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辞[1]

洪子诚

出版作品集，开这样的讨论会，作为当事人自然高兴，但又总有“怪怪”的感觉。这是因为，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会有出版文集是一种资格的观念。现在虽说出文集已经平民化了，但在我心里，还是有“僭妄”的不安。还有一个原因是，这辈子当过主角的会议大概有过三次，一次是66年6月“文革”刚开始，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开我的批判会。第二次是99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后出版社组织的座谈会，事先并不知道高秀芹那样神通广大，居然请来那么多著名学者。这是第三次。当主角其实是件颇不自在的事情。看到我这样紧张、这样的小家子气，见过大世面的谢冕先生说，就当是找一个机会，朋友一起聚聚、玩玩好了，不要太过认真。我这才放下心来。我也就借这个难得机会，向在座、不在座的朋友表示我的感谢。

感谢谢冕、陈晓明、贺桂梅、张雅秋他们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的工作。有的朋友是交往几十年的了，像谢冕、赵祖谟。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一起做事：做不少好事，也做过一些“坏事”。感谢北大出版社培文出版我的“学术作品集”的辛苦。两年多之前高秀芹提出这个计划，很出乎我的意外；这是应该感谢她的。

感谢谢冕，和已经辞世的张钟先生。61年毕业后我在学校教的是写作课。“文革”结束写作课取消，张钟、谢冕让我参加他们筹建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在专业上我有了着落。77年张钟主持编写《当代文学概观》，让我写诗歌和短篇小说两章，我才有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开端。谢冕在新诗和当代文学研究上的敏锐、创见、功绩，他对生活、对文学总也不衰竭的新鲜感和信仰，始终是我向往却难以到达的境界。

在座的赵园、老钱（钱理群）、吴福辉，80年代我就知道他们。赵园认识要更早。不过在80年代，感觉中我和他们分属两“代”：我是中年而保守，他们年轻、新锐，引领着学术潮流。待到90年代后期，他们也渐渐“变老”，这种代际区隔的感觉才慢慢减弱，才意识到其实老钱、福辉和我是同龄，同样出生于1939年。

1985年，我提着第一本书的书稿（那时还没有电子文本）去北大出版社。因为在此之前常被杂志社、报社退稿，所以一路惴惴不安。还好，编辑宋祥瑞没有拒绝，他让黄子平写了审稿意见。这才有了我自己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所以要感谢宋祥瑞、黄子平。

86年，大学同班同学刘登翰提议我们合作编写当代新诗史，并说已经征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白崇义先生认可。在其后的两三年里，这成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没有刘登翰的提议，便不会有我们合作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这部书。所以要感谢刘登翰。

89年秋天，社科院文学所的杨匡汉打来电话，问我可有书稿加盟他们的“新世纪文丛”。我没有现成书稿，说可以从讲稿中摘出一些段落。这便有了《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这里要感谢杨匡汉。

91年到93年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上课。“当代文学”上了三个学期。课结束时，东大教授刈间文俊提议我把讲稿留下，说他们会翻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我便用几个月时间整理，定名为《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翻译的承诺没有兑现，但如果没有刈间的提议，每次上课前临时写的凌乱纸片，回国时说不定就扔掉了。所以要感谢刈间文俊。

回国之后，《概说》稿子在抽屉里搁了三年多，从没有胆量联系出版社。一次闲谈时说起，当年在北大读博士的陈顺馨说可以拿到香港试试。她找到香港青文书屋的罗志华先生，这才有了《概说》这本书。所以要感谢陈顺馨、罗志华。青文书屋在湾仔庄士敦道，经营人文社科图书，也出版一些书刊。罗志华先生痴迷于文化学术的出版、传播，为它付出全部心血。2009年初他猝死时被埋于倒塌书架的书堆之中，几天后才被发现。愿罗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同样，没有谢冕、孟繁华策划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丛书，我想不起要写一本《百花时代》，这要感谢谢冕、老孟。1997年贺照田让我担任“90年代文学书系”主编。书系有六个分卷，出版社总编辑对分卷主编蔡翔、南帆、戴锦华、耿占春、程光炜耳熟能详，但总主编洪子诚的名字却从未听说过。因为贺照田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服，我才得以保住主编的名份。所以要感谢贺照田。

《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一些学者、朋友（孟繁华、赵园、钱理群、宋遂良、曹文轩、李杨、李兆忠、戴锦华、程光炜、王光明、曾令存、李宪瑜、孙民乐、姚丹、郜元宝、刘黎琼……）写过关于它的文章。感谢他们的评论，特别感谢对其中存在的缺陷、问题的揭发和讨论。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个人写作”或“独立撰史”常被作为问题提出。其实我并没有这方面的自觉。原先是想教研室同仁合作编写以代替原有的教材，只不过因为大家想法差异太大受阻。正在为无路可走而发愁时遇到钱理群，他想了想说，你何不自己动手？有了他的这个灵感，难题才得到解决。所以，“独立撰史”应该归功于老钱。

退休前上最后一次课，踏进课堂看到讲台上放着录音机。一问，说是录下来整理后说不定能出版。我从未有过讲课录音整理出版的念头。因此，设若没有贺桂梅的这个“自作主张”，没有后来三联书店郑勇的极有创意的筹划，也就没有这本属于“三联讲坛”系列的《问题与方法》。

感谢多年来发表我的文章、出版我的书的朋友；感谢他们较少退我的稿子。他们是：董之林（《文学评论》）、张燕玲（《南方文坛》、赵晋华（《中华读书报》）、朱竞（《文艺争鸣》）等。有一个时期，觉得好像女性编辑对我特别好，清醒之后才意识到那是一厢情愿的错觉：我竟然忽略了经常刊发我文章的张宁（《郑州大学学报》）、毕光明（《海南师大学报》），也忽略了前面提到的郑勇。

谢谢我的学生。有的是我名下的研究生，有的只是听过我的课，有的可能课也没有听过。不管怎样，北大还是中国的好学校之一，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学生。他们精神、学业上执著追求，给我们以感动，提升我们的精神高度和责任感。首先感谢他们对我的教学、研究的帮助，感谢他们对我谨慎、严格的态度。贺桂梅对出版前的《当代文学史》文稿的评价是“还可以吧”。冷霜则说过，洪子诚的文学史叙述是一种“微弱的叙述”，是过渡性质的，无法成就优美的、有独创精神的作品。这其实说得很恰切。我退休之后一次与学生（李云雷、刘复生、程凯、鲁太光等）座谈，他们对我的文学史论述提出虽委婉但触及问题实质的质疑。我的不少学生写诗，爱好诗歌批评，如臧棣、周瓒、冷霜、胡续冬、钱文亮。他们让我维持了在大学年代就有的对新诗的感情。我觉得赵园说得好，“一生钟情于诗，是一件美好的事，经由诗保持了审美的敏感，对文字的细腻感觉与鉴赏力”，这确实“润泽”了我本来偏于枯燥、灰色的人生。

…………

前些天，乐黛云老师让我读一篇文章，是金春峰教授读乐黛云的《四院、沙滩、未名湖》后写的读后感。其中有一段写道：“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感恩……中国文化的两大信仰—天地与祖灵崇拜，都是奠基于自觉的报恩情感之上的。所以没有恐怖，没有恐吓，只是无限的清和之情弥漫于祭拜者与被祭拜的在上者之间。”又说：“报恩之情，由父母而天地、而师友、乡邻，以至与我们生命连为一体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说得很好。感恩，当然不限于逝去的先人、长者，也包括健在的朋友、后生。

因此，借这个机会，我要向在几十年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给我帮助、给我信心的朋友表示感谢。

[1] 2010年1月19日，在“当代文学与文学史暨《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研讨会”上发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