现过。而说得最多的是我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从外需转到内需，又从内需的投资转到消费，从官方到民间、从国内到国外都是类似的说法。最近我在成都参加美国《财富》杂志举办的财富论坛。这个论坛请了很多国外跨国公司的CEO和国外的学者，说来说去都是说中国要靠消费，完全靠出口这条道路走到头了。因为世界经济的市场容量和形势不容许中国再靠出口，中国已经在世界出口每年增长10％的基础上每年增长20％，大家都有共识。然后这些人的关注点是中国经济中投资贡献的比重太大，因此要靠消费拉动。这些国外的CEO也在谈论中国未来消费的增长对经济的拉动有多大；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在谈论作为一个消费大国，未来要靠消费拉动经济；这同样反映在我们的政府文件和一些讨论里面。但我个人认为从这个角度去讨论经济增长方式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为什么？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消费、投资或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需求。需求要么从国外来，就是出口；要么从国内来。但是国内经济增长在哪些方面有需求？一方面是投资需求，一方面是消费需求。从供给的角度即从一个国家经济的供给能力来看，考虑的是它持续增长的创造能力需要哪些要素来驱动、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做得更好，即利用同样的资源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从供给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更合适。因为从经济学角度看，需求的结构和变化是相对短期的因素。比如宏观经济主要的理论之一“凯恩斯主义”认为，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有波动，就会有经济周期。如果政府试图通过宏观调控政策熨平经济周期，以减少经济周期给经济带来的效率损失，那需要做什么？由于短期之内一个国家的供给能力没法调整，所以就调整需求。我们不关心长期问题，就关心短期的需求变动。需求在短期之内可以被调节，但供给能力很难调节。长期经济增长更需要关注供给能力和一个国家的创造能力。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角度讲，更要关注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应该简单地从需求角度去看。需求角度是短期角度，而供给能力提升是长期角度。也就是说，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投资占GDP的比重、出口占GDP的比重是现在的结构指标，这些结构指标随着经济增长阶段和发展的改变有一个自然改变的过程，这个问题不是说不重要，但是我们不应该完全从需求角度去理解所有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如果这么去看经济增长方式，为了有所转变，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靠调控、供给能力的增强或者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提升，更主要靠改革，把市场机制建立得更好，使自主创新能力做得更好，这是长期的功夫，短期的功夫是需求的调控。如果我们总是从总需求的角度讲调控、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很容易落入用调控带动改革的怪圈中：经济不好就找一个行业拉动一下，一会儿通过教育拉动，一会儿通过房地产拉动，现在又有人说通过城市化拉动。其实这些都是把长期问题当作短期问题来审视。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它就像一辆车的结构一样，需求、消费、投资和出口像车的轮子。轮子不好肯定不行，但轮子无法决定车跑得多远，决定跑多远的是发动机。从供给能力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提高改革效率和组织创新能力，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从需求角度去考虑经济增长问题只关注到了一辆车的轮子，没有真正关注到经济发展动力的源泉。所以到底是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政策和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走势非常重要。
2．当前改革重点
“两会”之后大家对新一轮改革充满期待，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秋季的三中全会上新政府将提出的一系列施政方向和改革措施。关于未来改革方向，全国从官方到学术机构再到公共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很多讨论，也有很多期待。以前取得的成绩巨大，但是问题也很多。既然问题很多，提的看法也很多，就需要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一些关键问题必须马上解决。
在讨论中关注较多的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战略。一方面是关于中国过去的城镇化趋势的讨论，另一方面是对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预期。现在对未来城市化发展预期的一种观点是未来城镇化使经济一年要增长1％，这意味着一年要有1000多万人从农村到城市。很多人认为这会带来很多商机。这次财富论坛上大多数企业家也在讨论城镇化带来的商机。还有一个原因使大家对城市化和城镇化非常关注：李克强总理以前在光华管理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时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城镇化的，这篇论文收在《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里，这本书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研究中国城市化问题。新总理对于城镇化一直多有研究和关注，大家很自然地就想到城镇化是中国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在关于城镇化、城市化的讨论中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认识。如何理解未来中国的新城镇化战略？这需要从一些基本的认识开始。首先需要理解城市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简单说就是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得到转变。人类历史上真正大规模的城市化是工业化带来的。古代的中国也好，外国也好，都有不少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的定位目标大部分是政治城市或者商业城市。比如西安、洛阳，那里的古城非常壮观雄伟，当时在世界上都是最大的城市。但是不管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工业化之前的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非常低。政治城市也好，商业城市也好，都不能使得整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口在城市里生活，它缺乏这种经济的动力。
工业化为什么必然会带来城市化？这是所有国家的经验，道理非常简单：工业社会跟农业社会的区别是分工越来越细致，带来所谓的聚集效应。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聚集效应要求人们不能像在农业社会中一样。工业生产聚集效应体现在三个概念上：一是规模经济。工业生产的工厂和企业组织需要一定的规模，有了规模以后通过适当的分工提高效率。它跟农业生产不一样：农业生产中，只要一个两人就可以种一亩三分地，而工业生产中一两个人做不成一个工厂，所以工厂需要一定的规模。此外还有一个概念——范围经济。一个工厂生产一种纺织品没有用，最重要的是将其做成衣服或是其他的东西，所以工业生产有上、下游。一个企业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周围和其他范围内的上游、下游企业。除了范围经济以外，还有一个更大范围的概念叫外部经济。外部经济跟单个企业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些企业在一起后对地方的市场环境起到推动作用，使所有的企业效率提升。比如一个地方有足够多的企业之后，它的劳动力生产才会更加有效，资本市场才能发展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三种经济加在一起的工业化就要求人们在城市里面聚集劳作而不是散落在各处。工业化必然要求城市化。当然，一个好的城市化能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直接对工业生产带来效率的提升。反过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又促进城市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城市公共设施、城市文化教育、体育事业才能发展起来。所以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是生产方式的转变需要生产的力量带来效率的提升，这是所有国家整个城市化进程的规律。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推动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保证了合理的粮食和农产品供给价格；更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使得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能够同步提高。这一点的重要性何在？只有这样，城市化、工业化过程才有扎实的基础，才能有序地去进行这种城市化的过程，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移。
城市化过程或者城镇化进程中会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对于大城市贫民窟，拉美一些国家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非常恐惧。很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没有固定工作，就挤在贫民窟，生活境况非常凄惨。这种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中国千万不能有这样的大城市病。那么为了防止这种大城市病，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尽可能把这些人堵在大城市之外，希望这些人不要进到大城市中来？从这个角度理解大城市病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你需要考虑：为什么这么多人明明知道城市里贫民窟条件这么恶劣，还愿意背井离乡蜂拥到大城市中？答案非常简单：他们在农村更惨！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条件比现在城市里的贫民窟还要差，而且在农村没有任何希望——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们下一辈还是这样。很多人说自己现在到了贫民窟，没准未来自己的小孩会比自己好，还能看到一线机会。这是贫民涌入贫民窟的根本原因。大城市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农村的现代化没有跟上，生产率太低，收入太低。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大城市病，靠堵是堵不住的。如果靠堵，农村和城市机会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个国家就治理不好。
从这些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发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是以计划和行政手段抑制城市化进程，建立二元体制，即所谓“农村反哺城市”。在此种条件下，城市就不能建得太大，所以就建立了户口制度来限制人们的流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快速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的加速——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百分之十几增到了2012年的52.7％。而这52.7％的城市化率是用常住人口计算的，用户籍人口来算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这百分之十几的差距意味着我们有两亿多无户籍的城市人口，这体现了中国城市化中最大的行政扭曲力量。在纯粹的自然市场经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变化的条件下逐步实现城市化，同时农业现代化也得跟上，这是标准的市场经济的城市化过程；而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不是这样。中国经济属于转型经济，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我们的城市化道路上有非常多的行政扭曲力量；而最大的扭曲力量是二元体制，它压制了城市化进程，阻止2亿—3亿人真正成为城市的市民。
除此之外，城市化进程还有其他行政扭曲力量。在中国，什么地方是城市、什么地方是农村不是由这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决定的，不是由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的，而是由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行政区划决定的。行政区划规定是城市就是城市，规定是农村就是农村。沿海很多地区的村或镇已经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讲，它们不是真正的城市。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整个行政资源分配是由行政力量、政治力量来决定的。因为中国现在还处在转轨经济阶段，所以很多社会资源的分配还是通过行政体制来进行，行政资源高度集中。在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之间怎样分配行政资源？按照城市行政级别，首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直辖市、省会城市、地区（市）、县级市的地位各自不同。按照行政区划分配行政资源，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以市场力量推动城市化的过程。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座各位可能对美国有所了解，美国有50个州，在这50个州里你能数出来多少州府？我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数不出来10个州府。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美国各州的行政中心、政治中心跟经济中心是彻底分开的。纽约州的州府不在纽约，而在纽约边上好几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的地方；首都华盛顿是纯政治中心，不是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所以美国把市场力量决定的城市化跟政治力量分开，包括公立大学之类的场所都不放在主要大城市，而是放在其他小地方，就是为了推动那些地方的发展，这是它们配置公共资源的方式；而在中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中，从土地到教育、医疗等方面，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一定更好。这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这是很大的行政扭曲力量？就是指有的城市本身的经济活力非常强，人口密度也很大，经济效率很高，按道理来讲这些城市应该对整个经济水平的提升很有帮助；但是它的行政级别太低，没有相应的行政资源，这就抑制了这些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反过来说，有些地方本身经济集聚的力量没这么大，但是行政资源很多，公共设施、医疗、教育条件都很好，导致它的规模已经过大。因此，行政资源分配在城市化过程中占了相当大的主导力量，这就扭曲了城市化。城市化要是真正有效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带来效率的提升，但这种扭曲力量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资源的配置。
还有便是GDP政绩的导向。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是GDP，为了实现GDP政绩，相关的政府行为就出现了扭曲。这表现在重建设、轻治理，重房地产、轻文化环境等方面，使得城市治理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化进程，抑制了城市发展，而且影响经济结构升级。从这些角度思考中国城市化道路，可知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是密切相连的。如果经济增长都是以GDP政绩为导向，必然重投资轻消费。如果不注重城市的商业环境、生活环境的改善，这种二元体制的GDP绩效导向一定是重工业轻服务业，行政资源和政治力量的分配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混乱。所以城市化过程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扭转这些行政扭曲力量。只有这样，经济才能持续增长，才能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现在很多人都在提“新城镇化”。什么叫“新城镇化”？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是从“土地的城市化”到“人的城市化”。但到底什么叫“人的城市化”？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还有一个说法是，到底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个讨论只在中国出现，是完完全全的中国特色，无法被翻译成英文，英文中没有“城镇化”这个词。其实这个讨论包含了两个误区：首先，这两个词反映的是我们行政体系的级别，“市”比较大，“镇”比较小，镇在整个行政级别里面数不上数，就没有什么资源被分配过来。这是一个误区。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就是中国地方经济发展差异这么大，怎么可能设想出一种标准的城市规模？“镇”应该有5万—10万人，“市”应该有10万—15万人？显然没有任何道理。未来关于“城市”和“城镇”的讨论，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意义。从规模上来讲，一定是要走多元化、特色化的道路。政府引导的城镇化方向是对的。从赶农民进城上楼，到为他们提供安居乐业的条件，这是理念上的问题。现在国家发改委动辄便出台关于城镇化的规划，其中讨论的很多都是要规划中国未来“十大城市群”之类的问题，包括这个城市群做什么、那个城市群做什么。口号提得很好，但是他们都限于用计划的方式做城市化，规划城市规模有多大，其实还是没法摆脱用计划行政的方式理解城市化进程的思维。
从所有这些角度去看，最大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归根结底，我认为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刚才讲到的一点——从需求结构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去两三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经济增长的势头越来越衰退。在这样一种经济形势下，很多人都提出把城市化作为一种靠增长拉动内需的说法，说城镇化是未来拉动内需的主要力量：城镇化意味着一年1300万或者1500万人进城，他们能买多少双鞋、吃多少顿饭、创造多少需求。我认为这是最大的误区。这个误区从逻辑上讲非常简单：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简单地把更多人轰到一起，经济不就自然起来了？这是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很好，随着效率越来越提高，相应地人们也从农村到城市，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城镇化一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可以拉动增长的一个外在因素。另外，为什么这个问题不能从需求角度看？现在内需不足，要拉动城镇化。那么难道经济过热时就要把这些人赶出去？显然不是这个道理。不能把改革的过程当作宏观调控。前些年说，经济增长不行了怎么办？把教育产业化。但现在教育产业化有一些弊端——上了大学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现在又说这十几年来房地产调控出现了乱象、内需不足了所以要搞城镇化……不吸取这些教训，把这些长远的制度建设当作短期的修补，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应该怎么理解城镇化战略？我个人认为当前一定要把它当作改革的战略。城镇化是一个趋势，在这个趋势中必须以城镇化为核心，通过支撑系统的设计来进行城镇化。一个国家的城镇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关，那么我们就去梳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扭曲力量。通过改革改掉这些扭曲力量，使城镇化进展顺利，同时也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需要将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核心，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中央已经对此有很明确的认识。市场在城镇化过程中间发挥什么作用？也要发挥基础的作用，不能以计划的方式做城镇化。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更是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理顺的，社会管理在城市管理中要发挥更好的作用。中央政府和城市地方政府的职责定位是在改革战略中需要思考的问题。从中央政府来讲，需要解决体制问题，二元体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很多行政扭曲力量是从中央政府的体制开始的。
关于二元体制的问题，很多人又说，如果把北京、上海户籍门槛放开，城市不就被挤爆了吗？这就是把城市的资源分配跟其城市化结合在一起了，比如新增大学的指标、医疗的资源、土地的指标、资金的指标等，跟这个城市接纳外地人挂钩在一起。教育均等是整个城市化中的核心，农村土地和宅基地流转是重要的问题。前面提到，城市化基本的保证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有土地的规模经济，土地的规模经济就要求农村土地能够流转。另外是解决农民入城的后顾之忧。户口没有特别的好处，同时又可能失去拥有宅基地的权利，所以不解决这个流转问题农民进城就会有后顾之忧。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实现覆盖全国公民的均等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行政区划制度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中央政府放权相对容易，权力下放到地方后，如何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现在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员说省级权力管得这么死都是重复建设，都是产能过剩；但如果放开的话它会更加产能过剩，比原来过剩的程度高出好几倍。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不是简单的中央政府的放权，而是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地方政府必须彻底抛弃GDP的政绩导向，转向城市管理和服务。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有很多竞争，但不是GDP高就可以升官，竞争的标准是地方政府要发展当地的经济，也需要去吸引资金和人才。这些要靠什么做到呢？靠改进这个地方的商业环境和生活环境。未来地方政府的行为必须要转到这方面来，如果不转到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定位和职能转变后，同时要改变地方的财税体系，建立公开、透明、可持续的城市体系，还要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改革文化体育体制、独立发展文化体育娱乐事业。前面提到，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标准测算，很多城市的人均GDP已经是两三万美元了。但是看消费结构，会发现中国的消费结构跟人均GDP为两三万美元或者一万五千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很不一样：除了吃、喝、穿就是买奢侈品，比如买一大堆LV的包，或者到国外疯狂购物。这个消费结构跟世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居民在衣食满足以后，很大一部分消费在什么地方？看体育比赛、演出等。这种区别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太不发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