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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喜欢画画。

抗战前,我在家乡江苏无锡上幼儿园,生活丰富多彩。老师教唱歌、画画、认字、背唐诗,我都喜欢,但是我最喜欢画画。有一天,老师让我和另两个娃娃走到矮矮的黑板前面,拿彩色粉笔画画。老师说,你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没有多想,画了一朵花,花上有一只蝴蝶,旁边站着一个女娃娃,她可能就是我吧。老师夸我画得快、画得好,让小朋友给我鼓掌,说我是第一名。当时我大概是五岁,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这时起,我想,长大了要学画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和弟弟妹妹随着父母逃离了家乡,辗转湖南、云南、四川,最后到重庆。颠沛流离的几年中,我只断断续续地上过两年多小学,其他时间全靠妈妈拿着自己买来的课本给我们姐弟三人补习。

1942年春天,我在重庆沙坪坝幸运地考上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一年级,和久违的美术课重逢了。特别幸运的是我还遇上了一位我终生难忘的好老师。当时教我们美术的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助教、著名美术家徐悲鸿的弟子谭勇先生。他按照大学艺术系那套正规的教学法教我们,让我们先好好打基础:画素描,画人物,然后出去写生。记得有一次,他让一位男同学穿上童子军装,当模特儿给我们画。最后,画得最好的两位同学中又有我一个。

事情还这么巧,我们的同学很多是中大老师的子弟,徐悲鸿先生的女儿徐丽丽也和我同班。有时,徐先生来学校看望女儿,我也看到了他。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更增加了对绘画艺术的崇敬。

当时老师看我有绘画的天分,就建议介绍我去读设在璧山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艺专是由抗战前的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合并而成。我要是有机会到这样一个著名的美术学校读书,那该是多么幸运。但是父母不同意。那时我年纪还小,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离家独自在外读书,更重要的是他们怕我学了美术将来没有出路。我的二舅就毕业于杭州艺专,一直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1947年,我高中毕业,遵照父亲的旨意,我进了无锡江南大学中文系。文学也是我的所爱,但是学画画的梦想并没有熄灭。1949年,我转学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我提出想转到艺术系,被拒绝了。著名画家钱松嵒是我的同乡,我们两家还是世交。她的大女儿钱紫筠也喜爱美术,当时她就在南大艺术系。她建议我抽时间去艺术系听课,速写课都排在晚上,和我的课不冲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这么做了。

当时艺术系主任是傅抱石先生,他常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来看我们画画。看了几次,他注意上了我。忽然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艺术系同意我转系。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它来得晚了一些。在中文系读了几个月之后,我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尤其是路翎先生给我们讲授“小说习作”课,经常夸我诗歌、小说写得不错。这样,我的画家梦就转向了作家梦。不过,画家梦并没有消失,只是在我的心灵深处埋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