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兴的多样与发展

如果说杜甫是在结构的经营与句式的变化上展现才能，王维是在景物的搭配与动静视听的组合上付出精心，岑参是在边塞诗的夸张与山水、送别诗的拟人呈现才华，那么，李白则广泛运用适合奔放激越、清新自然艺术个性的各种修辞手法。李白的创作宗旨是在“复古”中求变，而且是奇之又奇之变。他认为：“梁齐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又以为：“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1]他所说的七言指当时方兴未艾“束以声调”的七律，四言针对《诗经》则不消说。所说的“古道”即指《诗经》的“兴寄深微”的创作手法，并非仅指四言体诗而言。李白诗九百多首，而四言诗只有《来日大难》《雪谗诗赠友人》《上崔相百忧章》几首，均为幽愤之作，且寥寥无几。所以，“李五言不能脱齐梁，则所称四言亦非《雅》《颂》之谓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他所说的“四言”的“兴寄深微”主要是指《国风》的比兴手法，即谓起兴与比喻，包括全诗以比喻为体的手法，前者基本属于修辞手法，后者则为表现手法。起兴就大者言之，亦属表现手法；而就其小者言之，与西方的“象征”比较接近，亦可视为一种修辞。

起兴原本是民歌常用手法，《诗经·国风》最为常见，汉乐府亦每每可见。后之南北各地的民歌亦为常用，但在文人诗里并不普及，唐诗亦复如此。如杜甫《新婚别》发端的“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尾的“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就被认为是“此诗比体起，比体结”（浦起龙语），实则把起兴看作“比体”。王嗣奭则说：“起来四句，是真乐府，是《三百篇》兴起法。”^[2]杜甫高明的是以起兴为起结，把修辞拓展到在结构上，不仅用于开头，且施于结尾，前后呼应。这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扩展，但这在杜诗里也不过是偶尔为之。李白以“复古道”自任，又主张“兴寄深微”，自然就会对“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起兴，特别看重。这主要见于乐府诗与五言古诗，而且运用之多，在唐代诗人中也是首屈一指。

《古风》其六言边戍之苦，开头即用起兴引发下文：“代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情性有所习，土风固其然。”以下描写惊沙乱日、飞雪连天之酷寒，以及苦战不赏、忠诚难言之苦衷。开头的起兴，则强调了背井离乡之不幸。其十一言年华易逝，发端出之“黄河去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以引起时不我待、人生易老的感慨。此与著名的《将进酒》开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以引发“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所咏之词，用意相近。其十二开端的“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为起兴，引起“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高尚其志，不求富贵。以上均用于发端，属于单层一意的起兴，为传统的常见用法。

李白诗的起兴，还有多层次的叙写而一意贯穿式的起兴，此类具有加强情感与烘托气氛、陪衬主题的作用。如《白头吟》的开头：“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飞张。”论者谓：“此诗首句只是作为引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故事的一种修辞手段，不能作为此诗写于成都的根据。”^[3]既然“锦水东北流”等不是实写，而且仅是“引出”下文的“一种修辞手段”，那么他的辞格只能是“起兴”了。不同的是，表起兴的不是两句，而是多至六句。而且此诗的“兴”还有两处，当叙至相如“将聘茂陵女”时，又言：“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兔丝故无情，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强萦抱？”这六句又是一兴，意在引起——“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它和开头之兴，均属于托物起兴。另一处起兴是在临近末尾的“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一变而为上句兴起下句。此诗始末与中间三用比兴，不仅是对《诗经》、汉乐府起兴的发展，也可看出李白起兴运用从心，随处而生，娴熟自然。而且与所咏之词打成一片，显得异常流走俊逸，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用于开头兴起整个故事，用于中间兴起一段情事，用于结尾者，兴起故事结局。或六句，或一句，或五言，或五、七言，随事成文，变化极尽自然。《古风》其五十二的起兴显得更为别致：

青春流惊湍，朱明骤回薄。不忍看秋蓬，飘扬竟何托？光风灭兰蕙，白露洒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前六句似可都看作起兴，虽然第三、四句夹叙自己感慨，然整体属于托物起兴。所引起的中心之词，只是结末两句，或者说只有“美人”一句，而“草木”句为跌进一层，且与开头以草木起兴的六句呼应。如果辨析不误，那么起兴与中心之词在结构上的多与少构成n∶1的形态。把传统的1∶n——起兴少而中心词多的关系——作了大幅度的颠覆，占绝大篇幅的起兴具有烘托作用，而篇末的中心之词则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即屈原《离骚》草木零落、美人迟暮之意。

李白诗起兴有时位置并不一定在发端，而在篇中的“枢纽地带”推出起兴。《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缫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今人标点都在“荆州”句后作句号，实际上此句是兴而兼赋，由“茧成蛾”引起下句“缫丝”；又由“缫丝”（思）谐音双关引发“忆君头绪多”，后三句自成一层。这是把兴句用在中间，不仅引发主题，而且在结构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至于兴起之词，也不一定是草木虫鱼之类的实物，而是使用格言、寓言、传说、故实，以为起兴，在李白诗中占有很大比例。如《鞠歌行》发端的“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兴起以下贤士之遭谗被弃。即把“桃李不言”与“和氏璧”的典故组成格言起兴。五律《赠任城卢主簿潜》发端以“海鸟知天风”起兴，引发次句“窜身鲁门东”。首句把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的“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的格言起兴稍加变化。《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凡26句，开头起兴用了10句，占了少半篇幅：“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松兰相因依，萧艾徒丰茸。鸡与鸡并食，鸾与鸾同枝。捡珠去沙砾，但有珠相随。”以格言式的铺写，加上多层对比，意在突出的“所咏之词”——“愿君同心人，于我少留情”。《赠从弟冽》的主旨是“报国有长策”“无由谒明主”，属于士之不遇主题，故开头以“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献主昔云是，今来方觉迷”作为起兴，领起全诗。把《尹文子·大道上》的寓言化成格言，言时过境迁而不再受到重用。《对雪醉后赠王历阳》开头的“有身莫犯飞龙鳞，有手莫辫猛虎须”，引发全诗借酒消愁的忧愤。《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的“龙虎谢鞭策，鸳鸾不司晨。君看海上鹤，何似笼中鹑”，以引起大才不为小用的情怀。《送薛九被谗去鲁》的“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引发友人被谗去鲁的不幸。以下又用“黄金消众口，白璧竟难投。梧桐生蒺藜，绿竹乏佳实。凤凰宿谁家，遂与群鸡匹”，引发“笑人不好士”的主旨。《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开头说：“木落识岁秋，瓶水知天寒。桂枝日已绿，拂雪凌云端。”引发时运有顺与挫，并以“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鼓励对方。严羽即谓发首四句：“亦赋，亦兴，亦比，然点破便俗。”^[4]《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开篇的“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鳞。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白玉换斗粟，黄金买尺薪”，以下方言及在“木叶下”之秋“闻君向西迁”。此以故事加上格言为起兴。宋人曾谓开首六句“引古事何须如此絮说，每事但两句固已尽”^[5]，此言乍看不无道理。然李白诗往往两句话说一个意思，特别是起兴的四句或六句亦复如此。作为五古“如此絮说”，甚至多到10句，已见于上文，多见于长篇，它和短篇的双句或者五律的单句起兴，是有区别的。这一现象可以看作他的起兴与传统不同的特色。宋人的批评倒显得拘于比兴传统的观念。《鲁郡尧祠送张十四游河北》开头说：“猛虎伏尺草，虽藏难蔽身。有如张公子，肮脏在风尘。”首二句为起兴，第三句的“有如”连接前后，则又为兴而兼比。《登黄山凌高台，送族弟溧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亦以六句起兴：“鸾乃凤之族，翱翔紫云霓。文章辉五色，双在琼树栖。一朝各西飞，凤与鸾俱啼。”此以鸾凤分飞，起兴送弟之别。《拟古》其八的“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严羽谓此二句“性情皆从三百篇来，直是无可奈何”（《李太白诗集》卷二十评语），即认为前句为起兴，后句为所咏之事的情感。《代别情人》开头说：“清水本不动，桃花发岸旁。桃花弄水色，波荡摇春光。”以引下文“我悦子容颜，子倾我文章”，前四句即为起兴。

综上可见，李白诗中存在大量的起兴，从诗体上看，见于乐府诗、歌行体、五言古诗，乃至于五律；从数量上看，运用极为广泛，无论汉魏六朝，还是唐宋及其以下，在文人诗中可谓空前绝后，在盛唐诗人中更为绝出。其次，这和他“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兴衰继绝的文学主张有关，以继承以四言为主的《诗经》与汉乐府比兴手法为己任。可以说，起兴是他心目中“古道”的重要内容。从表现特征看，他不仅以草木虫鱼触目起兴，而且大量继承了汉乐府格言式的起兴，推而广之乃至于熔炼故实为起兴，或者二者兼容。此则属于思而起兴，是对传统的触目起兴的发展。再次，不仅有单句或双句式的起兴，而且扩而大之，有四句、六句乃至十句之长的起兴。如此则有烘托气氛与突出主题、发抒感情的多重功能。复次，一篇之中不仅有一次的起兴，而且有多次起兴。这些多数句的起兴与多次性的起兴，自成起结，在结构上自成层次，或作为下层之领起，在章法布局上具有勾勒的作用。从语意上看，多数句一意的起兴，具有酣畅饱满、兴致淋漓的艺术效果。宋人林希逸说：“诗有六义，后世不传者，兴也。然太白、王建《独漉歌》……首句皆为兴体，何论者前此未及之。”^[6]李白此诗原题为《独漉篇》，开头为“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越鸟从南来，胡燕亦北度”，亦非仅首句起兴。晋代《独漉歌》开首言：“独禄独禄，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李白规模步趋，依约古辞，以为起兴。李白诗的起兴不仅两宋人言及者甚少，即明清诗论家亦罕有涉及。然前人宏观式的感悟，特别是对李杜比较，对此尚有触及。如明人陆时雍说：“少陵苦于摹情，工于体物，得之古赋居多。太白长于感兴，远于寄衷，本于十五国风为近。”^[7]前人大多认为李诗出于《国风》，杜诗出于《二雅》。由此可见，“感兴寄衷”则与“十五国风”的起兴息息相关。另外，《国风》中的起兴，原本具有兴而兼比一途。李白又特别嗜爱比喻，所以，他的起兴往往有隐喻性质，或者在起兴后接以“有如……”，或者为“余亦……人”，使兴而兼比的特色更为明显。总之，李白起兴，就和他思出天外的浪漫风格一样，具有鲜明的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不仅形成与杜甫迥然不同的个性，亦与其他盛唐诗人具有决然不同的特征。在他的审美世界中，起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