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安的期望所引发的批判
在盛唐诗人大家与名家中，待在长安时间最短的恐怕要算李白和孟浩然了。孟两次应试未第，还遭遇玄宗斥退。李白不屑于科场，入京干谒，一入有“谪仙人”的盛誉，二入引发了“轰动效应”，受到玄宗极为热情的款待。他们都向往长安，相比较而言，孟是比较冷漠的，关于长安的诗不多；李白是热烈的、渴望的，至老盛情不减。如果说他是盛唐时代的歌手，那么长安则是歌唱的中心，想念长安、心系长安、梦断长安，包括对长安的夸耀与对上层社会的批判。为此，他写了将近90首与长安相关的诗，占其诗的1/10，这一点恐怕只有杜甫能和他相媲美。他的爱与憎聚集于斯，心与梦无不飞驰于斯。诗的精华与政治思想亦见于斯。终其一生挥之不去的恋京情结，始终解除不开，消释不去。他对长安有正负两面观，有憎恨的批判，也有世俗的夸耀。如果要了解他思想的多维度与人格的多面性，以及一生不懈的追求，莫不如从他与长安的关系入手[1]。
李白年轻时就充满着不可遏止的自信与抱负，他的功名心又极为强烈。在竭力自荐的名文《与韩荆州书》里，说早年“遍干诸侯”“历抵卿相”，时刻想着“扬名吐气”，实现“激昂青云”之志。又言如何“心雄万夫”，并“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出于同样目的的《上安州李长史书》，起手即自称为“嵚崎历落可笑人也”，一落笔就说自己特别让人羡慕[2]，其英风烈气即可概见。在很特别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同样以别具夸张的天赋推销自己，说自己大鹏般的壮志是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如此才功成身退。这段每为人引用的严肃庄严的大话，确实是带有幻想性的政治理想宣言书，以后他的行为也表明，这是李白终其一生的追求。“嵚崎历落”的人是不屑于科场的，不会像杜甫那样在长安一待十年，辛苦地考试。他要漫游、社交——寻找各种政治机遇，一举而为帝王师。这在盛唐似乎是一种士子们的风气。然在别人还有应试的多项选择时，李白却要一条道儿走到黑，因为他自信自己的才能就像《大鹏赋》里的自喻：“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虽然在初唐就有名臣马周包括魏徵那样的先例，但在盛唐未尝不是凤毛麟角般的稀罕，几乎无人像他这样地单打独斗。就连当时普遍视为高隐，他也极为钦佩的孟浩然，虽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但也兴致勃勃地到长安应试过。由此可见李白“鸿骞凤立，不循常流”的英特之气，他要以平交王侯的雄姿，闯进长安；以英风激扬、横波逆流的方式，好去黄鹤一举，“扬风吐气，激昂风云”！
自信“怀经济之才”，“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的李白，当他在超过陶渊明弃官年龄的42岁，终于接到唐玄宗征求的诏书时，则手舞足蹈地喊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终于圆了“拜一京官”的大梦！李白成功了，然而不到两年便被斥逐。当他沮丧地走出长安金门时，他有些明白，“惟开元廓海宇而运斗极兮，总六圣之光熙”的唐玄宗，看重他的是“开口成文，挥翰雾散”“笔走群象”“龙章炳然”的文学才能，并没有把他当作道济天下的帝师。故在《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说：
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
展翅万里的“大鹏”，一下子变为“落羽”的“鹦鹉”，明白自己只不过是点缀升平、供写宫中行乐歌词的弄臣，犹如笼中的鹦鹉或者仅为摆设。“能言”可招人喜欢，也会招人讨厌，还有泄露宫闱机密的可能。总之，喜剧性地进入长安，受到玄宗隆重热烈的礼遇，又悲剧性地被斥逐出长安。真如鹦鹉能言见弃，落羽归山。加上开元末年，起码在张九龄罢相的开元二十四年（737）之后，初入长安遭遇的碰壁与不快，使梦想破灭的李白对朝思暮想的长安，由期望转入失望，由热切转入批判。在失望中又铸造新的期望，在打击中仍然坚持夸张性的自信。
这是就大体言之。初入长安时，李白就以陌生人敏锐的眼光，发现富豪繁盛的大唐帝国京华长安藏污纳垢的种种弊端。他的“雄笔丽藻”，固然在翰林期间有所谓“润色于鸿业”的一面，但对长安的批判从初入时就已经开始了。他直接批判长安的诗有二十多篇，这还不包括比兴式怀古等类。《古风》其二十四大概是他批判长安的第一首鲜明而强烈的诗：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首诗展示了一个嚣尘臭处的世界！它没有像左思《咏史》其四与卢照邻《长安古意》以豪奢繁华为主，更不像班固《西都赋》那样的颂美，而以尖锐锋芒指向不可一世的“中贵”与“斗鸡者”，典型地揭示了由“连云甲宅”与“辉赫”的“冠盖”所组成的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就像在宽绰大道上的一瞥，或如今日于马路所摄的日常镜头。开元末年宫中宦官近万人，玄宗宠幸此类，是帝国衰败的开始，且给他的子孙们遗祸无穷。对斗鸡者的讥讽，直至中唐陈鸿《东城老父传》回顾盛唐玄宗之得失，才以小说出之。李白对京华的透视，带有一定的前瞻性，正如此诗首尾的一“暗”一“世”的指示那样——这是一个黑暗世界！并非仅揭示表层，还具有敏锐的观察与透辟的分析。它和当时民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又是那样的合拍，只要看看“行人皆怵惕”，就可说此诗代表着民众的怨怒与呼吁。其八的“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这些宠幸小儿春风得意，而“草玄鬓若丝”的扬雄，却为“此辈嗤”，暗寓了自己胸中的不平。其十五的“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谴责玄宗后期奢侈昏妄，贤才得不到重用。自此以后，批判玄宗用人的荒唐颠倒就成了李白诗中最常见的主题。如作于天宝八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愤斥朝廷用人的颠倒：“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怒斥“董龙更是何鸡狗”，言词激烈以至于破口大骂。如此敢言，正是其人格闪光的亮彩！
在李白前大半生，唐玄宗无疑为长安帝国的唯一代表。玄宗亲自诏请李白入京，李白终其一生都对玄宗的知遇之恩颇有好感。然对玄宗后期的昏妄，仍然持以多方面的批判与讥讽。对于开元后期玄宗荒于嬉戏，怠于朝事，帝国由盛至乱的现实，《古风》其四十六揭示了这种盛世大转变的兆倪：“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玄宗荒淫误国则是帝国由盛变衰最重要的原因，其四十三以比兴予以揭示：“周穆八荒意，汉皇万乘尊。淫乐心不极，雄豪安足论？西海宴王母，北宫邀上元。瑶水闻遗歌，玉杯竟空言。灵迹成蔓草，徒悲千载魂。”雄豪的英主成了惑于女色的昏君，灵迹变为蔓草的悲剧也就为时不远了。
盛唐后期的败政从开元二十二年已露出端倪，张九龄还未任相，玄宗在位日久，怠于政事，渐肆奢欲。李林甫深结宦官及嫔妃，玄宗动静，无不知晓，奏对称旨，甚得玄宗欣悦。又勾结宠倾后宫的武惠妃，以拥护其子寿王，取得武惠妃“阴为内助”，由礼部侍郎擢为黄门侍郎。次月张九龄为中书令时，李林甫亦升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权柄恩崇日甚。此年初，道士张果自言有神仙术，而且已有数千岁，玄宗请入宫中，恩礼甚厚。张果快活到年底，怕露出马脚，固请归山。“上由是颇信神仙”[3]。玄宗崇尚道教，道教与神仙原本都是“一家人”。武则天佞佛，屡徵张果，张果当然不敢奉诏。玄宗一迎即至，因为很合脾胃。李颀在《谒张果先生》就描写过玄宗欢迎的隆重：“吾君感至德，玄老欣来诣。受箓金殿开，清斋玉堂闭。笙歌迎拜首，羽帐崇严卫。禁柳垂香炉，宫花拂仙袂。”宫廷成了供养福地，金殿玉堂成了作法的道场。李白，热诚的道教徒，自述大名士酒友贺知章，一见而称他为“谪仙人”。玄宗深信神仙，对李白来说可算是同好。李白后来被请进翰林，除了作诗的天才，还与道教徒的身份有关。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他的入京是由玄宗尊敬的大道士吴筠推荐的，就可以证明。按理他和玄宗同一信仰，同样痴迷，然而他却以诗为利器，强烈批评玄宗的执迷求仙，像秦始皇的晚年一样：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氏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这是《古风》其三，此诗的前半篇赞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喻指开辟了史无前例的盛唐的玄宗，然前为英主而后为昏君，与秦皇汉武晚年好神仙很有些仿佛，都酿造了“两半载皇帝”的悲剧，这也是赞美与批评同寓一诗的原因。大刀阔斧的组合，表示批判中带有无限的惋惜！同题其四十八展现更为集中的批判精神，谴责秦皇“征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但求蓬岛药，岂思农鳸春[4]！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对此表示出绝大的悲哀！谴责惋惜的实质对象，当然非唐玄宗莫属了！
大唐的衰败是逐渐演化的，但开元二十四年确实是变化的分水岭。一是玄宗不听张九龄按法诛杀安禄山之谏，反以为“枉害忠良”；二是以奸臣李林甫为相，任其所为，大权旁落[5]，三是张九龄罢相，“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将相如此重大的更张，居然颠倒到如此程度，这与开元前期任用姚崇、宋璟、张说等名相相较，真是判若两人。在位已25年的玄宗，开始怠于政事，放手奢欲，以至于昏聩荒诞到如此程度，为天下大乱埋下了种种祸根[6]。李白秉承屈原的爱国精神，又以激烈悲愤的骚体诗《远别离》发出沉痛的呼喊，倾泻着无尽的忧虑：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此实对大唐帝国天昏地暗的描述。此诗并没有出现在安史之乱中，而应是针对祸端已兆的天宝后期。屈子式的忠诚，距杜甫天宝十载的大声疾呼“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当为时不远，两位诗国巨星，无论个性是现实的还是浪漫的，都表达出同样的忧患与批判。当开元末初入长安不遇时，李白就有权相蔽贤的苦闷，在《梁甫吟》中抒发郁闷无路的愤慨：“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李白叔父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是“梁武昭王暠九世孙”，这当是李白生前的嘱告，也就是说李白与李唐同宗同姓[7]。他的个性与禀赋以及出身都与屈原极为相近，所以李白关于长安与国家的诗都流淌着强烈的爱国精神。而且不仅以上两诗显现了天才的追踪屈辞，像《蜀道难》《鸣皋歌送岑征君》《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莫不如此。
玄宗晚年又宠幸杨贵妃，政事悉委于李林甫，接着重用杨国忠，且轻启边衅，使大乱暴发已在眉睫，自己却沉溺于荒淫之中。李白的《乌栖曲》以“吴王宫里醉西施”的描写，暗示奢侈荒宴必然带来麋鹿游于姑苏的亡国之祸，只是没有说破。兴寄深微的暗示又不可避免地包含对现实的讥讽——长安城里昏乱的唐玄宗也同样好景不长！这诗不一定纯出于“虚构想象”（宇文所安语），在玄宗宫里他目睹过无度的酣歌醉舞，可以说《阳春歌》的“飞燕皇后轻身舞，紫宫夫人绝世歌。圣君三万六千里，岁岁年年奈乐何”，以及奉诏之作《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可以视作此诗谜底的一半。
总之，长安不仅是李白终生希冀的“愿为辅弼”的圣地，也是他大展雄图之地。待诏翰林虽然前后连带不过三年，然而两入长安，使他对大唐帝国的京华烟云有了更深刻的观察与了解，帝国的腐败与唐玄宗的昏乱以及对他的恩遇，在他的诗歌里形成多重的复调，批判长安超过了对长安的向往。长安城由上到下的豪奢与荒唐无不在他笔下得到尖锐的讽刺，虽然他曾经一度成为皇宫的座上宾，轰动过长安一时。李白的伟大之处，也正体现在对长安对唐玄宗庞大豪奢集团的批判上。他的许多名诗大作均以此为焦点，反映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虽然比不上杜甫那样全面翔实，但在对长安上层集团的抨击上，甚或超过杜甫。他也热爱长安，主要是热爱至尊公卿除外的长安民众，而长安民众的思念与感情，就这样体现在他天才的诗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