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中唐的情感模式
西方情感研究者很早就提出了历史化情感 (historicizingemotion)的研究模式。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将情感视为是历史变迁所构建的，那么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线索和资料。 CatherineA.Lutz和Lila Abu-Lughod指出，历史化情感旨在追究有关情感的话语、主观性和自我的变迁过程，尤其是它们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性时刻的表征，并分析它们是如何变迁的。[1]这个领域的一个典型作品是德国社会学家NorbertElias的《礼仪史》。[2]此书所依赖的史料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大量礼仪手册和18世纪时期的小说和游记。Elias的结论是，欧洲的情感生活的巨大变革是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同步的。[3]如果用这个方法论来探讨白居易和元白集团的写作和文学活动的话，我们似乎可以推论，“情”是中唐时期的最为显著的情感模式，对“情”的崇尚不仅反映在大量文学作品中，而且弥漫在社会各阶层中，它反映了中唐时期的历史模式和文化动力。
中唐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安史之乱对唐朝廷的政治力量和唐朝经济实力带来了几近毁灭性的削弱，它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迁徙、通俗文化的兴盛、经济的商业化、政府的分权化以及思想和哲学上的多元化。而最重要的变化则发生在权力结构上。由于安史之乱对大姓旧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唐以后，朝廷开创了更为直接地依赖科举考试来选择官员。根据杜希德的统计，在737年，只有2.5%的品官是进士。[4]相比之下，在9世纪，15%是进士。[5]此外，中唐时期科举登第者所授的官位远高于中唐之前。这在宪宗朝 (806—820)尤为显著——宪宗时期的朝官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
科举制度为家族地位并不显赫的有才有志者提供了一个进入上层官僚体制的机会。白居易就是他的家族中第一个进士及第的(800)，八年之后，白行简也获此殊荣。白居易从弟白敏中在长庆二年(822)进士及第并在宣宗时期任宰相。白氏家族的历史证明，虽然科举及第者多来自于五大姓，科举制度仍然使得唐代的社会流动成为一种可能，[6]它也逐渐成为贵族阶级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工具。同时，科举制度也为文人们自我组合提供了一个优良环境——文人集团的成员往往是在长安准备科考时结识的，或者是同年的进士。白居易和元稹在同一年登书判拔萃科，从而成为终生好友。韩愈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也都是同年的进士。为了确立他们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进士集团成员致力于显示出与旧贵族所不同的特质——他们公然炫耀与女妓的交往，以诗人为自我标识，并精晓通俗文化。“情”文学兴起既与这些特质有密切关联，同时也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一个媒介。
“情”的模式也体现了中唐时期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观念的变化。在中唐，虽然魏晋以来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仍然占主导地位，婚姻不完全被视为仅仅是合两性之好。随之而来的是婚姻礼仪上的变化：唐代之前，庙见礼在婚礼之后的三个月举行，若新妇在庙见礼之前去世，她不会被认可为丈夫家族的成员。在中唐时期，庙见礼与婚礼是在同一天举行，也就是说，一旦夫妇成婚，新妇就被认可为家族成员。此外，夫妇合葬的兴盛也可能是当时婚姻观变迁的一个反映。虽然夫妇合葬自古就有，但中唐时期合葬的比例急剧上升，[7]这在中唐时期的文献中多有见证。许多中唐墓志是合葬志，甚至有墓志感叹墓志主因续弦身份不得与丈夫合葬者。合葬在中唐小说中也有反映，比如，在《唐眩》中，唐眩之亡妻夜访，唐眩依依不舍，遂又安慰她：“同穴不远矣。”[8]此外，夫妇之间和睦恩爱的主题在中唐的文学作品也愈趋增多，不少诗人留下了“赠内”诗作。白居易在婚后不久曾在《赠内》诗写道：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
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9]
“情”的模式还反映出，通俗文化是中唐社会和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我们可以从敦煌文献中看到，“情”是各种通俗文学体裁的主题，并反映在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中。在敦煌《放妻书》中，我们发现，“情”被认为是理想婚姻的基础。比如：
某李甲谨立放妻书。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幽远。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稻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10]
这种对情爱的注重还反映在敦煌文献中的占卜文书，其中有大量关于如何获得所爱之人青睐的方法。[11]
[1]Catherine A.Lutz,Lila Abu-Lughod《语言与情感政治》（Language and the Poli tics of Emo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年，第5页。
[2]Norbert Elias《礼仪史》（The History of Manners),E. Jephcott 英译，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年。
[3]其他将情感范式与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的研究有S. W. Jackson 关于怠惰(accidie)的论文《怠惰之罪及其与悲伤和忧郁的关系》(Acedia the Si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rrow and Melancholia)，载A Kleinman、 B. Good编《文化与忧郁症》（Culture and Depres sion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 of Affect and Disor d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年，第43—62页； Rom Harré 和 Robert FinlayJones关于欧洲中世纪的“忧伤”(melancholy)的研究 《跨越时代的情感谈话》(Emotion Talk Across Times)，载Rom Harré编《情感的社会构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 motion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年，第120—133页。
[4]杜希德《从敦煌文书看唐代统治阶层的成分》(The Composition of T'ang Ruling Class: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载芮沃寿、杜希德编《唐代概观》（Perspectives on the T'ang),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年，第47—85页。
[5]包弼德 (Peter K. Bol)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 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年，第44页。据杜希德的估计，在9世纪时期，唐代政府官员中有16% 是科举出身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研究显示， 30% 至50% 的博陵崔氏成员科举及第。见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年，第104—105页。
[6]有关科举与社会流动关系的争论的评价，参见伊沛霞《宋代贵族统治的动力》(The Dynamics of Elite Domination in Sung China)，载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 ies 48(1988年），第493—519页。
[7] 见赵超《由墓志看唐代的婚姻状况》，《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第192—208页。
[8] 《太平广记》卷三三二。
[9] 《白居易集笺校》第一册，第43页。
[10] 俄藏敦煌Ⅱx.11038。
[11] 高国藩认为，敦煌文献中的占卜文书是以男女之情为主。见氏著《敦煌民俗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