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了《汉字简化方案》，并开始在全国推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推行比较顺利，可是最近几年，反对简化字的声音连续不断。是《汉字简化方案》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吗？恐怕主要是因为社会思潮发生了改变。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宋祖英等提出提案，主张小学要教学繁体字，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我从国家语委那里得知，宋祖英等人后来又撤回了他们的提案。2009年反对简化字的声音更大了。一波接一波，先后有四波。第一波是2月2日新浪网发表老愚的博客《季羡林老人谈国学》，季先生认为“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也许是因为季羡林先生有很高的知名度，新浪网上这篇博文两天的点击率高达几十万。第二波是3月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提案，认为简化字“违反了汉字造字的‘艺术化’和‘科学化’的规律”，建议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分批地停止使用简化字，恢复使用繁体字。第三波是4月8日在社科院举办的第五次国学研究论坛上，有人表示对“同音替代”、“符号替代”和“草书楷化”三种简化字不认同，说“这些问题，要逐渐改正，这次的新规范汉字表作了一定的纠正，但还没有大规模地改”（见4月9日《新京报》）。这就把制订《规范汉字表》和恢复繁体字连在了一起，使我们对《规范汉字表》的研制提高了警惕。第四波是4月16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反对简化字的三篇文章，就是：朱大可的《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专访麦天枢的《终将回归繁体字》和梁文道的《汉字、国家与天下》。其中尤以朱大可的文章最为激烈。他认为“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我一向比较关注汉字简化的研究，也曾写过讨论简化字的文章。面对这接连不断地对简化字的声讨，媒体不断来采访，我身不由己地就加入到繁简字的争论中去。2月16日，去人民网教育频道接受访谈，对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汉字简化是歧途”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访谈的要点以《汉字简化是歧途吗》为题发表在5月20日的《光明日报》上。国家语委主办的《语言文字》（内部刊物）第5期也发表了这篇文章。2月28日，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文津讲坛”邀请我去作学术报告，我去讲的题目是《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给出简化字的学术定位。这篇报告稿有一万二千字，发表在5月20日《光明日报》的“光明论坛”上。同一天教育部周济部长对这篇文章做了批示。批示说：“请语委并郝平同志研阅。一是可在教育报刊转载这篇文章，二是组织一批理论研究文章进行正面宣传，以引导舆论。”根据部长的批示，6月5日的《中国教育报》和2009年第15期的《新华文摘》都转载了这篇文章。4月2日，我应邀去上海电视台艺术人生频道的“大声说”栏目，辩论“该不该恢复使用繁体字”。正方是复旦的葛剑雄、我，还有一位郭松民，反方是潘庆林的代表吉启鸣，还有王干、戴小京、王文元。上海电视台艺术人生频道没有上星，所以这次辩论会的录像至今我也没有看到。7月4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小崔说事》栏目邀请我参加辩论会，辩论繁简汉字问题，辩论的对手是王干、萧启宏。对方利用一切机会抢话头，我准备的发言没有机会发表，心里很是不爽。我才认识到这种辩论会不是讨论学术的地方，以后不参加这类活动。辩论会后，我以准备的发言为基础扩展为两篇文章。一篇题为《简化汉字60年》，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2009年第4期；另一篇题为《树立科学汉字观，正确认识繁简字》，发表在《北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激烈的学术论争促使我不断地考虑有关的问题，认识有所深化。

关于繁简字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对任何一项语文改革都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不足为奇。简化字的前途会是怎么样呢？我想将和麦天枢的断言正相反，不是“终将回归繁体字”，而是“终将走向简化字”。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年4月我应邀去保定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学。有一天我和陈双新教授一起乘出租车去河大新校区，在车上我和双新谈起繁简字的争论。开车的是位中年妇女，她插话说：“我们司机都赞成简化字，因为它好学好写。如果改成繁体字，我们就都成了文盲！谁要我们变成文盲，我们就反对谁。”今年反对简化字的声音似乎很大，其实持激烈态度的只是极少数人，广大的民众不会买他们的账。没有多数民众的拥护，“弃简复繁”是不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