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

一　“革命”，“后革命”，“后革命文化”

“革命”一词，歧义纷呈，古今含义变化很大。详细梳理其含义的变迁显然超出了本章的范围。为方便起见，本章拟采取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界定：“在社会学的术语中，革命指的是通过暴力快速地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1]在后面的补充解释中，阿隆说：“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得政权，创设新的体制，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2]在这里，革命与两个关键词相关，即“暴力”与“政权”：“革命”特指政权的彻底变革，而其方式则是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这表明了革命的激进性）。由于这样的限定，像“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等习惯用法就不合乎阿隆所说的“革命”含义，因为它不一定涉及政权；同样道理，许多只更换执政者而不触及政体的军事政变、宫廷政变也不是革命。中国传统上充满血腥暴力的王朝更替和宫廷政变，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因为统治者的易位并不包含政体性质的根本变化。[3]最后，即使是政体变化，如果不是通过暴力方式进行的，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革命（而用“改革”这个词）。所以，阿隆认为1945—1950年英国工党实行的改革，就不属于“革命”。[4]最合乎阿隆这个革命定义的当然是1789-1797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1921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它们也成为阿隆所反思的基本对象。

在中国的语境中，国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属于很典型的阿隆意义上的“革命”。但是，正如阿隆紧接着指出的，定义“革命”当然还有别的标准和方法，在这里，“‘定义’无所谓真实还是虚假，它的存在或多或少是为了有用或便利。‘革命’并不存在一种恒久不变的本质，但其概念可有利于我们去理解某些现象，并使我们在思考这些现象时更加明白”[5]。同样，由于本章的研究目的和对象的关系，本章中的“革命”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本章的“革命文化”也特指社会主义革命文化，这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革命”。“革命家”、“革命军人”、“革命年代”、“革命样板戏”、“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等表述中的“革命”都特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发轫于20世纪的初期，成熟于40年代，繁荣于解放后，极盛于“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开始转型，进入所谓“后革命”时期。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以下简称革命文化），除了以党的官方文件形式存在的各种文献以外，还包括各种类型的歌颂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文艺作品，各种关于共产党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叙述、话语、符号、仪式等等。“后革命时代”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历史阶段。称之为“后革命”，是指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和国家发展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革命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不再进行革命时期常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与政治运动，转而致力于在确保政体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这个社会转型的总体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支持。在知识界，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的精英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于革命的深刻反思。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政府还是知识界，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所谓“告别革命”。[6]

关于“后革命”，目前比较权威的含义是美国学者德里克给出的，他认为“后革命”（post-revolutionary）一词有“之后”（after）与“反对”（anti）两重含义。[7]这个界定和本章有所不同。本章的“后革命”之“后”（post）并不完全是“之后”（after）的意思，同时也有“后期”（late）的意思，这是因为我们用“后革命”指称的这个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否定和告别革命，特别是革命时期建立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仍然没有彻底转变。正因为这样，作为声称与宣言的“告别革命”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完全告别革命，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准确的时间点把“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一分为二。其实，正如本章后面将要详细分析的，“后革命”时期仍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政治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方面）延续了革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

后革命时期文化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在文化界、文学艺术界，乃至在大众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革命文化尽管作为自成整体的封闭文化形态或意识形态话语已经属于历史，但是构成革命文化的各种要素——包括各种文本与文本片段（典型的如毛泽东语录、各种“文革”时期的革命口号），各种符号（如五星红旗，包括绿军装、红袖章等等在内的红卫兵服装），各种人物形象（真实的和虚构的领袖和英雄形象），各种革命时代的器物（如毛泽东像章等所谓“文革文物”），乃至一些仪式（如忠字舞）等等——却没有消失，也没有成为博物馆中的“遗产”。[8]相反，不断出现的革命文化的“复兴”——比如“毛泽东热”、“红太阳热”、“红色经典热”、“红色旅游热”、“文革文物热”等等——倒是成为后革命时代的重要文化景观和文化思潮。[9]

当然，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是在一个与革命时代相当不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出现的文化现象，这个新语境的最基本特点是：革命时期建立的政治体制和后革命时期的经济转型并存，经由官方选择和改造的革命文化被纳入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新出现的消费主义、大众娱乐文化、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把则革命的文化遗产纳入了市场和消费的大潮（比如大量“文革”时期的文化遗产都经过了商业的重新包装改造而出现在各种旅游景点的纪念品商店）。也就是说，后革命时期延续了革命时期建立的基本政体和国体，但是放弃了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动员、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革命文化”当然不可能是原来革命文化的简单复兴，也不可能是对于革命文化的严肃理性的批判颠覆（原因就是“后革命时期”的基本政体和国体和革命时期具有继承性），而只能是对革命文化的改写、挪用，“后革命”的“后”强调的正是这种改写和挪用——后革命文化不是原创性的革命文化，而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形态。

[1]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译本，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2] 同上书，第37页。

[3] 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观念。依据金观涛的研究，“‘革命’的本意是天道周期性变化，自汉代开始用来指涉改朝换代。戊戌变法前，它或被看作王朝易姓，或用于指大动乱，具有负面价值。清王朝统治正当性的丧失使得改朝换代机制有可能呈现。1900年庚子事变后革命观念兴起，‘改朝换代’和西方revolution意义结合，成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社会的正当性基础。1901年清廷宣布推行新政，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改革取得某种效果时，作为改朝换代和彻底变革的‘革命’不如改良主义重要。二十世纪初现代化运动引起的社会整合危机，终于导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批判。西方revolution理念通过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为中介终于被纳入中国传统革命观念的结构，产生了中国式现代革命观。中国式现代革命观同西方revolution最大不同在于：它还是天道。在新的天道中，进步成为宇宙规律，平等和取消一切差别变成代替儒家伦理的新时代道德”。参见金观涛：《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13期（台北，2005年6月），第1—51页。

[4] 这也是revolution（革命）和evolution（进化）的区别所在，后者指的是“经宪法上的和平改革而产生新的秩序”。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第415—416页。

[5]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译本，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6] 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

[7] 参见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后殖民还是后革命：后殖民批评中的历史问题》，收入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8] 依据《“文革”文物身价几何》（作者“百越风雨”，http://www.gaipai.com）介绍，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升温，带有这一时代烙印的物品悄然走红，已受到越来越多收藏界人士的关注。概括起来，具有收藏价值的“文革”文物大致有以下几类：一、红袖章。“文革”中曾风靡一时的红袖章，如今成了收藏者高价追猎的对象。在国内收藏品市场上，一只卡其布“红卫兵”袖章的标价在30元左右，而一只用当年最时髦的的确凉布缝制的“造反队”袖章，市价已攀升至60—100元。二、红宝书。“文革”期间曾先后刊出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亿册的红宝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已被抛弃销毁，完整保留下来的可谓凤毛麟角。如今，这类带红皮的小册子颇受海内外收藏家的青睐。一本外文版红宝书的身价高达800元以上。三、音像制品。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音像制品的数量远远少于其他“文革”物品，因而收藏价值也颇高。如一张“斗私批修”唱片，市价已突破2000元，录像带更是十分稀少。另据报道：1994年11月“长春典当拍卖会”上，一枚直径100厘米、重50公斤的搪瓷像章，以2.3万元被人捧走；一套34枚镌有毛泽东34首诗词的像章，价值超过2万元。1998年12月，“首次毛泽东像章拍卖会”在北京举行，所拍像章，总价值达45万元。1995年10月“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集体创作的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以550万元的“天价”拍出，创造了“文革画”拍卖的最高纪录。1992年10月“北京国际拍卖会”上，一只绘有“样板戏、知青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画面的现代花篮瓶，由280美元起价，最后以5000美元易主；在1997年中国嘉德广州冬季拍卖会上，一套“主席瓷”四季花卉小碗，以8.8万元被海外藏家竞得；1998年上海“春季古董珍玩拍卖会”上，估价128万元的醴陵窑“主席瓷”多数得以成交，令业内人士刮目相看。

[9] 这方面的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在豪赌回来的路上开着卡迪拉克高唱“北京的金山上”。另外，中国大陆四处开花的卡拉OK厅中不断传出的革命歌曲，也是革命文化商业化消费化的很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