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法修辞讲话》使我终生受益

新中国建立以来十分重视汉语规范化工作。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日开始连载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那时我正在天津一所中学读高一。《语法修辞讲话》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可是我自己没有《人民日报》，无法系统阅读。到了1951年底，《语法修辞讲话》由开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我非常想买，可是因囊中羞涩，只好望书兴叹。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那时，我给天津的一家晚报写了篇小稿子，得到了1.3元的稿费。我就用这点钱买了《语法修辞讲话》单行本。它是我的宝贝，是我学习汉语语言学的入门向导。

“文革”结束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重印《语法修辞讲话》。第二版对原书做了部分修改，主要是换掉一些例句。第二版出版后，我买来和第一版做了比较，我想知道都修改了哪些，为什么要修改，以便从中学习。经过比较，我大体明白了修改的原因，也从中看到了修改的妙处；与此同时，我对少数例句的修改产生了疑问，认为修改得并不一定合适。我给吕叔湘先生写了信，谈了我的看法，不久收到吕先生的复信。吕先生在信里说：“得手教兼示《讲话》新版错误，感佩无已。已转告陆俭明同志赶制勘误表送出版社，请释念。拙作措语，时伤苟简，致劳寻绎，甚用歉惶。敢请严加批剔，倘有高见，不吝赐示，亟盼亟盼。”这封信后来刊登在《吕叔湘全集》第19卷第109页。它使我亲身感受到大学者的风范，也使我对《语法修辞讲话》产生了别样的感情。参加工作以来，我多少能做一点汉语规范化方面的工作，深深得益于《语法修辞讲话》和吕先生朱先生的谆谆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