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天纪事：文革”溃败前夕的小故事

严绍璗

对北大教师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得知“又要搞反右倾”的信息，则是起始于1975年11月底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两校教师大会。当时大家就很纳闷，互相询问：“发生什么事情了，还要到清华去开会？”“听说清华出事了！清华有领导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一些小道消息就这样流传着。

大会是在清华园的大礼堂举行的，虽然人很多，但“人气”并不高涨。经过了十年的“运动”，经历了许多的“大事变”，虽说“觉悟提高了”，但实在有些劳累了，而且已经有了像作为“中国共产党副主席”的林彪企图暗杀主席毛泽东“纂党夺权”这么惊心动魄的事件在心理上“打了底”，眼下好像对发生任何事件都已经是“当惊不惊”了，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只是等待着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会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驻两校的军事代表迟群、谢静宜在主席台上坐着。在北大清华人的印象中，但凡迟群、谢静宜同时出席的会议，一定有“重大的”事情。会上迟群讲话，他宣布了由毛主席批示的关于“开展对刘冰同志的批判”的文件，动员大家“迎头痛击假借整顿为名而由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的右倾翻案风”。

迟群向大家宣读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刘冰问题的“重要批示”。文曰：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小谢。我看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指向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此信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会场上静寂无声，听文辞口气极其严厉，主张谁反对谁极其明确。

毛泽东在“批文”中指名的“刘冰”，是邓小平先生在国家领导岗位“复出”之后在清华大学被“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他的“右倾翻案”活动的要害就是批评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控制着清华的“军事代表团”在学校里只搞运动不搞教育。在毛主席看来，刘冰的“罪恶”正是把清华大学原本热火朝天的“革命形势”，以“整顿教学秩序”为名引向了“以教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老路”。刘冰“假借”不赞成迟群、谢静宜的主张而把矛头对准他老人家本人，这是何等重大的罪名！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说，邓小平先生竟然偏袒刘冰这种肆意妄为的“反文革活动”，又让人把“心”吊到了嗓子眼上了。迟群在会上说，刘冰的主张与活动是得到当时的国务院教科文领导组负责人（部长）周荣鑫的支持的。周先生曾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是近年来逐步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之一。迟群说周荣鑫支持和认可刘冰的“右倾翻案”活动而且试图在整个教育界推行之。

走出会场，已是夜色，冬日的天空昏暗一片。大家都是“老运动员”了，掂量得出这个“反右倾”的分量。平时稍微留心点身边时事的人都已经明白，自1974年邓小平先生“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他就着手对“文革”以来被搞得乱七八糟的各领域进行“整顿”。他提出“党风要整顿”、“工业农业要整顿”、“军队要整顿”、“铁路要整顿”、“教育要整顿”等等。1975年7月，大家听说胡耀邦、李昌二位被委派担任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由胡耀邦主抓全面，李昌管理“科研”和“中国科技大学”。估计原来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周荣鑫被安排主管“教科文口”，也一定是小平先生的主张。更有小道消息传出，说胡耀邦、李昌二位有一个关于“中国科技大学建设与招生的汇报提纲”，其中讲到科技大学打算改变目前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办法而单纯从1965年到1967年的高三学生中招收新生，进行“半工半读”，此提议并得到邓小平先生的首肯。这样的道路新闻，二十年后我读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竟然得到证实。邓小平先生文曰：

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大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4页）

这个讲话显然是针对毛泽东先生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中对“大学进行彻底改造”的基本精神而发的“整顿”之辞。可见当时道路坊间流传着的有些“消息”是很准确的，不过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得到证实。所以，此时许多人其实心里都已经明白，由刘冰牵出以周荣鑫为代表的教育口，由教育口肯定会涉及国务院，而邓小平正是担纲着主管全局的副总理，掌握着全面。会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批示”已经明确地说了“小平偏袒刘冰”，不仅仅是暗示了而且已经点明了邓小平先生支持刘冰的关于“教育整顿”的主张，毛主席在“批文”中明确地说了这“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迟群、谢静宜现在又兴奋地号召北大清华立即开展对刘冰试图推行“教育整顿”的批判，肯定是他们已经明白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又抓到了一根“导火索”，很快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了。

一场灾难性的风暴又要降临在北大和清华的身上了。

这一年的“一二·九”前夕，北大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开会的前一天中午，当年我大学的同班同学钟文突然来找我，前已记叙他毕业后就身穿黄军装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工作[1], “文革”以来，我们时有联系。他对我说，“我们那边知道明天北大召开大会，能不能帮个忙，带一个人进会场？”我心里一惊，问他：“消息这么灵通，谁呀？”他进一步逼着问：“你先说行不行？能帮这个忙吗？”我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来听会，我不能说不吧？但我先要知道他是谁，才能想一想这冒死的活干得干不得。”钟文逼问很紧，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要看是谁了。这事不含糊，你帮不帮忙？”他又狡黠地一笑说：“这个人你认识！”这时候我心里有点儿明白了，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正在他们军事科学院里的“特殊人”。他非常低沉地说：“少华！”我说：“我想十不离八九！”他问：“行不行？”我说：“她的消息应该比我们灵通呀。”钟文说：“你不知道，现在运动的进展全在8341手里，他们与江青是直接通着的，这才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军科院知道什么呀，以前‘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还有‘批判水浒’，什么不是听你们怎么弄我们才怎么弄的。去年你不是来军科院调查过吗？我们知道什么？”他有点愤懑地这样说。（他说的“去年你们不是来调查过吗”，指的是1974年国务院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期间，郑必坚、李侃和我三人就国务院文件的起草到军科院征求意见一事[2]）。我笑着说：“你不要挑拨军民关系啊，我们是奉命到你们那里去访问求经的。”钟文说：“我跟你说，目前的形势变了，东风西风咬得很紧。少华对这件事很重视，她很想知道8341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你想个办法，把她带进会场去吧。”

钟文一口一个“8341”部队，却一字不提大家心里明白的主持着这场“大批判”的中央“文革”领导人的名字。山芋虽然已经发烫，但都在兜里捂着，谁也没有拿出来哩。

钟文托我在第二天带入“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会场的这位名叫“少华”的女性，就是前已叙述过的我的大学同学“张少华”（即“文革”后报章上偶然见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韶华”或“韶华少将”）、毛泽东主席的儿媳妇[3]。自从1966年8月江青在东操场的全校大会上耸人听闻地说“阶级斗争也到了我们家里了呀，这是毛主席的家呀！”指名道姓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的妻子张少华就是派到他们家里的特务后，张少华中途退会，从此“失踪”。1969年春天在“中文系燕南园各派大联合会议”上8341部队中文系负责人孙连仲在“报告”中突然提出当年“失踪”的张少华正在军事科学院，并征求大家的“意见”，问大家“是不是同意让少华回中文系来参加‘斗批改’”。大家目瞪口呆，这才知道了原来江青他们一直想“动”的张少华隐匿在军队中因而没有“动”得了她[4]。

此后，张少华并没有到中文系来参加“斗批改”。时间又过了七、八年，期间偶尔也听到钟文提起她。

我沉思了一下说：“行吧，她的‘丹书铁券’还在吧？”钟文笑着说：“那还用说，这是她的命呀！”我们说的“丹书铁券”，指的是张少华自己说，1966年7月她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大会上被江青公开点名是“潜入毛主席家的特务”后漂流四方，她随身死活都要带着毛主席曾经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上有“你是我的好女儿”一句。她说：“这是我的‘护身符’，丢了它，就是丢了命。”

北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定在第二天晚上7点半开始。我对钟文说：“我们7点在32楼门口集合，你让她在6点50分左右到19楼门口，我们见面，我带她混进去看看。告诉她绝对不能穿军装，一定要便服，用一条大点的包头的围巾围上。我会招呼她的。”钟文说：“这事就说定了，打扮听你的话，她一定能行的。”

钟文和我商量好了让张少华“潜入会场”的办法后，又聊了一会儿关于张少华的事情。钟文和我都认为她现在正迫切需要知道的是她那位后娘婆婆的葫芦里究竟装着什么药，这或许与她的未来命运相关，或许还牵联着更多人的命运。于是，张少华决定冒险进入北大这个由8341控制的所谓“中央文革”的“运动基地”中来侦察一番了。我自己估摸了一下状态，觉得应该带她进去，而且也有成功的可能。当时已经是冬天了，6点左右天已经全黑了，让她用大围巾把自己裹起来，混在中文系教师的队伍中，不易被人认出，即使有人识得，一般说来教师们也不会说什么的；如果军代表或工宣队盘问，我对钟文说：“我就说她是我爱人的堂姐吧，我堂姐特关心运动的进展，想听听如何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的，是件好事吧？”钟文说：“你见机行事好了，我会告诉少华的，现场严绍璗怎么应付，你就点头称是就是了。”我估计就当时的北大形势来说，这是一个群众要求“革命”的表现呀，听听报告总是可以吧。假如万一不能进会场，我就让她回去罢了。

当晚，张少华如约到达，她穿了件很土的退了色的灰色便服棉大衣，用头巾包着头，打扮与季节相合，很像北京胡同里的平民少妇。队伍集合的时候，我们故意留在最后面，不时小声地说几句，一直朝办公楼走去。我们的后面还有六七个人，军代表老楚在最后。我顺便问她：“这几年过得还好吧？”她说：“我母亲认识的老同志很多，大家生死与共，对我们一家都有最基本的了解，在他们保护下，动不了我们的。”她还很有意思地笑笑说：“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还胖了点。”我们进得办公楼，位置是自由坐的，这就好办了。我对她说：“上楼吧！”办公楼礼堂的二层楼，实际上是三层楼，因为入口较小，又没有窗户，当时也没有大的吊灯，采光是依靠大厅灯光的反射，所以比较暗。张少华是老北大，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这次大会是在清华大会的基础上举行的，除了讲述“右倾翻案风不反击不得了”的伟大意义外，主要是具体布置“大批判行动计划”。张少华问我：“他们提到过‘反击’的最主要的最上面的对象是谁吗？”我说：“北大的头头还没有说过呢，《人民日报》不说，北大恐怕也没有这个胆量吧！[5]但我们在清华听传达毛主席对刘冰的批判，已经明确说了‘小平偏袒刘冰’。”张少华说：“这就是全部的要害，但看他们怎么动手法？”我说：“估摸着这样搞法，是不是也快了？”她咕噜了一句：“他们拿捏得还不是很准，还得掂量掂量实力够不够，现在恐怕还不敢说呀！”她又侧过头很轻声地对我说：“还没到时候呢！看他们怎么弄吧，弄不好就要倾家荡产的呀！”

散会后是自由回去的，张少华说：“我从西门走吧。”我问她：“你刚才走了哪个门？”她说：“他们送我到海淀小门，我沿着松墙从南门走进来的。他们跟在后面看着，没有尾巴。”[6]张少华说的“他们”，指的当然是军事科学院的同志们了。于是，我陪她到北大西门，在门外北边的石狮子旁边停着两辆军用吉普，钟文他们几位穿着军装便从车里出来。张少华谢了我几句，钟文“啪”地对我立正敬了个军礼，我们就在这里告别了。

第二天上午，在32楼门口，军代表老楚叫住我，他问我：“你昨天带了一个女同志进去听报告了？”我说：“是的。”他说：“你怎么不打招呼呀？”我说：“看你们忙呀，我想这接受教育的事是件好事，全民反击右倾翻案风嘛！有什么问题吗？”他微微一笑说：“小朱认识她，其实你告诉我们，我们会照应她的。”这话正使我有五雷轰顶之感。这“小朱”就是我们系的8341部队的军代表朱曙光，现在官拜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7]原来63军的军代表老楚的后面还有8341部队的军代表小朱，夜幕中我一时竟没有认出他来，他却已经认出了张少华；他是中央警卫部队的，所以认识她。但他们却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其实就是默认并保护了她。

我后来对这件事有很深的回味，原来在当时的状态中，在毛主席的太太江青等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由疯狂攫取小集团私利的非常时候，就是在他们主抓的“根据地”里，由他们派出的各级代表中，就像小朱、老楚他们这样的“军事代表”，内心仍然是善良、正直和具有同情心的。

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又贴得到处都是，在32楼与28楼之间，东到教师宿舍的20楼，西到当时我们称为“小饭厅”的第三食堂，用苇席架起了连绵的“大字报棚”。一桶桶的糨糊往上泼，一张张胡乱写成的大字报往上贴，成为一个纸糊的走廊。这次的大字报运动，就“质量”而言，比起十年前“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的大字报，真是差远去了。那时的大字报，揭发的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身边的班主任；既有如何炮制“企图亡党亡国”的危言耸听，也有身边的班主任鸡毛蒜皮的琐事。但是眼下的大字报，几乎没有“事儿”可看了，都是些“坚决不答应”的表态句子，抄的全是《人民日报》两报一刊上的片段。贴报的人很辛苦，看报的人不激动。大家在“文革”十年中对这样的套路已经烂熟于胸中，看法几乎是相同的：毛主席最终决不会放过了“第二号当权派”的。所谓“第二号当权派”指的是谁，这是约定俗成、不言自明的了。

这一年的冬天就这样来临了，显得特别的阴冷。但许多人依凭生存的经验感知，寒冬既已到来，春天也就不远了。

注：本文为《与历史悄悄对话—严绍璗北大风雨五十年纪事》一章。《与历史悄悄的对话—严绍璗北大五十年纪事》是著者正在进行中的个人生存的历史。著者五十余年来由北大抚养成长至今，无以回报，只能以自己的“亲历记”留存学校，给后来的“北大人”一点思考的成分。本稿陆续做成，先行读到的我的前辈、同学与年轻的朋友，几乎都表示了莫大的关心和支持，表示了对著者“理性的观察”、“正义的精神”和“对北大炙热的情感”的“敬意”，使我莫名的感动。但愿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最终做成这件事情。2010年为北大中文系建系百年，我从中选出此篇，作为纪念。

[1] 详见《与历史悄悄对话/1964年纪事—夏天的故事》。他曾奉命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命令各大军区司令调防突击查找古代军事史资料，得到表扬。

[2] 详见《与历史悄悄对话/1974年纪事—夏天的故事》。

[3] 详见《与历史悄悄对话/1966年纪事—夏天的故事（2）》。

[4] 详见《与历史悄悄对话/1969年纪事—春天的故事》。

[5] 然而，政治斗争的诡谲并非我等书生所能预见。1976年2月26日下午，“有关方面”安排日本、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四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德意志联邦、坦桑尼亚、苏丹、乌干达、布隆迪、喀麦隆六国驻中国参赞访问北京大学，当时的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借用北大这一方圣土，借用“北大人”之口，公然向世界发布了“这次右倾翻案的最主要的策划者”。这一事件与1966年6月1日借用北大7人大字报，向世界公开中国开始了“文革”，成为十年间中国与世界史上首尾相续的重大事件，从而使北大十年间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北大百余年的校史，应该面对这一事实并得出足够的教训。上述本事详见《与历史悄悄对话/1966年纪事—夏天的故事（1）》和《与历史悄悄对话/1976年纪事—春天的故事（1）》。

[6] 当代北大人阅读此段对话会找不到真实的方位。原来当年北大从“南小门”到“南门”，又从“南门”到中关村路口，是一条长达近千米的松树绿化带，构成相应的文化氛围。不幸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一个叫任彦申的人担任“北大党委书记”时，在所谓“北大棋高一筹，有了问题不找市长而找市场（《北京日报》通栏大标题）”的呼啸声中，松墙被全部摧毁而成为“商业一条街”，后来又交给“资源集团”经营至今。由于北大“财政”从未透明过，师生们当然也就不知道这条街上有多少“红利”用在了“发展北大身上”，大家所知道的则是北大南部生态破坏殆尽。

[7] 朱曙光先生（1944年12月出生）是湖北省江陵县人。196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8年12月作为8341中央警卫部队军代表进驻北京大学中文系，时任连级干部，对师生友善，对“黑类”出身的教师，并无歧视的态度。1997年晋升武警中将警衔。任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武警部队副司令员兼北京市第1总队总队长、副司令员。63军军代表老楚，后来就没有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