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三十年：变革与挑战
——埃里克·方纳访谈录
王希 采访/翻译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本身是一个故事，并且带有一些传奇的色彩。他出生于一个史学世家，父亲杰克和叔父菲利普都是历史学家；16岁上大学，先后从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本科学位；22岁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随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26岁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发表专著并开始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后，方纳转入纽约市立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于1982年重返母校，担任美国史讲席教授至今。
方纳的研究领域涵盖19世纪美国史、美国内战与重建、美国政治文化史、非裔美国人史、美国激进改革运动以及林肯研究。自1970年以来，他出版了近二十部专著和编著，其中多部著作以史料丰富、见解透彻、观点独到和文笔精美而成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他的《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一书获得六项学术奖，包括代表美国史研究最高成就的班克罗夫特奖；他的《给我自由：一部美国历史》成为美国大学最受欢迎的美国通史读本，自2004年以来，已经连续再版四次。2011年，他的《烈火的考验：林肯与美国的奴隶制问题》再度获得班克罗夫特奖，并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历史类），成为极少数同年获得这两项大奖的美国学者之一。
在公共史学领域内，方纳也同样才华横溢、成就斐然，由他筹划和撰写的大型历史展览以新美国史观解说美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引起全国性的轰动，并成为历史纪录片的脚本基础。方纳还是一位坚定而执著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清醒，通过报刊和电视，冷静评说美国的历史与政治。
方纳也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美国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名著《美国自由的故事》被翻译成意大利文、中文、西班牙文、日文和韩文。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直选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莫斯科大学、耶路撒冷大学等大学担任过讲席教授。1993年和2000年，方纳分别被选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和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1]，成为能在一生中获此两项殊荣的极少数美国历史学家之一，足见美国历史学界对他的学术成就的赞赏和尊重。
此次访谈最初由《中国历史学家》的主编刘亚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的编审刘军教授建议。我于1986年进入哥大历史系，在方纳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在校期间（1986—1993），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长谈。但要做一个正式的访谈，我并没有多大的把握。没有想到，我提出要求之后，方纳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利用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机会在芝加哥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交谈。原计划是想谈谈美国史学在过去几十年的转型和未来面临的挑战，但话题聊开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除了美国史学研究的变迁之外，我们还谈到他的求学和治学经历、史学与大众、史学与政治等问题。以下是这次访谈录音的文字稿。[2]
王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的美国史研究经历了一场重大的转变。能不能请您先概括一下这场转变的主要特点？
方纳：美国史研究在过去三十年里的确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可以说这个变化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社会史学”（有时也称为“新社会史学”）的全面崛起，并取代传统的政治和外交史学，成为了美国史研究的中心内容。史学界的这场转变是美国新一代历史学家多年奋斗的结果。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熏陶，深受那个时代的社会改革精神的影响。他们一直主张，美国史研究的主体内容应是普通美国人的历史经历，而不只是政治精英和领袖人物。这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史研究的主力军。
社会史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丰富了美国史本身的内容，也极大地拓展了美国史的研究范围。社会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扩大了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演员队伍”（cast of characters），换句话说，就是对那些被传统美国史学无视或忽视的美国人群体的历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这些群体中，首先是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从1960年代起到现在，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奴隶制时期、内战或重建时期，还是20世纪——的美国黑人史以及种族关系史、种族主义史等一直是美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应该说明的是，以社会史学为主导的新美国史学所做的并不只是在传统史学的故事中加入有关黑人史的内容，而是力图改写传统美国故事的内容，对传统的历史结论提出挑战。同样是讨论民主、自由或经济机会等问题，如果历史学家是从黑人的角度出发或将黑人作为这些问题的中心，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比起仅从白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有很大的出入。
妇女史的兴起也是美国史转型的结果之一，而且还把美国历史的“演员队伍”的人数翻了一番。妇女史在刚开始时只在传统史学的内容上增加一些有关妇女的故事，简单地说，就是把女性的历史浮光掠影地附加在男性的历史上，妇女史研究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但当“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被引入和使用之后，妇女史就对整个美国史学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现在“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已经与“阶级”“种族”和“政治结构”其他几个经典概念一起，成为历史分析中常用的核心概念。今天，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史的时候，如果不或多或少地将“社会性别”考虑在内，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妇女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其他的领域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譬如，传统的美国劳工史只注重对工会的研究，只关注工会的结构、劳工组织的兴起，以及重要的工会领袖，如塞缪尔·龚珀斯或约翰·刘易斯等。这些是传统劳工史的经典题目。[3]新劳工史则注重研究普通工人群众的历史，不光研究工人在工作场所的工作经历，也研究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结构、家庭生活、宗教活动，甚至他们的休闲时间与内容等。这样，劳工史就不再仅仅是工会史，而变成了属于“工人阶级的人民史”（the histor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了。新劳工史也包括了对黑人劳工和妇女劳工的研究，这两个群体曾被长期排除在劳工组织之外，也未受到传统劳工史学的重视。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仅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会，即便在二战期间工会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不过如此，所以对美国工会历史的研究不能等同于对整个美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的研究。社会史学的其他一些重要分支——如家庭史、性别史、刑事犯罪史和城市史等——也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当代史学研究中的显学。
在20世纪80年代，当新社会史学主导了美国史研究的时候，一些从事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人曾一度感到压抑和被动，甚至可以说在史学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史学本身也遭遇到了新的流派的挑战。所谓“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就是对社会史学的一种挑战。“语言学转向”派学者主张把研究的主体从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转移到“语言”自身，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社会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经过语言或话语的媒介而被理解和被体验的方式。“语言学转向”派学者注重对交流方式的研究，以及对交流方式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的研究，他们关心的是交流方式本身如何反映了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体验这类问题。尽管“语言学转向”派在美国史领域内远未取得它在文学领域中的那种支配性的影响，但它仍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
近来，我们还注意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开始对美国史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形象（image）、言辞（rhetoric）和表象（representations）等取代了真实的生活经验，成为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研究劳工史的学者现在开始去研究电影、文学作品和大众话语中那些涉及劳工的形象或语言。妇女史或社会性别史的学者则去研究表现在不同媒介中的社会性别形象以及这些形象如何在社会斗争和政治对话中得到反映。最近还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白肤色”（whiteness），研究的重点不是涉及种族关系的法律问题或政治斗争，而是种族的意识和形象问题，即人们怎样进行种族识别和种族认同的，或者说，人们在现实中如何确定或认同自己是一个白人或非白人的。这些历史学家们认为，“种族”（race）的概念是社会成员和群体进行自我和相互识别与认同的一种通用概念，可以用来研究包括白人在内的美国社会的所有成员，而不只是用于研究非白人民族或种族。在他们看来，“白人”（white）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种族性建构”（a racial construct），它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一样，也是一种用于建构社会认同的概念。
虽然文化研究和“语言学转向”看起来是史学研究的前沿方法，但美国史本身是一个范围非常宽广的领域，实际上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释都在同时使用。直到今天，从事总统政治或外交条例研究的仍然大有人在。我认为，过去三十年史学发展的最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使美国历史学家比从前更深刻、更全面地意识到了美国人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它使我们比从前更不愿仅凭对一些狭隘有限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就简单匆忙地做出那种对美国史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结论。
在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的一些书常常冠以“美国心灵”（The American Mind）或“美国特征”（The American Character）的题目出版，它们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几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文人作者，再加上几个南部绅士，就这样构成了一部描写整个美利坚民族心路历程的著作。今天，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到了美国人口的多元化，因而不大愿意去做这样简单的结论。但也许正因为我们比从前更加小心翼翼，更强调对个别群体的历史经验的研究，我们有可能比从前更容易忽略对整体美国史画面的研究。
我应该补充一句，在某种意义上，史学总是对它自身得以产生的那个社会和时代的反映，尽管这种反映不一定是直接的。自从1965年新移民法开始实施以来，美国人口构成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变化。随着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原来那种以黑白二元论来区分美利坚种族的做法到今天已经过时了。这种二元论从来就是不准确的，但在19世纪，却始终是一种现实而适用的思考种族问题的方式。美国人口组成的多元化也导致和带动了对亚裔和拉丁语裔美国人的历史的研究。这种情形一方面说明迄今为止美国历史的“演员队伍”仍在继续扩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要做出一个能准确涵盖所有美国人的历史经验的史学结论将是多么困难。
王希：您的第一本主要著作《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4]是1970年出版的，这正好是史学界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初期，您显然经历了这场史学变革，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方纳：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可以说还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史学家。我当时的研究题目是意识形态，但我实际上真正研究的是政党政治和政治领袖。这样的研究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做。我认为，只要“政治”这个概念不是局限在国会辩论和选举这类狭隘的范围内，政治史的研究仍然是十分有用的。研究选举活动和过程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政治”这个概念的内涵一定要扩展。“政治”应该包括政治权力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内运作和运用的内容和方式。“政治”不仅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家庭生活之中。譬如说，传统的妇女史很重视妇女选举权的研究，这几乎是妇女史的一个经典课题。但新妇女史却使我们认识到，妇女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影响早在她们获得选举权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禁酒和废奴团体等自愿性妇女组织都是妇女对政治施加影响的重要媒介。换句话说，在她们还没有赢得政治程序中那些决定选举结果的位置之前，美国妇女就已经在公共生活中找到并扮演了影响政治的角色。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对于认识和理解政治在社会不同层次的发生和运作是相当有用的。当然也有历史学家继续在做总统传记或传统的政党研究，迈克尔·霍尔特去年出版的大部头著作《美国辉格党的兴起与衰落》[5]，有1200多页，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认为这本书虽然有价值，但主题和风格都过于陈腐，带有旧史学的遗风。现在继续这样写历史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部书能不能得到史学界的大奖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因为它的确代表了一种回归传统史学的趋向。[6]我认为，政治史的研究者并不需要抛弃自己的研究计划，但必须吸收和囊括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无论怎么说，历史学家总不能对近年来史学界的变化视若无睹，而一味埋头按照原来的路子进行研究和写作。
王希：研究方面的变化对美国史的教学有什么影响呢？
方纳：传统的美国史学以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美国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定义清楚、脉络清晰的美国史叙事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对美国史所作的结论并非完全准确，但它却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概括能力，能清楚地勾画和界定美国发展的脉络，尤其适用于美国通史课的教学。今天的美国史教学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如何将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准确地传达给学生，如何帮助他们理解“自由”和“民主”等这些概念本身不断被质疑、挑战和重新定义的历史事实，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和通用的答案，所以美国史的教学要比从前复杂和困难得多。除此之外，档案研究与课堂教学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为了弄清美国史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你也许要在档案馆里苦苦研究若干年，但你能在通史课上与学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恐怕不会超过五分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采用叙事（narrative）模式的问题，即历史是不是一定要用叙事体来写作。现在有的学者已经把“叙事性历史”（historical narrative）作为一种“虚构性写作”（fiction）而彻底抛弃了。在海登·怀特这样的后现代学者看来，历史研究和写作说穿了无非也是一种虚构，历史学家的工作无非是在创造发明一种叙事模式，即选取一些过去发生的事，将它们串连起来，再人为地加上一些这些事物本身并不具备的意思，以增强叙事的故事效果。[7]这种批评有它的可取之处，至少它提醒历史学家在研究和教学中在选择材料和方法时要倍加审慎，不要将那些没有经过明确论证的推论当成事实和真理强加于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教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创造不同的叙事模式，这就是历史学的本质：表现和叙述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变化。尽管新史学注重对普通美国人历史的研究，但在教学中，历史学家仍然无法避免要讲述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这样的政治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领袖人物把你描述的美国历史连结起来，使其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所以，即便是那些反对使用叙事体的人在教历史时也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你总不能像一个社会学家那样来教历史课吧，只是给学生机械地罗列一大堆不带历史概念的事实和数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是历史学家了。所以，历史教学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我刚才提到的，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如何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果贯穿到大学历史教学中去的路子。
王希：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将传统的叙事性历史与新史学结合起来，使它们成为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教学和研究方式？
方纳：我在最近出版的新书《美国自由的故事》[8]中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成功与否，另当别论。我想展示的就是历史学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既有别于传统的叙事模式、但又具有连贯性的新美国史叙事模式，你也许可以把这种方法称为一种“竞争性叙事”（a contested narrative，旧译“质疑性叙事”。——译者）。这是一种不确定的、开放性的叙事，它没有一个事先设定的开端、中间和结尾，也并不只是叙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就，事物的发展总是既有前进，也有倒退，并非只是遵循一条永恒向前的直线。“竞争性叙事”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内，许多事物和观念总是处在不断地被人们质疑和辩论的状态之中。我在书中描述了“自由”作为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中心思想在美国历史上演变的过程，我想展现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刻“自由”这个概念是如何引起争议、受到质疑和被重新界定的。在这样的叙事体中，事物的不确定性始终是研究和写作要考虑的重点。这样做可能会使学生也产生一种不确定感，他们甚至可能因此感到有些不适应，但这是解决美国史教学困难的一种尝试。
王希：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有一定难度，因为教学是一项个人意志和个人取向性都很强的活动，不同的教师对同一个历史问题，不光是教学方法不同，而且很可能对问题本身的理解也不同，在这种情形下，要建立一种通用的教学模式是相当困难的。
方纳：正是如此。在美国，我们没有统一规定的全国性教科书或教学大纲，也没有统一的教学规定，大学里面更是如此。教师也许是最后一批传统的手工匠人（artisans）——因为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工作场所继续掌握自己谋生的工具。我想这种情形将在21世纪被改变，传统的大学最终会走向大公司化（corporatized）或者为网络技术所占领或取代。但是，只要有历史教师的存在，教历史的方法就一定会是多种多样的。
王希：近几年来，美国公众舆论就历史问题展开了好几场大辩论，为什么美国公众会突然对美国史的写作和解释如此地关注和投入？
方纳：美国历史在1990年代一度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这着实使许多历史学家大吃一惊。一般来说，美国的公众和舆论界并不关心历史学家的研究，但在90年代，史学界内出现的对美国史的重新解释和对旧史观的修正却变成了热门的政治问题。这些引起争论的问题包括制定和颁布全国性的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有关美国在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展览、迪斯尼乐园希望建造一个以美国历史为主题的游乐场的计划、在首都华盛顿举办有关美国奴隶制历史的展览以及为纪念遭到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的展览馆等，还有南部邦联的旗帜是否应该继续悬挂等问题。这些都涉及美国历史上的敏感问题，或者说都是继续存有严重分歧和争议的问题，因而在公众中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辩论。这些辩论的核心实际上是美国人应当怎样书写和记忆自己的历史。就对待历史的态度而言，美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民族。一方面，美国人——当然这是一种泛指——是一个注重未来的（future-oriented）民族。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当年曾说过：“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潘恩看来，建立美国的真正意义是对过去的抛弃；这个过去就是欧洲大陆，就是旧世界，而美国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不是由那种根基于数百年历史而形成的国土疆界或那种经过数代人的积累而形成的单一“民族”（volk）传统来确定的。美国人既不是由一个共同分享的过去、也不是由一个对未来的共同期望连为一体的，因此有些美国人认为历史无关紧要。若干年前，在国会调查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上，当里根总统被问到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事情时，他回答说：“那已经是古代史了，已经不重要了。”在他看来，发生在一年以前的事就已经是古代史了！
但另一方面，美国人又十分重视历史，对历史充满了强烈的兴趣。眼下历史很受大众的欢迎。有线电视网中的“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属于热门频道，历史书的销路不错（尽管销路好的历史著作并不一定是由专业历史学家写的），参观和游览历史博物馆、历史遗址及类似葛底斯堡这样的国家历史公园的人终年络绎不绝。对许多人来说，历史带给他们一种认同感：一种家庭的认同感和一种民族的团结感。人们不仅看重历史，更看重历史的功能，对历史功能的发挥和运用也很投入。保守派认为历史的功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前一段时间，曾有人指责历史学家在写作中没有足够地强调国家的目的，没有充分地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没有对美国民族的内在凝聚力给予应有的认可和强调等等。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群体对历史又抱有另外的期望。传统的历史研究把黑人排除在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黑人权利被剥夺的现实；民权运动将黑人重新纳入美国历史的范畴，也推动了对黑人历史的重新书写。妇女史也是女权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复兴的结果。对于这些从前受到排斥的群体来说，历史研究是一种使他们原来所处的历史地位合法化的途径，他们希望通过对其历史地位的重新定位和评价来建立一种新的对美国历史和美国国家的认同。这些不同的诉求显然给历史学家的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该是为了帮助某一个社会群体做到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们不是心理学家。无论是那些在历史上受过压迫而迫切要求在历史中寻找国家认同感的群体，还是那些坚持历史的功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思想的群体，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应该是简单地去迎合或满足这些群体的愿望，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让他们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等等。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把过去发生的故事——包括这种故事本身具有的种种复杂性，以及它所具有的正面和反面的内容——尽可能准确而有力地讲述出来。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历史研究当然不能回避政治内容，事实上历史学家提出和关心的问题本身就受到他们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史学研究被当成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其成果也就往往变成一种不可信赖的历史了。如果一个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证明和宣扬某一特定的政治观点，他可能不得不对历史作简单化的处理，甚至有可能曲解地割裂历史。所以，历史学家面临很大的压力，肩负重要的责任。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人民能尽可能地获取最优质的“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有一件事时常令美国历史学家感到苦恼，那就是尽管公众社会对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真正懂得美国历史的人却不多。这一点在一年前克林顿总统遭弹劾的前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我并不指望所有的新闻记者或普通群众对弹劾总统的细节都做到了如指掌，很多历史学家也不一定知道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弹劾，但人们起码应该知道制宪者们当初为什么要建立弹劾的机制，至少要懂得弹劾作为一种法律程序所必须依赖的基本原则等等。但真正深入了解这些知识的人实在太少了，这说明我们历史学家还需要更努力地工作。
王希：作为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您认为美国历史学界在近期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方纳：我想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使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能在历史学界得享一席之地。如前面提到的，我知道有相当一批历史学家有一种被新史学排除在历史学界以外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从事的研究不再受到重视，有的研究甚至被贬为过时的或不重要的，他们的研究领域也不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等等。毫无疑问，新史学为历史研究带来了新鲜血液，历史学家不可能总是重复同样的研究，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方式来研究历史，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新一代人有时会以否定上一代人成果的做法来界定和树立自己，这是需要审慎而行的。随着我自己开始告别中年，我对老一代历史学家的尊重日益增加。我认为，史学界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具有包容性（inclusive）的时候了，所有形式的史学研究都应在史学界受到欢迎。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与其说是与历史研究有关，不如说与历史教学的机制有关。如你所知，我们目前面临一个严重的历史学家的就业问题。因为大学聘用的史学教授的人数远不如过去多，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人要想顺利地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全职工作远不像从前那样容易。许多人只能屈就去做兼职或临时教授，他们的工资不高，能享有的作为教授的权利很少，晋升和转正的希望渺茫，如何使这些历史学家获得起码的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一个重要问题。历史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与其他任何学科相比，它都应该被看成是一门非常核心的学科，我们必须要使社会、政治家、各州议会和大学都认识到这一点。当财政出现紧缩和困难时，政府和学校的决策者们首先裁减的往往是历史、文学和艺术这些看起来并不具有任何现实重要性的学科，他们觉得这样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且也更有道理。他们认为，把钱花在科学研究、技术培训、电脑培训等课程上显然要比把钱花在历史学科上更为明智和更具有说服力，因为科技课程可以为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提供直接现实的好处。这些决策者应该懂得，历史也许不一定能帮助学生找到某份特殊的工作，但历史能够培养学生学会如何思考，帮助他们学会在民主社会中扮演一个有思想的公民的角色，学会思考比简单地为找一份工作而学习要重要得多。
王希：历史学界本身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譬如说，新美国史学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方纳：历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对新史学的批评，这些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其中一种批评认为，新史学在研究内容的扩展、方法的多元化以及要求对所有社会群体面面俱到的做法上，已经导致了美国史研究中的“碎化”（fragmentation）现象和趋势。持这种批评观点的人认为，目前的史学非但未能产生具有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叙事性美国史，反而把美国史研究变成了一种四分五裂的地方或单个群体的研究。地方和群体的个案研究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如果只是把它们简单地拼合起来，我们并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美国历史的总体画面。所以，如前面提到的，我们仍然需要探索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既能帮助我们重新把握美国历史的整体面貌、但同时又不至于迫使我们放弃新史学所具备的那种对美国史的深刻洞察力的方法。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对“综合性史学”的重新呼吁是一种倒退的表现，认为这是要求史学研究回到政治史为中心的时代，我并不这样认为。
史学界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我们如何超越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史学”（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模式。我想，从定义上讲，国别史本身就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例外论的色彩，因为国别史通常以国界来划分，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历史研究的分界线，人们常常研究法国史、美国史、俄国史或中国史。当然也有许多人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历史，但绝大部分的历史仍然是以国家为划分界限的。比起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学家来说，美国历史学家更强调美国历史的独特性和例外性。美国历史学家通常把历史分成两类：美国史为一类，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历史被归为另一类。但在已经来临的21世纪里，全球化正在迅速发展，传统的国界划分将在许多方面扮演一个越来越不重要的角色，民族国家并不会完全消失，但在经济生活和人权等领域内，有些问题可能会超越国界。所以，我们面临一个如何将美国史研究与更广泛的世界背景相结合和整合的问题。有些领域已经开始朝这方面发展了，如殖民地时期历史的研究，现在就是放在大西洋领域和英帝国整体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历史学家现在更强调英国、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往，而不再是孤立地研究殖民地史。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去年出版的《大西洋的跨越》一书就是一个优秀的例子。[9]这本书描述了20世纪初美国进步运动时代的立法如何受到了欧洲社会立法的影响，叙述了欧洲与美国在应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冲击方面的思想和政策交流的过程。
但是，由于传统的例外论偏见的存在和现在绝大多数史学家所受的训练仍然是国别史这一现实，要想迅速把美国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同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即由于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将历史简单化。讲“让我们来写一部世界史或国际史”这句话很轻松，但真正有能力在不同的地方（和国家）从事深度研究、同时又能熟练掌握各地（国）史学成果的学者却不多。将美国史置于大西洋背景下来研究自然很好，但有多少美国历史学家真正熟悉和吃透了其他各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法国的、西班牙的，甚至英国的？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不过，这样的努力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史研究逐步向“非民族国家化”（de-nationalize）或“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方面移动，这是一个挑战。总体来看，这样做是有正面意义的。例外论往往使许多美国历史学家无法认识到更广泛的国际趋势，而事实上，无论是劳工或移民模式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都是以国界来界定和划分的。
王希：既然您谈到了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我想问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美国历史上曾有“熔炉论”（melting pot）之说，现在看来，熔炉论基本上是一种“神话”（myth），但美国的历史却也表现了不同群体的美国人为构建同一民族传统而共同奋斗的过程。在当今世界上，如何处理群体与国家、群体的传统与由不同民族群体组成的国家的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冷战后的世界表现得尤为突出。您认为美国在处理种族问题上的历史经验能否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一种正面或反面的历史借鉴？
方纳：首先，我对“熔炉论并不存在”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如同许多虚构的说法一样，熔炉论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真实的成分。对于美国白人来说，熔炉论显然是真实的而且是可行的。以我的家庭为例，我的祖父母来自俄国和波兰，我夫人的祖父母来自意大利。他们那一代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始终自认为是意大利人、俄国人或犹太人等等。他们甚至不大会讲英语。他们的孩子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美国，但仍旧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原来的文化传统。但是到了我女儿这一代，情形就不同了。我女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了。她既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俄国人，她的生活中几乎找不到我祖父母那一代人的文化痕迹，也许只是在饮食上有一点点偏好，但她基本上是一个熔炉论的产物。她是一个美国人，她与一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人的共同之处，比起她与一个来自俄国或意大利的人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大得多。
对于非白人的美国人来说，熔炉论的内容就更为复杂一些。对于美国黑人来说，“熔炉”是不存在的。今天美国社会中存在的黑白种族分界线与过去一样明显。在现实生活的许多方面，这种分界线成为一种不可忽视和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时代，但对于黑人来说，他们的美国生活经历与白人是非常不同的。拉丁裔美国人则处在中间地带。种族分界线与肤色有关，肤色浅，融入相对容易一些。亚裔在很多方面的融入都比较快。如果我的观察是准确的话，大部分亚裔美国人的女性都愿意与非亚裔的美国男性结婚。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白人社会过去对亚裔的歧视并不亚于对黑人的歧视。换句话说，美国社会的族裔和种族的内容正在改变，这些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曾经被视为异类的民族或族裔现在正在变成可以为主流社会接受的群体。
美国人的“种族”（race）和“族裔”（ethnicity）的概念与其他国家或民族对类似概念的理解有重要的区别，区别在于美国式的“种族”或“民族”概念不是与地域概念连在一起的。我们没有类似于巴尔干半岛那样的情形，也没有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出现的那种不同民族对同一块土地声称拥有主权的状况。这种土地与种族和民族之间的生死与共的联系是通过数个世纪的历史形成的。我们的种族和族裔群体在所有的地方都是杂居在一起的。拉丁裔美国人在西南部有较长的历史，但美国境内的人口流动非常频繁迅速。在美国并不存在那种土地与（民族）血统间的密切联系，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些民族常常因他们与某一块土地之间的历史联系而要求对其拥有主权，引起冲突，其结果是极大的动乱和破坏。当然，人口流动在其他的国家也在加速。譬如，西班牙的巴斯克（Basques）民族群体就是一种早期民族概念的回光返照，这种概念也许在21世纪就会消逝。或者当它复兴时，它只能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国家认同的概念，如同威尔士语在威尔士的复兴一样。
如我先前提到的，坚持美国例外论的困境之一在于我们有时还没有完全懂得我们所讨论的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些事物作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了。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至今仍在喋喋不休，说美国之所以例外是因为美国有众多的民族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中国不也是有许多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吗？不同的民族和群体生活在同一国度，讲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和遵循不同的历史传统，这一点美国并不特殊和例外。我们只能说美国多元种族和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过程是不同的。
王希：除了写作和教学之外，您还同时扮演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公共历史教育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您是如何看待历史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联系的？
方纳：我的确希望发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尽管我也意识到这样做是有一定危险的。我相信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与更大范围的读者分享知识的成果。我的著作有一部分是为专家写的，如我的《自由的立法者们》一书就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书，目的是帮助研究重建史的学者了解黑人与那个特定时期的美国政治的联系，普通读者对此不一定感兴趣。[10]
但另一方面，我也力求用一种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但对历史拥有浓厚兴趣的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写作。我最近出版的《美国自由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著作。即便是我研究重建史的专著，虽然是一本典型的学术著作，有上千个脚注，但能拥有相当一批普通的读者。[11]在该书出版后的十二年里，许多人——相当一批人并不在学术圈子里工作——都来听我关于重建的讲座，并且告诉我他们读过我的重建史。许多黑人听众——其中也包括那些文化程度看上去并不很高的黑人——也告诉我同样的事。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本书能够为没有受过专门史学训练的人读懂，它所包含的研究成果因此得以传播到更为广大的公众。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把这样的工作当成很重要的事来做。
我有时也给《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民族》（The Nation）这些报纸杂志投稿，也应邀接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当历史学家作这样的事情时，要紧的是记住你此时戴的是哪一顶帽子（意即扮演的是哪一种角色——译者）。我给《民族》杂志写稿时，我的角色不仅是一个历史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我写的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意见。我有可能在写作中涉及历史上的问题，但我不坚持我在此讨论的历史是一种“绝对的真理”（truth with a capital T），我的观点是带有历史感的观点，但只是一家之言。在民主社会，人人有权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如果历史学家声称因为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从而对政治问题具有某种特殊的洞察力，那就错了。举个例子，在弹劾克林顿总统的辩论中，有的历史学者经常引用历史研究的结果来证明克林顿总统是否应该被弹劾。我从不发表这样的意见。对克林顿是否应被弹劾，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不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意见仅仅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就一定比其他人的观点更有价值和说服力。如果一个人要真正懂得弹劾或其他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他必须了解这些问题是怎样出现和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正是因为我觉得建立和普及公众的历史认知十分重要，我才决定接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并为报章杂志写一些短文。由于公众的历史知识贫乏才对于历史表现出许多误解，人们太热衷于将历史简单化了，历史学家有责任来努力将正确的历史知识告知公众。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一种教学活动，一种在课堂之外的教学。
王希：在成为历史学家的道路上，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方纳：我的父亲，他是一名历史学家和教师，最近刚刚去世。[12]由于美国生活的一些特殊情况，他不仅在大学当过教授，而且也在各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教过书。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他对历史充满了激情。我在两个方面深受他的影响。一方面是他本人在美国黑人史领域内的前沿研究。在我成长的年月里，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美国史知识，尤其是有关美国黑人的历史。我当时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关于内战和重建的许多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可在当时却是被主流历史观所排斥的，当时学校的课本里也学不到这些内容。父亲对我影响深刻的另一点是他在教学时非常注重教会学生认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他常常告诉学生，只有懂得历史才能懂得现实：为了看清麦卡锡的年代，人们必须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发生的“恐红”（Red Scare）运动，或者更早时候出现的《惩乱治外法》，以及美国历史上其他镇压不同意见的时刻。不了解废奴运动、奴隶制和重建，你不可能真正懂得民权运动。历史与现实之间一直在进行一种连续不断的对话。这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教历史的方法。
从理查德·霍夫斯塔德那里，我学到了一种高品位的史学风格，或者说写作和研究历史的一种最高标准，即始终追求最优秀（而不是次优秀）的研究成果。[13]霍夫斯塔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但他并不擅长讲课，尤其不擅长给本科生上课。他本人也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尽管他声望很高，又备受尊重，但要他给本科生讲课，他会觉得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可在给研究生上课或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的时候，在帮助学生改进和提高写作的时候，他的才华就尽显出来了。他总是要求和迫使你去发掘自己最大的潜力，他从不接受那种没有最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才华的写作。我也是以这种方法来教育和要求我自己的学生的。正如你自己所体会到的，我对那些我认为十分优秀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生越好，我对他们的要求也越高。这正是霍夫斯塔德的做法。
霍夫斯塔德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作者，他促使我去努力思考如何使写作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历史学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门纯科学，历史学是一门文学性很强的艺术。一个历史学者如何传达历史知识和历史影响，取决于他表现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的方式，取决于他的写作能力，取决于他创造叙事、把握思想和流动的史实，以及吸引读者的能力。没有人在写作时可以做到一蹴而就。只有反复不断地修改、斟词酌句和不断地努力与训练，写作能力才有望提高。
我从霍夫斯塔德那里学到的另一件事，也是我对他最敬重的一点，是他从不强求自己的学生按他的模式来发展。霍夫斯塔德从不打算建立一支浩浩荡荡的追随自己的研究大军，跟在他后面去完成他所开创的工作。相反，他总是鼓励和支持学生遵循自己的选择，走自己的道路，但同时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发挥最大的才能。1960年代是一个风云动荡的年代，当时霍夫斯塔德与自己的学生在许多政治和其他问题上存有意见分歧，正因为他并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头上，才能够与学生们建立起一种成熟的、带有成年人式的支持精神的关系。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好教师的典范。
对我具有重要影响的还有其他一些学者。詹姆斯·申顿就是其中一个。[14]申顿教授在学术界不像霍夫斯塔德那样有名望，也不是一个特别多产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历史研究充满了真正的热爱，并知道如何将这种热爱和对历史的激情通过他的讲课渗透到每个学生的心灵深处，激发起他们学习历史的强烈兴趣和愿望，这是他最伟大的能力所在，也是他为什么成为伟大的历史学教授的原因所在。现在我们的历史系不教学生如何教书，令人担忧。如你所知，学生在研究生院接受的训练很多与如何做研究和如何写作有关，学校很少提供有关如何教书的训练。结果是只好自己在实践中去学习。我就是通过观察那些优秀的教师如何上课而学会教书的。
王希：许多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对您叔父菲力普·方纳教授的著作非常熟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15]您如何评价您叔父在美国史研究方面的成果？
方纳：我来自一个用美国话讲是“老左派”（Old Left）的家庭。我叔父菲力普·方纳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他写了很多书，也编了很多书，他是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他在美国受过很多迫害，吃了很多苦，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不能在大学里教书，他的著作也被主流历史学界排斥在外。他所代表的历史学流派的最大优点是将历史研究的重点放在工人群众、黑人、妇女和受排斥的人民身上。他不仅是劳工史的先驱，也是黑人史的先驱。早在人们还并不关心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时候，他就在研究道格拉斯了，而今天无论谁写美国史的教科书，都必须提到道格拉斯。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如他的博士论文《商业与奴隶制》展现了北部资本主义与南部奴隶制之间的联系，至今仍被看作这个领域的前沿著作。[16]
当然，如同所有人的写作一样，我叔父的著作也不是没有缺点或弱点的。缺点之一是他的写作中常常表现出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僵硬和武断，他在著作中有时会对历史人物作过于绝对的政治判断。譬如在他的劳工史著作里，他会肯定地说“这个人是错的，那个人是对的，某个劳工领导人出卖了工人阶级”之类的话。我认为他的著作中也有一种将一些事先决定和设定的概念强加于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倾向。在他早期的劳工史研究中，他往往看重工会的活动，而不重视普通工人的活动和生活。但他晚年的研究开始注重劳工运动中的黑人和妇女，他在这方面的成果对后来的研究有关键的影响。对任何一个写作和编著了近一百部著作的人来说，这种研究和写作中不平衡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在今天，我叔父的著作在许多领域中仍然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我刚刚与一位研究拉美史的女研究生谈话，她提到我叔父对古巴和美西战争的研究至今仍被作为该领域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是一个我并不十分熟悉的领域，但他却能够收集和出版有关的原始史料，供他人研究，尽管其他人使用这些材料时也许与他的出发点不一样。总体来说，我认为他的工作对美国史研究有重要的贡献。
王希：您刚才谈到霍夫斯塔德促使您将写作看成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也记得刚到哥大时您对我讲过的一句霍夫斯塔德的名言：“百分之九十的写作都是重复的写作。”（Ninety percent of writing is rewriting. ）对于许多人来讲，写作，尤其是要写得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能不能谈一谈您是如何写作的？
方纳：写作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不害怕写作，而且写得也比较快，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在牛津大学所接受的训练。我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本科部。——译者）毕业后，到牛津学习过两年。牛津的教育制度与美国大学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如何，也许也有差别。牛津实施一种导师—学生一对一指导式的（tutorial）教育方式，每个星期，每个学生都得就一个历史问题写一篇学术论文。这样你就不得不强迫自己多读快写，而且还要学会快速地写不同的史学题目。通过两年的训练，我觉得自己写东西的速度提高了许多。老实讲，一个人如何写作以及为什么能够写得快是一个很难说明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历史学家可能很少去反思这个问题。对此，我还真得要仔细想一想。
至于我著作题目的选择，有一部分是出自我对当代问题的兴趣，如我的第一本书《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就出自我对美国历史上种族问题的兴趣，也与我所处的民权运动时代有关。如果你浏览一下我的著作，你会发现我一直在力图研究美国历史中的不同问题，但这些研究又都集中在弄清政治思想、政治行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史与政治史之间的联系上，这些问题也就是美国史学界常称的所谓“霍夫斯塔德问题”（Hofstadter Issues）。
王希：我注意到您与霍夫斯塔德的写作中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你们两人都喜欢关注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即一些涉及整体性的问题，而不是倾向于注重个体或个别史实的研究。换句话说，你们不刻意忽视枝节性的东西，但你们注重主干，或者说，你们重视森林胜于重视树木，而相当一部分历史研究则是对细小、单个的题目精雕细凿，往往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现象。这算不算一个比较客观的观察？
方纳：这种观察很有意思。奇怪的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往往是一些“树木取向性”（tree-oriented）的作品。譬如说，我在《除了自由之外一无所有》一书中那篇关于重建时期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小罢工的研究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17]这是一桩发生在地方的罢工事件，但我把它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揭示重建政治在不同方面的表现。的确，我对类似的微观史研究做得不多，一般来讲，我的著作通常采用比较广阔的题目作为写作的基本框架。
王希：意识形态是您早期写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分析手段。现在您如何看待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否还算一个有效的研究题目？
方纳：在我过去三十年的写作中，意识形态的概念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最初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时，基本上是沿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即将意识形态看成是联结某种社会阶级关系的一种连贯性的世界观。现在人们使用“意识形态”时，更多是指以我们先前提到的话语、形象或表象所表现的思想。人们对于思想本身抱有一种比从前更为怀疑的态度，总是力图揭示隐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臆想或思想等。但我认为意识形态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早期所属的那一代历史学家总是力图重新捕捉（意识形态的）概念。1950年代有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终结的说法，好像美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严肃的思想辩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意识形态是社会经验与政治行动的联结体。这种认识曾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但我对意识形态的认识的确也改变了不少。在过去若干年，我受戈得曼和汤普森的影响很深。[18]他们也注重意识形态的研究，但他们总是致力于将丰富的社会史学置于意识形态的画面之中，使意识形态充满了更为丰富、复杂和深刻的内涵，而霍夫斯塔德对这种研究意识形态的方法却并不真正地感兴趣。所以，我把自己的写作看成是新旧史学的混合产物。我研究的问题是传统的历史问题，但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方法却更多、更强烈地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你也许可以把我现在从事的史学研究称为一种综合性史学。
（2000年）
【埃里克·方纳主要著述目录】
《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1970,1995）
《汤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1976）
《内战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1980）
《除了自由之外一无所有：奴隶解放及其遗产》（Nothing but Freedom:Emancipation and Its Legacy,1983）
《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Reconstruction: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1863-1877,1988，获班克罗夫特奖、弗朗西斯·帕克曼奖、《洛杉矶时报》著作奖等六项学术奖）
《分裂之家：林肯时代的美国》（合著）（A House Divided:America in the Age of Lincoln, with Olivia Mahoney,1990）
《新美国史学》（编）（The New American History,1990,1997）
《美国历史读者指南》（合编）（The Readers's Companion to American History, with John A. Garraty,1991）
《自由的立法者们：重建时期黑人政府官员指南》（Freedom's Lawmakers:A Directory of Black Officeholders during Reconstruction,1993, 1996）
《美国自由的故事》（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1998；中译本， 2002,2013）
《谁拥有历史？在变化的世界中反思过去》（Who Owns History? Rethinking the Past in a Changing World,2002）
《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上下卷）（Give Me Liberty! An American History,2004, revised ed.2007,2010,2013；中译本，2010,2013）
《我们的林肯：关于林肯与他的时代的新研究》（编）（Our Lincoln:New Perspectives on Lincoln and His World,2008）
《烈火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The Fiery Trial:Abraham Lincoln and American Slavery,2010，获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奖—历史类和林肯奖等学术奖项）
《当今美国史学综述》（合编）（American History Now, with Lisa Mc-Girr,2011）
[1]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OAH）成立于1907年，是美国最大的美国史学者的专业组织，有会员八千人。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成立于1884年，是美国历史学界最大的综合性专业组织，有会员上万人。
[2] 在此特别感谢王丹珺（Dan J. Wang）同学为录音稿整理做出的贡献。
[3] 塞缪尔·龚珀斯（Samuel Gompers,1850—1924），美国劳工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出生于英国，曾创建美国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并分别于1886—1894、1895—1924年两次担任该组织的主席。约翰·L．刘易斯（John Lewis,1880—1969），于1920—1960年任美国煤矿工人联合工会（The 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主席，也曾是美国产联（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4]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1995）.
[5] Michael F. Hol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Jacksonian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Civil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6] 迈克尔·霍尔特（Michael Holt），美国历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其著作《美国辉格党的兴起与衰落》获得了2000年度的林肯奖（The Lincoln Prize）。该奖项由葛底斯堡学院的林肯研究所主持评选，是美国内战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专业学术奖，通常只有一部著作获奖，2000年则有三部著作同时获奖，其他两部著作为：John Hope Franklin and Loren Schweninger, Runaway Slaves:Rebels on the Plantation与Allen C. Guelzo, Abraham Lincoln:Redeemer President。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erspectives on History（April 2000）, p.3.
[7] 海登·怀特（Hayden V. White,1928— ），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圣塔克鲁斯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任教，主要著作包括：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1973）; 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1987）。
[8] Eric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New York:W. W. Norton,1998）；中译本：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2003年，2005年，2013年）。方纳后来写作的Give Me Liberty! A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Norton,2004）正是他对这种新旧史学融合需求的一种回应。详细讨论见：“译者前言”，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上下卷），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2013年），第1—6页。
[9] Daniel T.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中译本：丹尼尔·T．罗杰斯著，吴万伟译：《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10] Eric Foner, Freedom's Lawmakers:A Directory of Black Officeholders during Reconstruction（New York,1993）.
[11]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1863-1877（New York:Harper ＆Row,1988）。该书的简写本以A Short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为名于1990年出版。
[12] 方纳的父亲杰克·方纳（Jack D. Foner,1910—1999）早年曾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1941年因参加左翼活动被迫离职，并被列入政治黑名单而长期无法获得正式教职。在这期间，他没有中断研究，并以工会和社区为讲授历史的课堂。直到1976年，杰克·方纳才被科比尔学院（Colby College）聘为教授，并在那里任教至1982年退休。1986年，科比尔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赞扬他长期以来为“反对种族主义”作出的贡献。杰克·方纳的主要著作有：United States Soldiers between Two Wars:Army Life and Reforms,1865-1898（1970）; Blacks and the Military in American History:A New Perspective（1974）。
[13] 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史研究“共识”（consensus）学派的旗手，其思想与写作对1950—7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有深刻的影响，曾被同行誉为“我们时代最优秀典雅同时也最富有人文精神的历史智慧”。从1942年起直至去世，霍夫斯塔德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他曾经拥有的德威特·克林顿美国史讲席教授荣誉现为方纳继承。霍夫斯塔德最有影响的著作包括：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1944）;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1948）;The Age of Reform:From Bryan to F. D. R. （1955，获1956年普立策奖—史学类）; Great Issue in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1765-1865（1958）;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2，获1964年普立策奖—非虚构类）;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Turner, Beard, Parrington（1968）;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780-1840（1969）; America at 1750:A Social Portrait（1971）。
[14] 詹姆斯·申顿（James P. Shenton,1925—2003），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多次获得该校“伟大教师”称号（The Great Teacher Award），并于1995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尤金·艾歇尔杰出教学奖”（Eugene Asher Distinguished Teaching Award），著有：Robert John Walker:A Politician from Jackson to Lincoln（1960）等。
[15] 菲力普·S．方纳（Philip S. Foner,1910—1994），美国著名左派历史学家，早年曾因参加左翼活动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后在宾夕法尼亚州林肯大学任教，著、编的著作多达百种，主要代表著作有：History of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1947）;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1950-55）; A History of Cuba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1962）;The Spanish-Cuban-American War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Imperialism,1895-1902（1972）;History of Black American（1975）; Black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6）; American Socialism and Black Americans:From The Age of Jackson to World War II（1977）; The Great Labor Uprising of 1877（1977）; Women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Eve of World War（1979）; Racism, Dissent, and Asian Americans from 1850 to the Present:A Documentary History（with Daniel Rosenberg,1993）。
[16] Philip S. Foner, Business＆Slavery; The New York Merchants＆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1）.
[17] Eric Foner, “The Emancipated Worker, ”in Foner, Nothing but Freedom:Emancip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3）, pp.74-110．此书已被翻译成葡萄牙文出版。
[18] 赫伯特·戈得曼（Herbert Gutman,1928—198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在美国劳工史、奴隶制史和黑人史研究方面有重要的影响，主要代表著作包括：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Essays in American Working-Class and Social History（1975）;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1790-1925（1976）。爱德华· 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新劳工史学的创始人，最著名的代表作为：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