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是新中国语文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这时我正在北大中文系读本科一年级。年轻人不乏热情，我们这些跨入大学校门不久的学生都愿意为推行《方案》做点事情。正好那时北大职工夜校决定为学员讲授拼音方案，也记不得怎么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年级的同学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这正应了“无知者无畏”这句俗话。那时《方案》刚公布不久，缺少参考资料，我们就自己编写并刻印了简要的《讲授提纲》，拿着提纲就上了讲台。后来我们又到海淀东升农业生产合作社向农民讲解《方案》。由于我们的知识不足，而且那时也还没有形成后来的拼音教学法，教学效果自然不会很好，可是听我们课的工人和农民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到了三年级，我们听了周有光先生讲授的“汉字改革”课，才对《方案》有了科学的了解。1983年，吕叔湘先生发表了题为《〈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的论文，进一步提高了我对《汉语拼音方案》的重大成就的认识。

2007年9月，周有光先生因病住进了东城的隆福医院。一天他让保姆给我打电话，要我到医院来看他，我不知有什么事。到了医院见了面，他送我一本刚出版的著作《汉语拼音，文化津梁》，特别提醒我看这部书里他新写的《序言》。他在《序言》里说：“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这话说得多好啊！这是一位102岁的睿智老人传给后人的“真经”。

2008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五十周年。4月21日，语信司在香山饭店举行学术研讨会纪念这个年份。我参加了会议，提交的论文是《汉语拼音是中国语文的瑰宝》。这篇文章发表在《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的增刊上。10月24日，语用司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汉语拼音教学国际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是《慎言修订〈汉语拼音方案〉》。会议期间，北京语言大学的刘振平先生提供给我刊物上发表的建议修改《汉语拼音方案》的论文30多篇。会后我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感到真正有分量的论文不多。语用司请语文出版社负责出版会议的论文集，我按要求修改补充了我的文章寄给语文出版社。转眼就过了一年，论文集还没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