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尘埃落定：武选官的形成

朝廷内职向帝国武选官的演变在宋初的四十余年间逐渐实现，促成演变的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内职外任差遣，特别是统兵差遣的职位化和系统化，它使得内职官僚对本职工作的离违成为制度，而空间和时间上的离违则使得内职头衔失去了服务禁庭的本意，符号化、品位化了。另一方面，在皇帝的推动下，内职头衔因其“禁庭隶职”、“陛下家臣”的原始含义，被广泛发授，或用来褒奖从戎的文臣，或用来羁縻桀骜的藩镇牙校，或用来安置官僚子弟、落魄举人。在长期的和平条件下，内职官僚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其成分发生改变，“陛下家臣”固然有之，但大多数内职官僚只是顶了个“近臣”的空名，并无服务殿廷的事实。最终，内职走出了内廷，从“陛下家臣”变成了宋帝国一支特殊的官僚队伍——武选官，诸使与三班使臣成了他们的品位符号，而统兵则成了他们的标志性差遣。当然，变化是渐次发生的。

一

北宋初期，许多内职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并未脱离本司职任，举几个例子：

（1）田仁朗任左藏库使，“为中官所谗，太祖怒，立召诘之，至殿门，命去冠带。仁朗神色不挠，从容曰：‘臣尝从破蜀，秋毫无犯，陛下固知之。今主藏禁中，岂复为奸利以自污？’太祖怒释，止停其职”。[1]田仁朗为左藏库使，职在“主藏禁中”，可见并未脱离本司职任，太祖虽然接受了田仁朗的解释，但仍然“停其职”，足见左藏库使“主藏”责任重大。

（2）郭守文自开宝四年（971）授翰林副使，至九年，“改西京作坊使，翰林职司如故”。[2]既称“如故”，则可以推知，当郭守文任翰林使时，是掌握翰林司职掌的。

（3）魏丕自宋初即授作坊副使，“居八年，乃迁正使”，至雍熙四年（987）升任户部使才离开作坊，“凡典工作十余年，讨泽潞、维扬，下荆、广，收川、峡，征河东，平江南，太祖皆先期谕旨，令修创器械，无不精办。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及改绣衣鹵簿，亦专敕丕裁制”。[3]

（4）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段仁诲部修天驷监，筑垣墙，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责授崇仪副使”。[4]土木工程正是八作使的职掌所系。

但是，内职的阶官化却早已开始，其动力一方面来自内职官僚群内部的迁转需求，另一方面则来自皇帝对内职名衔的主动利用。供奉官、殿前承旨、殿直本来就没有无具体职任，因此内职的阶官化主要是诸使的阶官化。

新皇帝即位，把自己“霸府”或“潜邸”“家臣”提拔到内职岗位上来，从而建立皇帝与内职间历史和现实的亲密关系——这是一种对内职本质的静态考察。动态地看，内职官僚群的人数和他们对品位待遇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后唐以降，前朝的合法性受到后代的承认，官僚群自身的发展虽然会受到改朝换代的干扰，但并不因此中断，前朝的大多数内职官僚在后代继续供职，内职官僚群的成长——个人资历的积累与总体人数的膨胀——是基本连续的，比如张保绩，至宋初，已“在閤门前后四十年……历事六朝，未尝有过”。[5]资历的连续计算使得资深内职提高地位、待遇的要求不断滋生，而总体人数的膨胀则使待遇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内职的待遇问题是帝国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但是，内职从殿前承旨、殿直、供奉官到诸司副使、正使，全部加起来所能构成的升迁梯级也是有限的，再加上内职人数的不断扩增，升迁空间变得更加有限。通常而言，史料所提供的主要是上层的例子，比如：后汉时，宣徽使出缺，同时有武德使李业、内客省使阎晋卿争位。李业是太后心爱的小弟弟，走的是上层路线，皇帝和太后亲自为他说项。而阎晋卿“乾祐中，历閤门使、判四方馆……内客省使”, “以职次事望，合当其任”。当时执政的杨邠没有答应太后的请托，得罪了皇帝和太后；而宣徽使的人选也遭到搁置，阎晋卿因为“久稽拜命”, “颇怨执政”。[6]内职的下层同样是迁转乏路，宋太祖时，“班行之中，历十年而不迁者，比比皆是”;[7]太宗淳化二年（991）, “供奉官、殿直有四十年不迁者”;[8]也就是说，从五代后期一直沉滞到宋。

沉滞的最主要原因是内职的上层——诸使是职位设置，而且很多岗位都要求任职者熟悉本司的特殊业务。閤门、客省要求任职者具有宣赞词令的技能以及对朝仪制度的熟悉，就像在閤门服务了四十年的张保绩，“宣赞词令，听者皆耸，侪辈推其能，累使藩方，不辱君命”。[9]一个称职的作坊使则应当像魏丕那样熟悉军器的制作工艺，具有领导兵器改良的能力。正因为诸使是有着特殊技能要求的机构，诸使的久任，以及从本司副使提拔为正使是相当常见的。比如宋太祖在建隆初就任命魏丕担任作坊副使，但过了八年，直到开宝元年，才提拔他做正使。真宗咸平三年（1000），魏丕墓志铭的作者李宗谔已经不能正确理解内职难迁的真正原因，而归结为“太祖慎重名器，未尝轻授，宁多与邑，不妄改官”。[10]说“慎重名器”是对的，但说魏丕自副使迁正使是“改官”，视为品位之迁，就错了，而错误的原因是因为李宗谔所处的时代，诸使已经品位符号化了。

既然职位有限，又希望诸使久任，就必须有相应的品位待遇。加带检校官、宪衔、勋官等虚衔是一个办法。比如郭守文自后周广顺三年补左班殿直，“且以银印青绶（文散官）崇其阶级，用国子祭酒（检校官）、司宪大夫（宪衔）纪其官氏，上骑都尉（勋官）荣其勋伐，起家之命，有足优者”。世宗即位，郭守文的检校官和勋官又都升了一下，“检校冬官卿，加上柱国”。郭守文比较实质性的升迁是担任本班的都知、押班，“时内职东西两班各置押班之名，又署都知之职，公皆任焉”。与此同时，他的检校官也在升，“显德中，遍历礼部、刑部二尚书”。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套路化的空帽子，实惠不至，所以，郭守文的墓志作者会说：“待之虽优，用之未至，公韬晦而已，但以谨愿闻。”[11]内职比较实惠的品位待遇，是加带域外州的长官，遥领其衔以赏劳绩、示荣宠。比如开宝九年，作坊使魏丕“领代州刺史，仍典作坊”。[12]代州在北汉的控制之下，魏丕的“代州刺史”当然无缘州政，但是却有待遇上的好处。

然而，对于内职而言，使额才是更熟悉、更体面的头衔。因此，从五代起，就出现了为满足内职升迁要求而设置的使额。比如内客省使、引进使，以及宋代的西京诸使等等。内客省使的职掌与客省使基本相同，引进使的职掌则类似閤门使，唯地位稍高，閤门使、判四方馆事、引进使、客省使、内客省使、宣徽使、枢密使构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迁转序列。内客省使、引进使的设置使得宣徽使与客省使之间、客省使与判四方馆事之间增加了新的梯级，从而缓解了高级内职的迁转压力。宋初新置西京左藏库使、西京作坊使，[13]同样属于为增加诸使迁转梯级而特设之阶级，自身应当并无具体职掌。宋太宗淳化二年（991），为了解决下层内职——三班使臣的沉滞问题，又“始置内殿崇班在供奉官之上，左右侍禁在殿直之上，差定其俸给，以次授之”。[14]

同样是为了满足诸使官僚群的迁转需要，许多已经丧失职掌的使额被保留下来。比如六宅使，唐玄宗设置十六宅，将诸王集中居住，同时设使进行管理、监督。进入五代，诸王在政治和军事上重新成为活跃因素，不可能再有这样的王宅设立，但六宅使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后梁、后晋、后周都有六宅使见于记录。[15]宋初的六宅使陈思诲更是相当活跃的一个角色，在短短的建隆元年一年之中，曾经三次出使，最后以身殉国。[16]再如地位崇重的闲厩使，在唐末即已无马可管，早已失职，但却同样被保留下来。后晋时，节度使范延光的儿子守图曾任此职，延光叛命的消息传来，守图立即被移送御史台羁押。[17]后汉末年，枢密使郭威与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交好，一同遭到隐帝的迫害，弘肇被杀，郭威篡汉建周，即位之后，以弘肇之弟弘福补内职，“累迁闲厩使”。[18]后唐庄宗即位，“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19]其后又陆续恢复，到后周时，“班行之中，有员无职者太半”。[20]

已经丧失职掌的使额和为增加升迁梯级而设置的使额，丰富了内职的迁转梯级，一方面，内职提高待遇的需求可以更方便地得到满足，另一方面，皇帝也可以利用这些空阶，在不影响职事的情况下对内职进行赏罚劝惩。比如郭守文于开宝四年任翰林副使，到了开宝九年，因功“改西京作坊使，翰林职司如故”。[21]所谓“如故”者，指继续承担他在翰林司的职责。郭守文任翰林副使至此五年，又有功劳，理当有所升迁，故“改西京作坊使”以提高其地位待遇。再举一个例子，宋太宗时，内酒坊副使赵镕因为告发“秦王廷美阴事”，立了大功，“迁六宅使、领罗州刺史，掌翰林司”,[22]六宅使没有职司，所以还必须“掌翰林司”。以上两个都是以使额行赏的例子，也有示惩的：太平兴国二年，“八作副使綦廷珪病告满不落籍，及愈不朝参即入班中。宣徽使潘美、王仁赡并坐夺一季俸钱，东上閤门使商凤、西上閤门使陈从信责授闲厩使、閤门祗候，余抵罪有差”。[23]商凤、陈从信从閤门使降到闲厩使，估计俸禄待遇必然要降低，但仍然“閤门祗候”，显然还在閤门服务的，在没有新任閤门使出现的情形下，他们应当还在实际行使閤门使的职责，在这里，闲厩使作为纯粹的品位符号恰当地表达了惩罚的意义。

二

诸使的阶官化对于皇帝来说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它使得内职队伍的容量变得更有弹性，强藩、高官、禁军将校以及为国捐躯者的子弟，投笔从戎的文士，甚至降兵降将，都可以收入内职，内职头衔所蕴涵的“陛下家臣”的亲近意味使得之者感到光荣，皇帝也因此储备了大量人才，同时兼收政治上的好处。

宋初三朝，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将内职作为品位符号使用的制度和习惯。第一，以内职作为恩荫用官，吸收官员子弟入仕。宋“太祖受禅，文武五品以上皆得荫子弟”。大致而言，在宋初三朝，三班使臣曾经是文武官员通用的恩荫起家官。[24]将相大臣子弟则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诸使作为起家之阶。端拱元年（988），赵普再度入相，他的次子承煦被特命为六宅使，[25]到了淳化元年（990），赵普罢相，出为西京留守，[26]承煦奉旨随至西京侍养。赵普的谢表称：“枢密院送到宣头一道，付臣次男某，令随臣赴任西京侍疾，仍不落请受者……许幼子之侍行，不落班行，仍支俸给，实非常例。老夫耄矣，罢相辅而忝居留，童子何知，奉晨昏而兼内职。”[27]正因六宅使是空头使额，所以赵承煦才可以带着它所赋予的光荣和实惠到洛阳去照顾父亲。

五代即有吸收强藩与大将子弟担任内职的做法。后唐东川节度使董璋的儿子光业，“为宫苑使，在朝结讬势援，争言璋之善”。后来董璋谋反，董光业“并妻子并斩于都市”。[28]藩镇子弟任内职，相当于“质子”，可以起到羁縻作用。宋太宗充分发挥了内职的羁縻用途。太宗即位，“诸道州府各遣子弟奉方物来贡，上悉授以试衔及三班”。又，五代以来，“节度使得补子弟为军中牙校，因父兄财力，率豪横奢纵，民间苦之”。太宗“始即位，即诏诸州府籍其名部送阙下，至者凡百人……悉补殿前承旨，以贱职羁縻之”。[29]

第二，以三班使臣收录死事将校子弟。比如：宋太祖乾德元年七月甲寅，“以湖南死事将校子弟三十人为殿直”。[30]

第三，奖励文官之有武略知兵者，这种做法似乎是宋太宗的创新。雍熙四年（987）, “以侍御史郑宣、司门员外郎刘墀、户部员外郎赵载并为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开为崇仪使，左拾遗刘庆为西京作坊使”。五位文官换授内职的背景，诚如李焘所论，是太宗在雍熙北伐失败后，“治兵讲武，急于将帅”。[31]在这里，如京使、崇仪使、西京作坊使是纯粹的品位符号。内职所蕴涵的皇帝“近臣”的意味是纯粹名义上的，但这种名义本身即构成荣宠。所以，柳开自我表白，要说：“开本儒官，于兵家事苦不深会，幸逢圣主擢为近臣。”[32]

第四，吸纳落第举人。苏舜钦笔下有一位科举路上的伤心人崔君，太平兴国五年，十八岁参加殿试，“文中格，上指以年少，时罢去”。后来蹭蹬科场，“羁游山东十余年……又两贡御前，不中第。执政怜之，为建言。其辈数十百人，试以补武吏。及期就席，君感慨曰：‘我素以卿弼自标置，一旦不偶，返栖屑执笔求为贱役，不亦鄙乎？’乃废卷引去”。[33]崔君死于真宗末年，他参加“补武吏”的考试，应当在真宗朝。仁宗庆历二年，也曾从“近放特奏名进士、诸科与官人内”选拔“有武艺知方略者”37人补班行。[34]当时，宋与西夏战事吃紧，辽又趁机勒索，试图讨还后晋割让给辽、后周收复的关南地。朝廷试图通过以文人补班行之举，表达重视武事的态度。

三

官僚子弟、从戎文臣、落第举人，各色人等纷纷涌入内职队伍。内职的成分变得复杂起来，内职与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在逐渐变质。构成这种亲密关系的基础，一是历史——朝廷内职源自霸府家臣，二是现实——内职服务殿廷，为“陛下家臣”。随着内职成分的复杂化和内职队伍近乎无限制的膨胀，多数内职不再服务殿廷，就像柳开，虽然标榜“幸逢圣主擢为近臣”，但他与“圣主”的“近”只是一种源自历史的概念化的“近”，毫无现实基础。内职在官僚化，而皇帝也在以实际行动逐渐弱化与内职官僚群体的关系。

潜邸家臣任用的减少是关系弱化的第一个重要指标。新皇帝即位，用潜邸家臣出掌内职的做法在太宗、真宗两朝得到继续。太宗“践阼之五日，陈从信以右知客押衙为西上閤门使、枢密承旨，程德玄以药院押衙为翰林使，陈赞以弓箭库官为军器库副使，王延德以监厨为御厨副使”。与陈从信同“居典客之任”的商凤，因为“时在病告中”，到太平兴国二年正月病愈，才被任命为东上閤门使。不久，商凤、陈从信因职务过失“责授闲厩使、閤门祗候”。次年三月戊申，“以闲厩使、閤门祗候陈从信为左卫将军充枢密院承旨，翰林使程德玄为东上閤门使兼翰林司公事，御厨副使王延德为御厨使，供奉官乔斌副之，军器库副使陈赞为西绫锦使，供奉官张易、阜城王继升并为军器库副使，赵俊为鞍辔库副使，惠延真为弓箭库副使，大名柴禹锡为翰林副使，清池弭德超为酒坊副使。自从信而下皆尝给事藩邸，以旧恩进用也”。[35]同样以太宗潜邸旧恩升任内职的还有：（1）张逊，“太宗在晋邸，召隶帐下。太平兴国初，补左班殿直，从征太原还，迁文思副使，再迁香药库使”。[36]（2）杨守一，本名守素，“事太宗于晋邸，太宗即位，补右班殿直。太平兴国中，出护登州兵，召还，监仪鸾司，累迁西头供奉官”。[37]（3）赵镕，“以刀笔事太宗于藩邸。即位，补东头供奉官。因使吴越赐国信，及钱俶纳土，遣检校帑廪，转内酒坊副使。以告秦王廷美阴事，迁六宅使，领罗州刺史，掌翰林司，擢东上閤门使”。[38]（4）周莹，“太宗潜邸时，莹得给事左右。即位，补殿直。领武骑卒巡警泉、福州，卒才数百，捕剧贼千余，迁供奉官……又使绥、银州按边事，还奏称旨，擢鞍辔库副使”。[39]（5）王显，“太宗居藩，尝给事左右……即位，补殿直，稍迁供奉官。太平兴国三年，授军器库副使，迁尚食使。逾年，与郭昭敏并为东上閤门使。八年春，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40]太宗提拔“家臣”的规模和力度之大，不禁令人联想起他可疑的即位。无论太宗的即位是否合法，他的晋王府在聚集人才方面确实很下了一番工夫，除了这批被任命为内职的“趋走之才”外，还有大批以“材勇”著称的武士。[41]

相比之下，真宗见于记载的潜邸家臣就要少得多，有：（1）王继英，“真宗在藩邸，选为导吏兼内知客事……真宗即位，擢为引进使。咸平初，领恩州刺史兼掌閤门使，迁左神武大将军、枢密都承旨，改客省使”。[42]（2）张耆，“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及即位，授西头供奉官……擢供备库副使、带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边，以功迁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天雄军兵马钤辖”。[43]（3）杨崇勋，“以父任为东西班承旨，事真宗于东宫……真宗即位，迁左侍禁、西头供奉官、寄班祗候。雷有终讨王均，崇勋承受公事，以奏捷，擢内殿崇班，累迁西上閤门使，群牧都监，改副使”。[44]（4）夏守恩、守赟兄弟，他们的父亲为宋捐躯，守恩“才六岁，补下班殿侍，给事襄王宫，累迁西头供奉官。真宗即位，四迁至北作坊使，普州刺史”；守赟“四岁而孤”，随兄入襄王宫，“王为太子，守赟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继迁叛命，使绥、夏，伺边衅，迁西头供奉官、寄班祗候。帝幸大名，为驾前走马承受”。[45]这五个人后来也都做到了枢密使副。

任命潜邸家臣为内职的做法，在神宗即位之初遭到了御史中丞司马光的批评，这番批评恰好构成了历史追溯：“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祖宗即位之始，必拔擢左右之人以为腹心羽翼。岂以为永世之法哉？乃遭时不得已而然也！自后嗣君，守承平之业，继圣考之位，亮阴未言之间，有司因循，踵为故事。凡东宫僚吏，一概超迁，谓之‘随龙’。”内职出身于“霸府家臣”，是“陛下家臣”，其最核心的身份认证也正来源于他们与皇帝历史与现实的亲密关系。以“潜邸”家臣入居内职，是五代以来约定俗成的做法，北宋建国一百年来，从无人置疑。但是，在神宗初年，司马光发难了，认为“自厮役直除班行（指“使臣”）”已属侥幸，要进入閤门任职则是“小人之心终无厌极”,“以贱隶而叨美职”,“无功受赏”,“不可纵也”。世道真的是变了。从中，可以看出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决心和信心，守护“治道”的坚定操守，对皇帝畜养培植“近习”的高度警惕；也透露出制度的变迁与潜邸家臣地位的演变，“閤门祗候”变成了“祖宗所以蓄养贤才以待任使之地也”, “譬诸史臣则馆阁之流也”,[46]皇帝对潜邸家臣的依赖大大减弱，变得更加“天下化”了。这是好事，但潜邸家臣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则无疑是大大地弱化了。

第二个“弱化”指标是皇帝在处理内职与其他官僚群体关系时所表达的态度。宋太祖时的“李处耘事件”表明了皇帝对内职与资深将领关系的态度。乾德元年，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李处耘出任湖南道行营兵马都监，与主帅都部署慕容延钊“大不协，更相论奏”。[47]二将不协，又没有原则性的冲突，肯定双方都有责任，太祖偏责一方，责的又是与自己关系更亲近的护军内职，一方面起到了安慰自己在后周的旧同僚的作用，稳定了局面，另一方面，则间接警醒“家臣”，内职虽然“亲”，但地位并不尊贵，切勿恃亲而骄。这是内职相对于高级将领的一次关系定位。

而太宗时对内职监军与文臣知州冲突的处理则表明了皇帝对内职与文臣关系的态度。这一次，皇帝也没有明确回护内职。太平兴国四年（969），平北汉之后，“分命常参官八人知忻、代等州。右赞善大夫臧丙知辽州，秘书丞马汝士知石州。其后，汝士与监军不协，一夕，剚刃于腹而死。丙上疏言汝士之死非自杀，愿按其状。上览奏惊骇，遽遣使鞠之，召丙赴阙问状。丙曰：‘汝士在牧守之任，不闻有大罪，何至自杀？若冤死不明，宿直者又不加谴责，则自今书生不复能治边郡矣！'”“宿直者”直指“监军”的内职身份。据说，太宗很同意臧丙的话，“上善其言”。[48]马汝士之死究竟“后事如何”，史无明文。臧丙为了给同年申冤，把马汝士与监军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书生”与“宿直者”之间的矛盾，而知州与都监的不和，在宋初也确实相当普遍。同样在太宗初年，吏部郎中边翊为广南转运使，“属郡守与护军有怨隙者，但令易地，未尝置之于法”。[49]转运使是文官，由他来处理“郡守与护军”之间的“怨隙”, “护军”的不利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皇帝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其立场也不难想见。

弱化的第三个指标是内职选任的制度化。内职的升迁本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皇帝本人的“进拔”。翟守素自后晋天福初“补左班殿直，转供奉官。自晋至汉，时乱位卑，祗役不暇。故勤虽至而功未立矣。洎周高祖以来，奉皇华，将密命，号为称职者，屈指必数公首与之。世宗初平淮甸，诏公为蕲州兵马监押兼沿江巡检，善修其职，遂改承天军使，自是声绩闻于时矣”。[50]郭守文自后周起便服务禁庭，但直到“素知其名”的宋太祖上台，“经营四方，有澄清天下之志。励兵谋帅之外，所难者乘使车传密命之人。久始归公以用之”,[51]才登上升迁的快行道。倘若没有周太祖、世宗、宋太祖的赏识任用，翟守素、郭守文诸人不过是内廷服役之人而已。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天子择其才者使将命四方，有能办事则稍加进拔”。[52]在内职人数较少的情况下，人人都有机会得到皇帝的直接关注，不立“程准”、由皇帝自行简拔是可以实现的。

随着人数的增多，大多数内职无缘直接接触皇帝，皇帝也没有精力直接管理内职，“奉使者多诉劳逸不均”，建立选任机构、选任制度已是势在必行。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 “始命御厨副使洛阳杨守素等点检三班公事，权以内客省使厅事为局，总其名籍，差定其职任，考其殿最焉”,[53]使臣的人事管理转由制度而非皇帝个人掌握，内职在官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咸平四年（1001）, “诏三班院，使臣应经磨勘已转班行者，改转后七周年再与磨勘，其供奉官、侍禁、殿直、奉职差补班行及四年以上、借职三年以上者，并依例与磨勘”。[54]磨勘年限的设定使得三班使臣的选任进一步制度化。明道二年（1033）,“诏诸司使至三班使臣并五年一磨勘，带閤门祗候者四年，诸司使副仍以五资为一转”,[55]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品位符号，其迁转年限有了明确的规定，积年可至，不再依赖于某一个人的主观判断，这时候的内职已不再是“禁庭隶职”的皇帝家臣，而是以内职符号来标志官阶的武选官。

曾经由皇帝亲自拔擢的“使臣”不得不在法令条文所规定的条条框框内磨勘序迁、图升擢求发展。甚至掌握法令条文的胥吏都可以对他们上下其手、敲诈勒索。乾兴元年（1022），已闻“三班院胥吏，颇邀滞使臣，丐取财贿。每会课迁改，即阴匿簿书，缘为奸弊”。[56]明道二年（1033），又有“三班人吏抑屈使臣，贿赂公行，嗟怨之声闻于道路”。[57]

逐渐步入和平发展正轨的宋朝皇帝与内职渐行渐远，科举出身的文官在推波助澜，内职终于从皇帝身边的一个不大的陛下家臣群体，发展成为一个与文官、军职并列的人数众多的官僚序列。

[1] 《宋史》卷二七五《田仁朗传》，第9379页；事又见《长编》卷一四，第310页。

[2] 《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3] 《长编》卷一七，第365页；《宋史》卷二七〇《魏丕传》，第9277页；李宗谔：《魏丕墓志铭》，赵振华：《北宋魏丕墓志考释》,《史林》,2002年第2期，第25—26页。需要说明的是，魏丕改正使的时间，《长编》作“居八年，乃迁”，自建隆元年起八年当为开宝元年；至开宝九年，丕升至遥郡刺史，“领代州刺史，仍典作坊”。而《魏丕墓志铭》则将迁正使与遥领代州全部系于开宝九年，“开宝九年，江南平……始授作坊使，遥领代州刺史”。按照一般的原则，似当以墓志铭为准。但是，李宗谔对宋初制度显示出相当的生疏，他对魏丕在太宗朝以后的经历省略过多，远不如《宋史·魏丕传》清晰，显然对这位“老世叔”的生平没下太大工夫。而李焘是严肃的历史学家，他的叙述也符合常理，必定另有所本，因此，本文在这个细节上舍墓志铭而从《长编》。

[4] 《长编》卷二一，第477页。

[5] 《长编》卷一，第13页。

[6] 《旧五代史》卷一〇七《汉书·杨邠传、阎晋卿传》，第1409、1412页。

[7] 李宗谔：《魏丕墓志铭》，赵振华：《北宋魏丕墓志考释》,《史林》,2002年第2期，第26页。

[8] 《长编》卷三二，第710页。

[9] 《长编》卷一，第13页。

[10] 李宗谔：《魏丕墓志铭》，赵振华：《北宋魏丕墓志考释》,《史林》,2002年第2期，第26页。

[11]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12] 《长编》卷一七，第365页。

[13] 《事物纪原》卷六，第157页下。

[14] 《长编》卷三二，第710页。

[15] “梁朝六宅使李宾”据薛仁谦家汴梁旧第，事见《旧五代史》卷一二八《周书·薛仁谦传》，第1687页。后晋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六宅使王继弘因与人“于崇礼门内喧争”“送义州衙前收管”，六月甲午，六宅使张言“自魏府回，奏范延光叛命”，此二人应当是同时担任六宅使，见《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二》，第1001、1003页。

[16] 《长编》卷一，第19、23、24、28页。

[17] 《旧五代史》卷七六，第1003页。

[18] 《册府元龟》卷九四九《总录部·逃难二》，第12册第11173页上。

[19]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第8983页。

[20] 《资治通鉴》卷二九三，显德四年，中书舍人窦俨上疏语，第9572页；又见于《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议七》，第6册第5689页上。

[21] 《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宋史》卷二五八《郭守文传》，第8999页。

[22] 《宋史》卷二六八《赵镕传》，第9225页。

[23] 《长编》卷一八，第402页。

[24] 〔日〕梅原郁：《宋代の恩荫制度》,《东方学报》（京都）第52册，1980年3月，第501—536页。

[25] 《长编》卷二九，第653页。

[26] 《长编》卷三一，第697页。

[27]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三之一四《谢宣旨令次男西京侍疾表》。

[28] 《旧五代史》卷六二《唐书·董璋传》，第832页；卷四一《唐书·明宗纪七》，第570页。

[29] 《长编》卷一八，第400、401页。

[30] 《长编》卷三，第70页；卷四，第97页。

[31] 《长编》卷二八，第637页。

[32]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八之一四《上郭太傅书》。

[33] 苏舜钦著，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卷一四《处士崔君墓志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213—214页。

[34] 《长编》卷一三五，第3236页。

[35] 《长编》卷一八，第395、402页；卷一九，第425页。

[36] 《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第9222页。

[37] 《宋史》卷二六八《杨守一传》，第9224页。

[38] 《宋史》卷二六八《赵镕传》，第9225页。

[39] 《宋史》卷二六八《周莹传》，第9226页。

[40] 《宋史》卷二六八《王显传》，第9230页。

[41] 《宋史》卷二七九《王继忠、傅潜、戴兴、王汉忠、王能、张凝、高琼、葛霸传》，第9471—9493页。

[42] 《宋史》卷二六八《王继英传》，第9229页。

[43] 《宋史》卷二九〇《张耆传》，第9709—9710页。

[44] 《宋史》卷二九〇《杨崇勋传》，第9713页。

[45] 《宋史》卷二九〇《夏守恩传、夏守赟传》，第9714、9715页。

[46] 司马光：《上神宗论郭昭选除閤职》,《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九，第766页。“史臣”,《传家集》卷三八《言郭昭选札子》作“文臣”，更合情理。

[47] 《长编》卷四，第81、82、105页。李处耘与幕容彦逢冲突的细节见本书第101页。

[48] 《长编》卷二〇，第452页；事又见《宋史》卷二七六《臧丙传》，第9398—9399页。

[49] 《长编》卷二一，第477页。

[50] 《小畜集》卷二九《故商州团练使翟公墓志铭》。

[51] 《小畜集》卷二八《宣徽南院使镇州都部署郭公墓志铭》。

[52] 《长编》卷二二五，引《司马光日记》，第5490页。

[53] 《长编》卷二二，第490页。

[5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五之一。

[55] 《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九月甲子，第2634页。

[56] 《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五月乙未，第2281页。

[57]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〇，明道二年十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