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才著《南宋诗人姜特立研究》序

陈熙中

杨俊才兄要我为他的《南宋诗人姜特立研究》写序，想是因为我们有过一段交往的缘故。

大约是2007年春夏之交，刘世德先生来电话说浙江丽水学院副教授杨俊才想申请到北大做国内访问学者，希望我做指导教师。我请刘先生转告俊才：2003年我从澳门大学客座回来就退休了，请他另择导师。后来俊才直接来电话，说北大该年度接受访问学者目录中列有我的名字，希望我同意接受。此时已快到申请截止期限，我怕误了俊才的申请，只好去系里找主管此事的老师。她也不清楚为什么没从名单中删去我的名字，只说退休了仍可以指导。就这样，实际是由于工作环节中的疏忽，使我和俊才有了相识的机缘。

俊才于2007年9月来北大，因2008年8月有奥运会，7月就回去了，所以他的“访学”不足一年。但在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学术上的收获却十分丰硕。他的研究课题是“南宋诗人姜特立研究”，按照计划，他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写出了部分书稿，同时还撰写了两篇重要论文，一篇《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刊于《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另一篇《南宋诗人姜特立考论》刊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是俊才自己勤奋好学的结果。俊才以前没有到过北京，但在这一年之中，他竟没有到北京任何一个名胜景点去游览过。他把时间都用在做学问上了，不是到各图书馆查阅资料就是埋头写作。

俊才原本就有良好的学术功底，此前已发表过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他研究姜特立，更是下了大功夫，只要看一看《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一文，就可以知道他对资料开掘之深广和立论之稳妥有据了。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是一部有影响的力作，被誉为是“集精细考证与启人洞见于一体的专著”，有的学者甚至称之为“五十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余英时先生的书中有一节是专论姜特立的。余先生认为，在孝宗末年出现的官僚集团与理学（当时被称为“伪学”）集团这两大集团的斗争中，姜特立作为新皇权的代表，充当了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之间的桥梁，是职业官僚派的幕后主持人。余先生指出，当时有个叫黄抡的人，由姜特立特别推荐任“右正言”的官职，“专以攻‘道学’人士”。余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姜特立的一首题为《黄正言为邑宰累罢郡送行》的诗。诗中说：“我亦何为者，偶在寮寀中。荷公以礼遇，讵敢忘敬恭。”余先生对此解读为：“‘寮寀’是特立自指他在太子（光宗）春坊时事。可知黄抡早在光宗受禅前已刻意攀缘特立，对他既‘礼遇’，又‘敬恭’。光宗召见黄抡必由特立推荐，这是确证。”对于该诗的最后两句“愿言养宏博，吾道终当通”，余先生亦别有解会：“所谓‘吾道’，自然是指官僚集团的势力而言……他（指姜特立）的政治消息十分灵通，已知道赵汝愚与理学集团即将全军覆没。所以‘吾道终当通’并不是空泛的安慰语。试看他《乙卯元宵多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且喜今朝日光出，更须风力扫重阴。’乙卯即庆元元年。这两句诗咏的是政治，而不是天气，则一望而知。”余先生言之凿凿，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甚至包括部分史学家，读后恐怕只有击节赞叹的份儿了。

但是，俊才在与余先生商榷的文章中，以确切无疑的证据，辨明了《黄正言为邑宰罢郡送行》中的黄正言其实是黄度，他也做过右正言，在知婺州时因下属兰溪知县奸赃不法，被人借机弹劾而罢去郡守一职。而且，这个黄度是被列入“伪党”名单中的理学集团的重要分子，与官僚集团的黄抡恰恰处于两个敌对的阵营。因此，上述余先生关于姜特立与黄抡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论述只是一种误读。俊才还根据姜特立与官僚集团和理学集团两派人物都有交往（包括诗歌唱和）的历史事实，对他的政治立场提出了更为符合客观实际的看法。我想，如果不是全面掌握史料并且心细敏锐，这是很难做到的。

俊才刚来北大时，找我商量他的研究计划。他当时有点担心研究姜特立这个课题是否可行。一是姜特立不是大作家，研究他有无意义。二是姜特立在《宋史》中被列入“佞幸传”，对他如何评价恐不好掌握。我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两种顾虑都是不必要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研究对象本身的地位并无必然的联系，研究李、杜固然有意义，研究姜特立也可以很有意义；至于他被列入“佞幸传”，也不妨碍对他重新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说过：“特立名列《宋史·佞幸传》，其诗乃天然秀拔，故韩元吉、陆游皆爱其才。”我们今天更可以超越古人的立场，以新的观念和角度来研究这样一个曾经活跃在南宋诗坛上和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也许我的意见对俊才坚定信心起了点作用。现在俊才的书稿已经完成，我很高兴，故乐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