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哲学”的问题上，梁漱溟与熊十力看法不同。“梁集”（《梁漱溟全集》）中有一《致某先生书》，中云：

哲学为西洋产物，对于宇宙根本问题揣测卜度，全出自第六识之所为，圣佛徒末流诸大论师，亦难免落于此途。然在古佛则亲证离言，故转识成智之事，视第六意识之所为，只不过戏论而已，天壤悬殊，岂得相比？尊札云云乃加比较，窃以为根本错误。^[1]

照此看法，哲学只是戏论，只是“识见”，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亲证离言”，即诉诸个人的体验而离弃名言的论说。把东方的智慧之学与哲学相比拟，他以为是根本错误。

梁漱溟《勉仁斋读书录》的《读熊著各书后》之第五，在评论熊十力著述的得失时，更明确地指出不能把儒学等同于哲学，中云：

至如儒家身心性命之学，不可等同于今人之所谓“哲学”，在熊先生何尝不晓得，却竟随俗漫然亦以哲学称之。这便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儒家的特征，没有尽到原儒任务。他不从根本处把学术内涵分类清理一番，彻底纠正近代以来西洋学术风气之浅陋阙失，确当指出东方古人之学在学术上应有的位置，而只不过有时强调说“哲学应该如何如何”，这是非常不够的。……既已漫然随俗以儒学归之于西人所谓哲学，完全失掉了自家的立场，却又硬要治哲学者舍其一般通行的研究来从着我作自修的功夫，岂有是处？^[2]

在梁漱溟看来，儒学的基本特征是身心性命之学，儒学不可以叫作哲学或归于一种哲学，如果把儒学叫作哲学，就模糊了儒学的特征。他认为熊十力非不明了此理，但熊十力的策略是，把西方的哲学和东方的学术都称为哲学，把它们看作哲学的不同的具体表现，并由此提出哲学应当以东方哲学为正宗，把知识和修养并重。梁漱溟认为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够的。他认为这一方面会使人把儒学当作一般哲学来看，无法了解儒学作为身心性命之学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用身心修养之学来扩大哲学的内涵，以此要求一般以哲学为理智思辩的人转向身心之学，也是不现实、不恰当的。梁漱溟把熊十力的策略概括为“先混进去，再拖过来”，即先把儒学混入哲学，再把一般治哲学者拉向身心之学方面来。可以看出，梁漱溟对“哲学”的理解，完全限止于西方的知识传统，他自己持这样一种胶着的理解，却要求熊十力把学术分类加以清理，来改变西方学术风气之失，这似乎是矛盾的。

从这里，梁漱溟对熊十力的学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特别批评熊十力“癖好哲学这把戏”，他说：

熊先生固自强调其有超知识不尚理论之一面，力斥知见卜度、臆想构画、一切向外寻求之非，——这代表东方理论。但同时又肯定其有恃乎思辩，而且据说是极贵玄想，这意在吸收西方哲学之长，以建立起本体论、宇宙论等等，口口声声以“内证离言”“体神化不测于人伦日用之间”为哲学旨归，而实则自己不事修证实践，而癖好着思想把戏。

……哲学——爱智之学——原倡自古希腊人，而后来西洋人发达了它。东方古人的趣尚却不同，它没有单自成功一门学问来讲求。假如说他们亦有哲学的话，那在印度只是其宗教生活中无意而有的一种副产物；在中国则只是其道德生活中无意而有的一种副产物。如此而已。^[3]

这表明，梁漱溟对熊十力肯定东方身心之学的同时，肯定思辩玄想，吸收西方哲学之长，建立本体论、宇宙论，大为不满，并大加否定。在他看来，对儒学而言，思辩玄想只是其道德生活的副产物。与熊十力知识与修养并重、努力吸收西方哲学的立场相比，梁氏明显偏向保守，并带有一定的反智倾向。

所以，在此文的第七，梁题为“严重的失败是其本体论、宇宙论”，其中指责熊十力：“熊先生菲薄宗教而酷好哲学，其所谓哲学尤在乎本体论，此皆其书中屡屡明白言之者。然而他不晓得本体论早绝了路，除非他结合着宗教。”^[4]且不说在宗教问题上熊、梁的不同，梁漱溟对熊十力的本体论、宇宙论可以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熊十力的本体论、宇宙论的建构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一种“严重的失败”。何以熊十力的本体论是严重的失败，推梁漱溟之意，似亦此种理论的阐发背离了“亲证离言”的古学宗旨。事实上梁漱溟自己在其晚年的《人心与人生》中，不仅大量论述科学的心理史，而且阐发个体生命即是宇宙生命的本体宇宙论，他自己也并不能固持“亲证离言”的宗旨。

梁漱溟又指出：“本体论盖盛于从来知识欲强的西洋人。这是对一事一物切与求知的更进一步，冒昧以求知万物内在相通的本体而作的种种设想，却不悟向外求知既已陷于所能对待之间，早与本体无涉。”^[5]与林宰平、张东荪、欧阳竟无等的看法相近^[6]，梁漱溟认为本体论发于知识欲，西洋人求知欲强，要求在具体事物的知识之上更求万物相通的本体，从而产生本体论的设想。他认为，这种从知识的角度出发所做的对本体的寻求是不对的，因为本体不是与吾心对待的外在客体。这显然是认为，本体是有的，只是不能用知识论的方法去求；本体与吾人心体不是能与所的对待，本体与本心是一非二。其实，这些讲法与熊十力是一致的，照这里的讲法，合乎逻辑的结论应当是，改变西洋追求本体的知识论方式，建立一种可以切近本体的方式，而不是取消本体论。

梁漱溟认为孔门之学“只是践形尽性而已”，东方古学“反躬于自身生命，其所务在深澈心体”,^[7]认为孔子和儒学非知识之学，非哲学玄想，是“人生实践之学”。^[8]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儒家之学显然是不周延的，“身心性命之学”的讲法虽不无所见，但在这种说法里，不仅儒学的政治、社会、伦理、知识、超越的层面都被遮蔽，儒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的发展也被阻断，儒学与佛学、仙学的分别也无法辨别，而唯独突出的只是“身心性命”之学。这种偏重于把儒学了解为一种心性宗教的说法，与梁漱溟自己注重社会改造的新的儒学乡治实践，也不能融通。

[1] 《梁漱溟全集》卷八，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5页。

[2] 《梁漱溟全集》卷七，第755页。

[3] 《梁漱溟全集》卷七，第757页。

[4] 《梁漱溟全集》卷七，第759页。

[5] 同上书，第762页。

[6] 欧阳竟无之说尚未及见，然吕澂与熊十力书云：“玄哲学、本体论、宇宙论等云云，不过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逾此范围，宁即无学可以自存。而必推孔、佛之言入其陷阱，此法轫即错也。”转引自郭齐勇《熊十力思想研究》，第36页。

[7] 《重读马一浮先生濠上杂著》, 《梁漱溟全集》卷七，第849页。

[8] 《东方学术概观》, 《梁漱溟全集》卷七，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