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怀念的十九斋
——追念徐通锵先生

费振刚

徐通锵先生猝然离世，我身在外地，未能亲自灵前拜别，悲夫痛哉！当年十九斋的中文系居民又走了一位，那可追忆的岁月渐渐地去远了，消逝在渺不可知的空际。

十九斋是当时学校为青年教师准备的单身宿舍，二人一间。1960年毕业留校，我住进了十九斋二楼最东头、窗户朝北的一间，与当今的楚辞专家、京戏评论家金开诚先生合住。十九斋大门中间开，大门朝南，楼梯亦在中间。二楼东侧全部住的是中文系青年教师，而东侧最西边靠近楼梯的一间就是徐先生的房间，他与当今著名的汉语方言学专家王福堂先生合住。当年的十九斋，十分安静，一个人走进去，你会不自觉地放轻自己的脚步，深怕脚步声音会打破这楼内的宁静。只有晚饭前后的一段时间，整个楼道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骚动，有人会在洗脸间洗洗衣物或餐具（大家都吃食堂，有时会将食物买回来，在房间里吃），边哼哼一段歌曲，或唱几句京剧，有人会在房间开着收音机，听电台播放的音乐或曲艺节目，但这声音都放得很低，绝不会如当今公共场合播放的那种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人躁动不安。八点左右，又恢复了安静，但每个房间都灯火通明，直到深夜。我对前几年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都不熟悉，所以很少去他们的房间坐坐。但进出自己的房间，要经过各个房间，正巧他们的房门开着，也会看到各个房间的情形。当时学校为每个房间配备的家具都是一样的，但经过我的观察，每个房间布置得都各有不同，有的房间显得混乱而拥挤，被褥常常是不叠的，散乱地堆在床上。书架上的书随意颠三倒四地码放着，书桌上书籍、文具、稿纸永远闹哄哄地堆满桌面，加上房间主人吸烟，烟缸也永远堆满了烟蒂，室内的空气浑浊，尤其是冬天。而徐先生和王先生合住的房间，永远是窗明几净，书架上的书摆放得整整齐齐，书桌上的书籍、工具、稿纸各有固定的位置。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语言学家严谨准确的治学风格。正因为这样，再加上他们二位看起来很严肃，不好接近，使我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同他们正面交谈过。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与徐先生的距离拉近了，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此之前，徐先生和我都参加了由当时的中宣部、高教部联合领导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他随高名凯先生进了《语言学概论》编写组，我随游国恩先生进了《中国文学史》编写组，因此有了工作上的联系，也对他有了一些了解，知道他虽毕业不久，但在语言学研究上已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是极具学术潜力的后起之秀（这为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所证实）。又因为他少年老成，不苟言笑，但并不威严，因而有了个“老头儿”的绰号。可是当时我还不敢当面这样称呼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北大乱了套，先是集中火力斗黑帮，揪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加上有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所谓“最高指示”，众多具有高级职称、教过我们的老师不断被揪出批斗。有了这一层“缓冲”，就使如徐先生和我这样的年轻助教、又不是“右派”的，就有幸成了“革命群众”，而共同听从“红卫兵”的指挥。再下来是革命队伍的“分裂”，在北大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而作为“革命群众”的我们，在这样的形势下，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支持哪一派的姿态。巧合的是徐先生和我不约而同都选择了支持在北大非主流的那一派，这使我与徐先生有了更亲密的接触。

革命队伍分裂的起因是路线不同，于是就开始了“谁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的不断的辩论。这种辩论开始的时候，还是在会议中，或在大字报前展开，大家还是努力讲道理，说服对方。在这种场合，如遇到对方过于蛮横而以势压人时，徐先生有时也会一改他不愠不火的性情，情绪激动地申说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而对对方的种种论点予以尖锐有力的批驳。这使我看到了徐先生性格的另一面，联系到他曾经说起，他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乃至大学毕业留校做老师后，都是班级或系的篮球队的成员，他的身材不高，但能做如此激烈的运动，可见在徐先生平静的外表下实在也有一颗热烈而奔腾的心。

不久，这样的路线辩论升级了。“愤怒”的群众不能满足行动仅限于口头上，他们开始是拳脚相加，再继之以棍棒混战，终至于各派组织专门从事武斗的队伍，抢占办公楼和宿舍楼，各踞一方，形成对峙的局面。在北大，只有很少的青年教师参与了这些武斗行动，而多数人都变成了所谓“逍遥派”，天天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在此之前，我已结婚，但没有住房，有的虽已结婚，但妻子在外地，而徐先生当时还是独身一人，所以十九斋在北大武斗的日子就成了我们这些青年教师的活动场所。同一派的教师常常会聚在一个老师的房间，聊聊运动的情况，交换听来的各种“小道消息”，乃至于打打桥牌，以消磨时光。记得北大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激烈的一次武斗的夜晚，我和徐先生是在我的同学、毕业一同留校的侯学超先生房间度过的，听着双方广播站的广播，打着桥牌，几乎一夜未眠。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徐先生开始了他的木工作业。开始，他在校园内拣拾双方武斗时砸烂的桌面、凳子腿作为原料，用小锯、小锉加工成台灯。底座是各种形状的木块堆叠，用方的或圆的木棒做支柱，底座用胶水粘上一层厚实的布，而底座的木块和支柱的木棒都用砂纸打磨，使之露出原来的木纹，再涂以清漆，于是一个造型简单朴素的台灯就呈现出来了，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当时十九斋中文系居民的不少房间都有了徐先生的作品，后来“工宣队”进校了，实现两派大联合，领导“斗、批、改”，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除了开会，教师乃至广大学生还是无事可做，无奈之中，徐先生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买了一些必要的木工工具，买了一些木材，真做起家具来了。最突出的是他做的几个书橱。从70年代到80年代，徐先生与丁宁真女士喜结连理，有了家庭，也有了一双儿女，我们这些十九斋的原住民，也由单身宿舍搬到蔚秀园，再搬到畅春园、中关园、承泽园，许多老师都添置了新家具，特别是书橱，而徐先生几次搬家，他的书橱仍旧是自己所做的那一套。徐先生的书橱被漆上黑檀色，上面几层有玻璃拉门，下面的则是木质的可以开合的门，沉实厚重，朴素大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人们不会相信它们竟是出自一位中文系老师之手。相信这一套书橱还摆放在畅春园五十六公寓住宅，书橱中是徐先生亲自摆放整齐的他自己的著作和他使用过的各种书籍。物还在，人已走，我已不忍心再去看这些饱含着徐先生心血的遗物了。

当年在十九斋的中文系老师，在徐先生之前，先后走了的有陈绍鹏、赵齐平、石安石、倪其心先生，而健在的都已经过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候了，我在这追思徐先生，也想起了走了的几位，想起了十九斋那段平静朴实温馨实在的日子。

2007年4月14日于畅春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