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讲义热”：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现象
“讲义”作为独立词条最早出现于晋代，晋人陆士龙有“郎中令臣云，言闻古之君子，既圣德在身，又外求诸物，是以广纳俊士，博□观载籍朝夕，师传夙夜勤礼，宾友嘉客讲义于前，往古来今日闻于耳，故知积德广而流芳”[1]的表述。这里，“讲义”作为动宾结构的合成词，是讲说经义的意思，这构成了“讲义”最早、最基础的词义。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讲义”的含义有所扩充，除指讲说儒家经典外，还有讲说佛学经典之意。此义最早见于《求那跋陀罗传》，“辞小乘师进学大乘，大乘师试令探取经匣，既得大晶华。严师喜而叹曰：汝于大乘有重缘矣。于是读诵讲义，莫能酬抗，进受菩萨戒法。乃奉书父母劝归正法。”[2]
南北朝以降，“讲义”一词在使用中逐步呈现名词化趋向，“解经”的意味也越发明显，“讲义”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偏正结构的名词词义——解释经典的书。北宋邢昺在《<孝经注疏>序》中对“讲义”的名词化过程有比较明确的描述：“今特翦裁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号之为讲义也。”[3]
到了宋代，“讲义”的教育意味日渐凸显，这首先表现在帝王教育方面。“经筵”是我国古代一种帝王教育制度，由经筵（狭义的经筵指帝王讲席的开学典礼）、日讲（每日正规功课）和讲义进呈三部分构成。讲义进呈是指将讲章直接递呈给帝王，供帝王在宫内自行阅读学习。后经筵、日讲逐渐废止，但讲义进呈一直延续到清乾隆年间。朱彝尊《经义考》：“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4]，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蔓衍之辞说者，徒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而习愈薄矣。”[5]这段话记录了讲义进呈之肇始，梳理了讲义应用于教育的过程。
随后，讲义在朱熹为宋宁宗讲授《大学》的过程中，完成了由供阅读到随讲随编供现场教学使用的蜕变。“是日命朱熹讲大学，除待制兼伺讲辞不久，熹寻奏云：臣伏见近制，每遇单日早晚进讲，及至两日或值假，故即行权罢。……。熹每进讲，务积诚意以感格上心。以平日所论著者敷陈开析，坦然明白可举。而行讲必有可以开益上德者，罄竭无隐，上亦虚心嘉纳焉。”[6]“越三日，晚讲因奏曰：臣所进讲大学口义不审，曾经圣览，否上得其甚好，无可疑。又奏万机事烦，恐讲义卷轴大，难于披览，欲写成册子进入以便反复观考，上欣然曰：正欲与卿做册子，来可速进入。”[7]后人于此作了通俗说明：“南宋时，宁宗做了皇帝，委朱熹做侍讲。朱熹教宁宗读大学一书。每讲一章，必编成讲义，每有讲义且传及宫中诵读。这是中国有讲义的开始。”[8]
另一方面，讲义也在民间书院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书院教育到宋代已基本成形，其教学方式主要有升堂讲学、自行理会、质疑问难和展礼四种。其中，升堂讲学一般都要编写讲义，宋代著名的书院讲义有朱熹《中庸首章》《大学或问》，陆象山《白鹿洞书院讲义》，吕祖谦《丽泽讲义》，陈文蔚《南轩书院讲义》，文天祥《西涧书院释菜讲义》，王柏《上蔡书院讲义》，明道书院系列讲义等。元代讲义有程端礼《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明代有高攀龙《虞山书院商语序》，吕柟《东林书院语》《解梁书院语》，王廷相《石龙书院学辩》等。清代是书院普及和发展的时期，但受科举盛行的影响，其教学方式已由升堂讲学等四种逐步转变为以考课为主，并将前朝讲义交于学生自学，山长则以批阅课卷的方式指导学生，因此清代书院教育留下了很多著名课卷。《清史稿》中有“令诸生有心得或疑义逐条劄记，呈助教批判按期呈堂。季考月课改四书题一，五经讲义题各一，治事策问”[9]“外场试就学堂举行，择各科讲义精要一二条摘问，令诸生答述”[10]等记载。由此观之，清代书院已将讲义作为教材使用。
清末，“学西方”之风日盛,1903年癸卯学制的颁布从政策上宣告了传统教育的终结，书院纷纷改制为学堂，教学内容也有所调整。“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作人之至意。”[11]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其中有“官编教科书未经出版以前，各省中小学堂亟需应用，应准各学堂各学科教员按照教授详细节目，自编讲义。每一学级终，即将所编讲义汇订成册，由各省咨送学务大臣审定，择其宗旨纯正，说理明显，繁简合法，善于措辞，合用于讲授者，即准作为暂时通行之本”。[12]“讲义”解说经义的含义随着教育体制的转变逐步褪去，而越来越多地以教科书替代品的身份出现在各类教育中。
此外，教员课后整理出的讲稿和学生的随堂笔记也可视为一种重要的“讲义”类型。课后整理作为讲义生产的重要方式，古已有之。著名的《白鹿书堂讲义》是陆九渊宋淳熙八年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留下的，该讲义是陆九渊应朱熹要求在讲学后复又整理而成。“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诸生，与俱至于白鹿书院，请得一言以警学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许之。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熹犹惧其久而或忘之也，复请子静笔之于简，而受藏之。”[13]
通过以上文献考古不难发现，讲义经历了由帝王教育到平民教育，由仅限解说经典到用于普遍教学的变化过程。民国始建，教育改革迅速铺开，讲义这一传统教育的产物很好地适应了教育转型需要，在充实新的教育课程体系、调动固有教育资源、弥补教科书短缺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之而来的，“讲义热”成为民国教育转型过程中的独特现象，它伴随着现代教育体系的发展在民国校园铺开，并借助出版、报刊等现代传播手段将影响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
[1] 《陆士龙文集》卷九，四库丛刊景明正德刊本，第48页。
[2] 《求那跋陀罗传》，《出三藏记集》传中卷十四，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218页。
[3] 《孝经义疏补》卷首，清道光九年刻本，第7页。
[4] 元丰(1078—1085年），宋神宗赵顼年号之一，共8年。元丰八年二月宋哲宗即位沿用。
[5] 《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六通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52页。
[6] 《宋史》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8页。
[7] 《两朝纲目备要》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5页。
[8] 引自《我国最早的“讲义”和“积分法”》，见《人民教育》1961年8月，第57页。
[9] 《清史稿》志八十八，选举志一，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第1653页。
[10] 《清史稿》志八十九，选举志二，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第1676页。
[11] 《改书院为学堂上谕》，引自《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9页。
[12] 《中国近代学术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页。
[13] 《晦庵集》，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第1840—1841页。